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深秋到2017年的初夏,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叫《缝纫机乐队》的梦。
我是《缝纫机乐队》的美术指导王竞,关于这部电影的美术部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是一个有关于摇滚乐,有关于情怀的故事,也有关于导演年少时未完成的理想。所以在拿到剧本之初,就想做一个理想化的城市,让整个片子的视觉呈现有一个乌托邦的感觉。
这部电影的场景从地域上划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集安,一个是北京。环境是人物心境的外化。程宫和胡亮对应了两个城市不同的视觉符号。北京在这个故事中承载了 “现实”,我们想把它处理成一个冰冷、灰色的城市,甚至说是一个钢铁森林,充满冷漠和无聊,它更多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状态。而集安我们想要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城市,充满活力与可能性,让它更有烟火气,视觉呈现上更具有跳跃性,色彩更加活泼。但是到了集安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城市的规划已经相当成熟,干净、整齐划一,和我们预想中状态有些出入。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在北京找一块地方,还原一个理想中的集安。
在北京堪景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废弃工厂。老工业基础的质感充满着怀旧气氛,看完剧本走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对我来说特别有代入感,一些社会主义风格的元素和重工业的残留痕迹,就是我心目中一个东北的摇滚之城的形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自己造一个集安,造一个摇滚之城。
修车厂的场景前身是一个不在规则形式内的库房,有一个伊斯兰风格的门,又有中式的花窗,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想,胡亮的修车厂如果是这个样子,区别一下我们以往认知中的修车厂的形态,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就这个基础我们进行了再设计和改造。
在做集安城市概念设定的时候,我们参考了一些卡通片,想让它的视觉风格更浓烈一些,整体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而《缝纫机乐队》是个喜剧,我们希望场景本身的元素中,自带一些有意思的 “表情”。胡亮骑自行车经过街道的一场戏中经过了一家名叫“青葱岁月”的游戏厅,实际上这是“green day”的译名;“飞艇音像店”也是暗指英国乐队“齐柏林飞艇”;修车厂天台远处又一个水塔上写着“27”,暗指很多伟大的摇滚乐手死于27岁,被人戏称27俱乐部;天台上有一个广告灯写着“天堂之门开锁”指代的是经典曲《knockon heaven’s door》。诸如此类的小设计,我们安插进去特别多,希望能给喜欢摇滚乐的观众们慢慢发觉。
胡亮的房间copy了我大学时候的出租屋,同样有对摇滚乐的一腔热血,并且对胡亮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性做了一些加工,让他“活”在这个空间里,有真实的代入感和生活状态。
在大吉他雕塑设计初期,我们尝试了很多造型方案,比如美式的色彩感,再比如一些特有的社会主义造型的气质,但是和导演定的最终方案摒弃了一切装饰,最终选择了现在朴实、单纯的吉他形象。我觉得导演想要这个吉他在城市中做一个“精神支柱”,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应该是厚重有力量感的。最终呈现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在建造大吉他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的混凝土和骨架,为了保障安全所以特别结实。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在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到了拍摄后期,留给我们拆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必须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它从一个完整的巨型城市雕塑,变成一个废墟,并且造型的气质要满足设计之初“迟暮的英雄”的设定。
当吉他倒掉那一刻,我真的感同身受,当时一下感觉到了胡亮在那个雨夜,对着工人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个大吉他可能变成了我们整个这一组人马的精神寄托一样,拍演唱会的那天,大家在现场聊天都说,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
吉他从起到落对我来说,也是见证了胡亮、程宫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也是对“理想”的解读上有一些新的触动。因为我自己也喜欢音乐,当年也曾经有过想组乐队的冲动,也是种种原因最后放弃了。现实中吉他的倒下对于我们内心的音乐情结来说,反而是一个在心中重建的过程。导演说“只要有心想玩儿,几岁都不晚”,当时觉得这句话也对,这个梦想也许不一定在音乐上,可能是曾经有过但是放弃的那些理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电影会带给观众的一些触动吧。
当初拍《父子雄兵》时和鹏导加了微信,导演主动聊起来说,
“咦~你微信名叫轰隆隆啊,喜欢摇滚乐吗”
“喜欢啊”
“我下面有个有关与摇滚乐的故事,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好啊”。
