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可谓是中国纪录片迈入了新纪元。这一年，纪录片拿到的“龙标”数照比往年增多不少，且一部《二十二》就以首日排片1.5%的占比，日后逆袭，终以1.7亿打破纪录片亿元票房记录，而去年6部纪录片票房的总和也才不过8292万而已。试问，下一部亿元票房的中国纪录片何时还会出现？



这些纪录片，虽然以排片微弱的条件下放映，却仍受到全国群众关注。以往，纪录片给人以一种“犯困”的印象被全然打破，更想不到的是，观众平均的观影年龄为23岁，而且在传播最广的自发群众都是85、90、00后群体。这一切预示着，纪录片的春天即将到来。

深刻、思考、有内涵……让我们记住了这些纪录片：艺术家蔡国强导演的《天梯：蔡国强的艺术》、所有男人都值得一看的《生门》、一个女人的诗歌《摇摇晃晃的人间》、抹不掉的那段记忆《二十二》等作品，让观众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感受大银幕，去沉静、冥思。



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论坛上，导演周浩（《大同》、《棉花》、《7%》）作为主持人，与嘉宾珠江影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张海燕董事总经理，传递故宫匠人精神《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萧寒，中国纪录片票房破亿的《二十二》导演郭柯，以及热播网络纪录片《寻找手艺》的导演张景，共同探讨了纪录片的未来。

周浩：借着郭柯的话题，探讨下，怎么突然出现一部《二十二》票房那么好的纪录片？这有点出乎你的意料吧。

郭柯：这是我第一次把片子往院线里推，当时对票房的概念还不是特别清晰，现在经历过后，才知道它的曲线和走向。

所以，片子能过亿，运气占了很大一部分，也包括慰安妇这个题材的优势和社会大众的帮助。众筹来的104万作为宣传发行费，其中跑路演、做海报和物料花掉很大一部分，其他在新媒体的宣传都是大家自发的，包括艺人朋友，像冯小刚导演，他们都是义务地为这个片子做自来水，才取得来今天这样的成绩。



还有一点原因可能是之前做的一部短片，叫《三十二》。在2014年，它就在网络上开始播放了，也许大家通过它对这个群体有了一些自己的认知，上映后又占到了题材的优势。在众筹上，有3万多民众转化成了票房，当时联系了50多个城市的几千群众，建了50个群，与他们密切联系，在宣传发行上有这样一个策略。

周浩：张海燕总您好像对《二十二》有一些研究，跟我们分享一下。

张海燕：《二十二》的票房会超过一个亿，不能忽略市场的因素。60%以上的纪录片没有办法上院线，而平均观众群体的年龄是23岁，它决定了什么样的片子能上院线，哪些才能够成功。《二十二》这部片子占80%的观众群体年龄是20-29岁，也就是说，能够看懂或者比较欣赏这部影片的，一定比平均的观众年龄高一截。所以，在选择片子上，不能选择难懂的，或者揭露一些原来中国乡村社会问题的影片，因为观众没有接近性，就没有感受。



张海燕

《二十二》有一个国际化大的关系背景，在焦点问题中，最感性的是慰安妇问题。而该纪录片的成功不仅仅是用纪录片的形式展示慰安妇问题，而是通过讲述慰安妇的故事，来打动这帮年轻的观众群体。

比如张杨拍的《冈仁波齐》，他不承认这是一部纪录片，但它跟纪录片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在院线上，都称为艺术片。为什么大家会去看《冈仁波齐》？因为题材占了优势，体现了西藏的神秘文化。那《皮绳上的魂》不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第一部已经赚了两部片子的钱。类似题材做完后，再去重复这样的题材，观众就会有一种审美疲劳，很难成功。



另外，《二十二》还有一个最成功的因素是宣传。这部片子第二天票房是300多万，如果故事片第一天的票房只有300多万，那么就预示着片子在两千多万时就会结束。但是，《二十二》从第一天开始就很平均，放映了100多天。因为纪录片有可持续性，它的成功在于题材的选择、表现的手法和宣传的手段、发行的手段。

周浩：萧寒导演的《二十二》前面一部创中国纪录片票房的是《喜马拉雅天梯》，跟我们讲讲。

萧寒：《喜马拉雅天梯》2015年上映，宣传都是靠大家奔走相告，针对深圳、广州有很多热爱登山和户外的人群，凭自己的想象寻找观众。那时预测，五年之内有可能会有过亿的纪录片，但没想到两年时间郭柯的影片就实现了一亿。这是艺术类型影片能够爆发的时代，是特别让人兴奋的一件事。



萧寒

回过头来，冷静思考一下，不能单纯因为《二十二》票房过亿，就认为纪录片的夏天到了。其实，并不需要每年都有过亿的纪录片，如果能有五部达到几千万票房，这才是一个最良性的、最好的市场。这对于所有做纪录片创作，做小众类型电影的创作者来讲，是一个强心针。

