近日，“上海影视四季沙龙·冬”活动在沪举行。编剧高满堂、王丽萍、王力扶、何晴，制作人侯鸿亮、蔡艺侬等知名影视人参加活动。

59岁的编剧高满堂今年蝉联“中国编剧作家富豪榜”的首富位置，《闯关东》《温州一家人》《北风那个吹》《家有九凤》等影视作品都出自他笔下。在接受访问时，高满堂提出了自己对于上海影视剧文化的建议，他认为上海电视剧细腻、婉约，“当时的《儿女情长》、《孽债》特别有气势”，但“如今的上海影视剧文化，尤其是当下，给中国的文化景象添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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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上海应该做一个大的电视剧文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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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如同养小鱼
在沙龙现场，诸位影视评论人就今年的影视作品展开讨论，也聊到了编剧对于体验生活的认知。
“《归来》特别矫情，我觉得一个不成功的作品”。这是高满堂的原话。在他看来《归来》中陈道明和巩俐那样的爱情还不够拥有饱满的想像力，尽管电影《归来》的票房与影响力还不错，但是从编剧的角度而言却还未到达极致，“故事还不够绝，只有做绝了才有出路”。《魂断蓝桥》的爱情戏为什么经典，因为够绝。

高满堂鼓励当下的年轻编剧一定要深入生活，“深入生活其实没那么简单，你要把所有的头发都炸开，巡航、捕捉，去爱去想去体悟，这个非常重要”。 以《老农民》等电视剧的创作为例，高满堂曾走遍五个省份、采访两百余人只为收集素材。他直指年轻编剧的通病，“想象力丧失的时候不会再走远，但这个想像力肯定是来源于生活积累和生活本质。我们很多年轻的编剧，不太愿意相信这个，他太愿意相信智慧”。

此次《老农民》是高满堂绸缪6年之后的作品，还原历史关注土地改革。
“他（高满堂）走了太多太多的路，也对得起中国的八亿农民。”电视剧《老农民》也得到了《北平无战事》制片人侯鸿亮的肯定。该剧自1948年讲起，叙述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到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家庭联产承包制、取消农业税，一直到2008年发放土地使用证，展现中国农民六十年的命运变迁。

为什么要写《老农民》？高满堂解释到因为农民形象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的缺席，“如今国内制作的电视剧一年高达1.5万集，其中涉及农民的作品太少。仅有的几部也往往是歪曲丑化娱乐化农民的，或极度软化弱化农民”。
作为圈里的高产编剧，高满堂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心得。“有人问我为什么能写这么多，一年好几部”，因为有一个“养育计划”，“你们都不了解我怎么做的。在鱼缸里养鱼，扔进去几条小鱼，不断地喂食，让它去长，哪条壮食了捞上来”。他说自己的电脑就是鱼缸，小鱼很多，编剧的工作相当“手艺化”，小鱼一条条喂养，写字也需要一个个字去敲去码，“我不断地去丰富，谁也偷不掉，想起来了一个桥段敲进去，不断地养，所以一条鱼，一条鱼，在你们看来特别多”。在“养鱼”的过程中给予养分是最快乐的过程，丰富人物、情节，结合想像直至做到成品，“我现在正在想的两部，写的两部，正在拍的两部，就这样不断地养着”。


不知道能不能做成“大上海三部曲”
“首先是选材，大上海小文化，电视剧的选材宽幅越来越窄”，“第二，电视剧更加家庭化、琐碎化”。高满堂分析说，上海电视剧尽管以当代题材见长，但上海的电视剧文化越来越规避一些社会矛盾，“从影视作品的深刻性，进入了家长里短的怪圈，令人遗憾”。他觉得上海文化在文艺追求中有点走入误区，“要么左、要么右”。左就是说教化，不够灵活；右就是偏向娱乐化。

在沙龙的现场，高满堂提出“上海能否做出一年一部的荡气回肠、惊天动地、极其震撼力的大作品来，我们需要长卷”。但他也强调不能为了追求大而大，中国电视剧在普遍“小制作”的状态下，影视剧采购产业链不够成熟的情况里，年轻的创作者不该急切地追求所谓大题材。“《浦江叙事》，包括以后的几部电影我很不喜欢”，大而宽泛的概念化的东西没有价值和意义，高满堂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怎么可以忽大忽小，做不好”。
在高满堂几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鲜少有机会与上海合作，他深表遗憾，“有一年合作了一次，是上海投了一部分资，1997年，电视剧《抉择》（李雪健、李幼斌主演）”。他提议上海重视海派文化的发展，“政府需要多支持多投资，不可以越来越地方化，需要海纳百川”。

据了解，2014年影视剧制作公司中排行前十位中，有四家来自长江三角洲，“但真正属于上海本土的制作公司非常少，更多的是在浙江横店”，在沙龙现场，高满堂表示希望与上海名编剧王丽萍能够在2015年展开合作，“原来咱们想做‘大上海三部曲’，不知道做不做得成这事”。

他甚至就“大上海三部曲”做出了详细的编剧阐述，“就写解放前、解放后、改革开放”。高满堂希望在2015年可以让自己的编剧生涯中多一些“上海元素”，“上海应该做一个大的文化工厂，我说的是电视剧的文化工厂，十年、二十年传诵下去，上海有这个实力。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长卷，而不是一个片断”，一直在期待一部与上海有渊源的戏，“一直在想做这样一部戏，一定要做绝，做成是别人不可重复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