就这样,在2016年的深秋到2017年的初夏,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叫《缝纫机乐队》的梦。
这是一个有关于摇滚乐,有关于情怀的故事,也有关于导演年少时未完成的理想。所以在拿到剧本之初,就想做一个理想化的城市,让整个片子的视觉呈现有一个乌托邦的感觉。
这部电影的场景从地域上划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集安,一个是北京。环境是人物心境的外化。程宫和胡亮对应了两个城市不同的视觉符号。北京在这个故事中承载了 “现实”,我们想把它处理成一个冰冷、灰色的城市,甚至说是一个钢铁森林,充满冷漠和无聊,它更多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状态。而集安我们想要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城市,充满活力与可能性,让它更有烟火气,视觉呈现上更具有跳跃性,色彩更加活泼。但是到了集安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城市的规划已经相当成熟,干净、整齐划一,和我们预想中状态有些出入。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在北京找一块地方,还原一个理想中的集安。
在北京堪景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废弃工厂。老工业基础的质感充满着怀旧气氛,看完剧本走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对我来说特别有代入感,一些社会主义风格的元素和重工业的残留痕迹,就是我心目中一个东北的摇滚之城的形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自己造一个集安,造一个摇滚之城。
修车厂的场景前身是一个不在规则形式内的库房,有一个伊斯兰风格的门,又有中式的花窗,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想,胡亮的修车厂如果是这个样子,区别一下我们以往认知中的修车厂的形态,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就这个基础我们进行了再设计和改造。
在做集安城市概念设定的时候,我们参考了一些卡通片,想让它的视觉风格更浓烈一些,整体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而《缝纫机乐队》是个喜剧,我们希望场景本身的元素中,自带一些有意思的 “表情”。胡亮骑自行车经过街道的一场戏中经过了一家名叫“青葱岁月”的游戏厅,实际上这是“green day”的译名;“飞艇音像店”也是暗指英国乐队“齐柏林飞艇”;修车厂天台远处又一个水塔上写着“27”,暗指很多伟大的摇滚乐手死于27岁,被人戏称27俱乐部;天台上有一个广告灯写着“天堂之门开锁”指代的是经典曲《knockon heaven’s door》。诸如此类的小设计,我们安插进去特别多,希望能给喜欢摇滚乐的观众们慢慢发觉。
胡亮的房间copy了我大学时候的出租屋,同样有对摇滚乐的一腔热血,并且对胡亮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性做了一些加工,让他“活”在这个空间里,有真实的代入感和生活状态。
在大吉他雕塑设计初期,我们尝试了很多造型方案,比如美式的色彩感,再比如一些特有的社会主义造型的气质,但是和导演定的最终方案摒弃了一切装饰,最终选择了现在朴实、单纯的吉他形象。我觉得导演想要这个吉他在城市中做一个“精神支柱”,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应该是厚重有力量感的。最终呈现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在建造大吉他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的混凝土和骨架,为了保障安全所以特别结实。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在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到了拍摄后期,留给我们拆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必须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它从一个完整的巨型城市雕塑,变成一个废墟,并且造型的气质要满足设计之初“迟暮的英雄”的设定。
当吉他倒掉那一刻,我真的感同身受,当时一下感觉到了胡亮在那个雨夜,对着工人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个大吉他可能变成了我们整个这一组人马的精神寄托一样,拍演唱会的那天,大家在现场聊天都说,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
吉他从起到落对我来说,也是见证了胡亮、程宫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也是对“理想”的解读上有一些新的触动。因为我自己也喜欢音乐,当年也曾经有过想组乐队的冲动,也是种种原因最后放弃了。现实中吉他的倒下对于我们内心的音乐情结来说,反而是一个在心中重建的过程。导演说“只要有心想玩儿,几岁都不晚”,当时觉得这句话也对,这个梦想也许不一定在音乐上,可能是曾经有过但是放弃的那些理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电影会带给观众的一些触动吧。
当初拍《父子雄兵》时和鹏导加了微信,导演主动聊起来说,
“咦~你微信名叫轰隆隆啊,喜欢摇滚乐吗”
“喜欢啊”
“我下面有个有关与摇滚乐的故事,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好啊”。
就这样,在2016年的深秋到2017年的初夏,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叫《缝纫机乐队》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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