周浩：《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上院线的片子，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个经验对你下面的创作有什么借鉴？

萧寒：所谓积累的经验就是对市场和观众的经验。如果说和创作关系最大的经验就是共情性。通俗一点讲，因为没有明星可以卖，没有大的制作、大的CG可以卖，我们还能拿出来什么呢？这些相对小众的片子，成功就是卖情怀，与观众产生情感的共鸣。



至于在营销这部分的层面，就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点，去寻找什么样的人士成为我们的观众。《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播出的时候没有那么热烈的反响，但是一个月之后它在B站火了。突然发现原来是这样一个群体，非常热衷于做自己喜欢作品作者的传播者。他们年纪很小，平均17.5岁，不断有年纪更小的观众进来，就这样一直保持着特别年轻的状态。这也是在前两部片子上的尝试，小众的片子如何尽可能多地寻找到它的观众。

周浩：我特别反感寻找规律，但是今天又企图去总结以前所谓的成功经验，为未来的需要去做某种预测。张景，你的片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关注度？

张景： 我的片子为什么能火，郭柯已经解答了，还有《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什么能火，如果能找到规律，早就被大的制片公司应用了，正因为没有现成的规律，所以每一位都有机会。

周浩：亿元票房可以被定制吗？张总的看法是什么？



周浩

张海燕：所有纪录片、艺术类的片子都是不可以定制的，它有创作的个性。全国有600多个艺术电影厅，一些比较好的影院会拿出一个厅来排艺术电影，纪录片是艺术电影的一种形式。通过这样一个举措，不断地提高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水平，使中国电影的市场走向成熟，但23岁这样的平均年龄反映出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不成熟的，把年龄层次提上来，才是关键。

但是做艺术电影，并不仅仅是情感的共鸣点，还有思想的共鸣点，找到了共鸣点，就能找到观众群体，才有足够的观众和票房来支持纪录片的再度发展。

周浩：亿元本身是一种白纸，我们更喜欢探讨的是怎样才能拿到钱去拍纪录片，拍什么样的纪录片。郭柯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的下一个片子题材是什么，是不是钱追着你来了？

郭柯：说钱追着我来，有点夸张，但确实有些人来找我。个人觉得这是最危险和特别容易迷失的时候，先不要去接外面的活。

下次拍的是更冷门的题材，关于临终关怀的90后女孩，她是做音乐治疗的，给人们舒缓情绪。从我个人来讲，如果是由心发现的东西，才会去拍。



郭柯

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是未知性。不要太考虑后果，只要价值观是正确的，就做下去。我个人比较极端一点，拍片子的时候先不想能拿出多少钱，但前提是生活上要有基本保障，这样在没有交易的前提下去做片子，自己会更执着，只为片子好，这是当时拍《二十二》的状态。

《二十二》不能成为纪录片界的一个标杆，更不能成为榜样，因为它不可控因素太多。对于这个题材，我相对地用一些电影化留白的方式处理，让大家觉得这个纪录片在手机、电视上可体会到所未有的感受，目不转睛的观看下去。
那么，《二十二》能给纪录片界带来什么呢？我希望张总对纪录片的排片更加有信心，让更多老板给纪录片导演投入一些资金，让大家自由地创作。

周浩：大多数人拍片子，还是“我要拍片子”的状态，一定要去表达，这是一个好片子的根本。萧寒谈谈你的新片子，肯定是冲着票房去的吧。

萧寒：不是冲着票房。之前跟周浩导演一起聊，他说人应该在30岁之后再开始去做纪录片，因为需要更多的积累、积淀之后才可能对生活认识，才会有自己表达的态度和观点，这是挺重要的。

30多岁才做第一部片子的好处是，心理的准备够，钱上的准备够，有了这笔钱，去做喜欢的片子，而不是到处去找钱，这样就会少一些干扰和顾虑。纪录片应该在一个黑的场景里面放映，在更大的荧幕上去感受，有一个安静的场景下，才能更容易的把情感带入。第一部片子算是我对于纪录片的了解、实践。



第二部开始筹拍《喜马拉雅天梯》，花了四年时间，从决定要拍的开始，就想进入影院。所以就奔着这个目标去，不管票房怎么样，但至少有这样一个情结，可以去实现。从摄影、画质上的考虑，我们要做4K，包括调音、调色，找来两位格兰美奖的音乐获得者，和金马奖最佳剪辑马修。先有这样一个目标，再去做所有的一切。

在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前，我也想好了一定要让它上院线。所以，从拍摄许可的审批、报备等等，都按照计划去做。我一直很反对说纪录片是纪录片，电影是电影，我们做的只是电影中的某一个类型，但前提都是在为一部电影做准备。

