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的深秋到2017年的初夏，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叫《缝纫机乐队》的梦。

我是《缝纫机乐队》的美术指导王竞，关于这部电影的美术部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这是一个有关于摇滚乐，有关于情怀的故事，也有关于导演年少时未完成的理想。所以在拿到剧本之初，就想做一个理想化的城市，让整个片子的视觉呈现有一个乌托邦的感觉。



这部电影的场景从地域上划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集安，一个是北京。环境是人物心境的外化。程宫和胡亮对应了两个城市不同的视觉符号。北京在这个故事中承载了 “现实”，我们想把它处理成一个冰冷、灰色的城市，甚至说是一个钢铁森林，充满冷漠和无聊，它更多反映的是“现实”的生活状态。而集安我们想要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的城市，充满活力与可能性，让它更有烟火气，视觉呈现上更具有跳跃性，色彩更加活泼。但是到了集安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城市的规划已经相当成熟，干净、整齐划一，和我们预想中状态有些出入。所以最后我们决定在北京找一块地方，还原一个理想中的集安。




在北京堪景过程中，我们偶然发现了这个废弃工厂。老工业基础的质感充满着怀旧气氛，看完剧本走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对我来说特别有代入感，一些社会主义风格的元素和重工业的残留痕迹，就是我心目中一个东北的摇滚之城的形态。所以当时我们就提出这么一个想法—自己造一个集安，造一个摇滚之城。




修车厂的场景前身是一个不在规则形式内的库房，有一个伊斯兰风格的门，又有中式的花窗，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想，胡亮的修车厂如果是这个样子，区别一下我们以往认知中的修车厂的形态，可能会更有意思。于是就这个基础我们进行了再设计和改造。


在做集安城市概念设定的时候，我们参考了一些卡通片，想让它的视觉风格更浓烈一些，整体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而《缝纫机乐队》是个喜剧，我们希望场景本身的元素中，自带一些有意思的 “表情”。胡亮骑自行车经过街道的一场戏中经过了一家名叫“青葱岁月”的游戏厅，实际上这是“green day”的译名；“飞艇音像店”也是暗指英国乐队“齐柏林飞艇”；修车厂天台远处又一个水塔上写着“27”，暗指很多伟大的摇滚乐手死于27岁，被人戏称27俱乐部；天台上有一个广告灯写着“天堂之门开锁”指代的是经典曲《knockon heaven’s door》。诸如此类的小设计，我们安插进去特别多，希望能给喜欢摇滚乐的观众们慢慢发觉。







胡亮的房间copy了我大学时候的出租屋，同样有对摇滚乐的一腔热血，并且对胡亮的人物性格和职业特性做了一些加工，让他“活”在这个空间里，有真实的代入感和生活状态。





在大吉他雕塑设计初期，我们尝试了很多造型方案，比如美式的色彩感，再比如一些特有的社会主义造型的气质，但是和导演定的最终方案摒弃了一切装饰，最终选择了现在朴实、单纯的吉他形象。我觉得导演想要这个吉他在城市中做一个“精神支柱”，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应该是厚重有力量感的。最终呈现我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在建造大吉他的时候我们选择了用的混凝土和骨架，为了保障安全所以特别结实。也直接导致了我们在拆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到了拍摄后期，留给我们拆的时间非常紧张，我们必须要在3天的时间内，把它从一个完整的巨型城市雕塑，变成一个废墟，并且造型的气质要满足设计之初“迟暮的英雄”的设定。



当吉他倒掉那一刻，我真的感同身受，当时一下感觉到了胡亮在那个雨夜，对着工人歇斯底里的状态。这个大吉他可能变成了我们整个这一组人马的精神寄托一样，拍演唱会的那天，大家在现场聊天都说，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起见证了这个过程。



吉他从起到落对我来说，也是见证了胡亮、程宫的心路历程。对我来说也是对“理想”的解读上有一些新的触动。因为我自己也喜欢音乐，当年也曾经有过想组乐队的冲动，也是种种原因最后放弃了。现实中吉他的倒下对于我们内心的音乐情结来说，反而是一个在心中重建的过程。导演说“只要有心想玩儿，几岁都不晚”，当时觉得这句话也对，这个梦想也许不一定在音乐上，可能是曾经有过但是放弃的那些理想，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这个电影会带给观众的一些触动吧。



当初拍《父子雄兵》时和鹏导加了微信，导演主动聊起来说，
“咦～你微信名叫轰隆隆啊，喜欢摇滚乐吗”
“喜欢啊”
“我下面有个有关与摇滚乐的故事，要不要一起来玩啊”
“好啊”。
就这样，在2016年的深秋到2017年的初夏，我们一起做了一个叫《缝纫机乐队》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