周浩：听大家说完，觉得自己特别悲催，因为我属于老一辈了。在这一辈人里面，包括刚刚获得金马的马莉的片子《囚》，是一个人拍出来的，郭柯拍《二十二》，团队将近30个人，这种阵容是一般人没法企及的。我不清楚，也没有答案，是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人拍出来的片子注定没有观众。因为我的观众群体是在30岁以上的，昨天我还自以为地说《大同》如果能上映，也能过亿吧，现在可能是一个梦想。希望老天爷能保佑我用一个小团队，用非4K、一般的拍摄也能够有几千万的票房。

周浩：张景，最近有人找你拍片子，给钱吗？给多少？



张景

张景：有。这时就考验，到底是跟着自己内心走，还是跟着资本走，这时的选择是很痛苦的。当时，有8家平台或投资方找到我，但在谈到钱的时候，他们把口袋捂的很紧，说白了就是想让我卖身。比如版权，不能再和第三方合作，意味着版权给了他，我只作为虚有的版权共享者。而且，如果在不能按计划和时间交片的情况下，就要给我派一个执导，当听到执导的名字时，觉得大家根本谈不笼。

周浩：这方面萧寒老师是有经验的，《喜马拉雅天梯》植入广告500万。给我们分享下你跟钱交流的经验。

萧寒：我对钱既不逢迎，也不排斥。《喜马拉雅天梯》从刚开始开拍的时候，一开始预算是一两百万，钱一下子就花没了，最后的制作成本是1300万。其中，有3家品牌植入，即便不植入，我们也规避不了它。

2014年，没有人知道萧寒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喜马拉雅天梯》。当时我们拿了一支3分钟的4K精美片花，挨家挨户去找人谈，硬着头皮找钱。当五百万花到四百万的时候，红牛的第一笔赞助进来了，当时真的弹尽粮绝了，挺惊险的。



如果钱花完了，钱没有进来，怎么办？拍纪录片有一个好处就是可先停下来，明年再拍，用一年的时间去找钱。现在回过头来好像谈笑风生，但当面临那一刻时，花钱的速度飞快，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无论选择什么样的钱，绝不能干扰我的创作，这是一个前提，这是我的一点经验。

另外，问张总一个问题，在座有志于纪录片电影创作的人，都希望片子进到院线，在给一个片子确定排片量，依据来自于哪些？

张海燕：大家不要期望给艺术片或者纪录片多高的排片率。院线给片子排片，首先要看观众的反响，比如豆瓣、猫眼，还有其他的网络，像微博、朋友圈对片子的评价，这是一个标准。第二是给院线的经理们放一场，让他们先看，看后对影片也会有一个比较公正和准确平均值的排片率。

周浩：第一次看《二十二》后，张总对它有信心吗？

张海燕：《二十二》这部纪录片，跟我在电视上或者在网络上看的纪录片不同，它确实有差异性，是用电影的方式在表述，这是最关键的。在电影院里还有视觉和听觉的冲击力，这样的纪录片更震撼，更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



郭柯：现在有更多资金来支持纪录片行业，也确实应该有世界上的一些标准。比如，我会把老人的采访做完后，再去收一些，比如鸡叫、昆虫声等等。声音全部要在后期做5.1声道，只有在电影院里，才能让观众相对身临其境地感受当时表达的环境，这些都是在资金支持的前提下才能达到的。

周浩：怎么才能做出亿元票房的纪录片？

张海燕：院线可以支持导演，不仅给排片，还可以给钱。比如在全国8000多家影院，多找几条院线之后，投资者完全可以与终端市场先结合，大家再一起组盘。现在市场不能搞独立制片的模式，需要市场的力量。市场可以给大家更多、更大的舞台，更好的展现。当然，还需要更多的钱来做支撑，资本的支撑不可能没回报，因为这是市场的规则。这种支撑，只要在没有破坏性或者不影响独立表达的情况下，做任何片子，只要愿意跟市场结合，它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

张景：现在这个社会会让你不小心就冒出来，《寻找手艺》对外说花了160万，这包括我整个家庭的吃喝拉撒，四年没收入，而真正花在这部片子上的大概是50万左右，这些钱就能拍一部5集200多分钟的片子。当然，这些钱上院线就别想了。



下一部《寻找手艺》要上院线，不管它成不成，先做出来再说，有这种想法是因为萧寒导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现在网络什么都有可能，只要是好东西就能滚起来。

郭柯：任何事情可以尝试一下，有人给投资，我们不拒绝。纪录片界可以稍微拧成一股绳往前推进，大家可以往这条路上去想该怎么做，虽然力量很小，但是会尽自己的力量去帮一把。

萧寒：这个建议我赞成。我认识很多纪录片导演，一个人一台机器，一拍就是五、六年，那样的拍摄方式，坚持下来需要承受的更多。在这个行业，大家真的需要有更多的合作交流，纪录片是一个创作，把它当成一个作品去做。在这样的条件基础下，如果有更好的年轻导演，我也可以不做导演，利用我的经验做监制，帮助更好的片子出来，尝试着让一些更年轻、更有机会的导演进到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