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机，又搞了个大新闻。
1月15日，一段无人机近距离航拍客机的小视频，流传网络并引起了轩然大波。视频中，一台大疆“御”无人机，在距离杭州萧山机场约8.5公里，高度为450米的位置，拍摄了客机降落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一石激起千层浪，大疆迅速作出声明回应，谴责这类危险行为，并表示将积极配合调查，获得了主流媒体和飞手们的一片点赞。然而社交媒体上的热议，仍在发酵。
有人说，这是科技被滥用、监管部门不作为的结果，敦促政府、企业划定极其严格的禁飞区，甚至限制无人机的使用，也有人认为，科技本身无罪，极个别的案例不具代表性，一般无人机爱好者、从业人员普遍都是遵纪守法，是媒体公众的曲解和夸大，还是无人机技术的不成熟？针对本次事件，笔者将采取更理性的视角，为您深度解读
谈“机”色变背后的深处逻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公众对无人机安全性的担忧，在无人机技术出现的那一刻起，就已出现。
究其原因，大致可总结为以下三点：
(1) 客观上，无人机行业发展之迅速已远超规章制度的跟进速度，部分使用者缺乏足够的法律、安全、社会责任意识，造成社会危害
(2) 主观上，恐惧与抵制，是人类对待创新科技的本能
从汽车、到电脑、到转基因技术、人工智能。几乎所有颠覆性的创新技术发明初期，都被冠上“危险、灾难”的罪名。
以人工智能为例，人类对其认知，正是在“追捧”与“抵制”的矛盾跌宕中往返
但这种抵制，恰恰是人类的本能。
进化心理学研究指出，人类大脑负责危机预警的区域，叫杏仁核。人类的祖先，就是靠这个区域来处理新生的不确定性事物，如：从森林里异常的动静，联想到豺狼虎豹。杏仁核对人类的生存至关重要，往往会抑制前额叶皮质（控制乐观情绪的区域），以至于本能本能会对新事物产生过大的恐惧与抵制。
(3) 媒体的报道偏向与幸存者偏差
毫无疑问，飞机是目前最安全的交通工具，曾有数据指出：飞机失事的死亡率是去机场路上发生车祸死亡率的1/100，然而仍有大量民众相信，飞机是最危险的。
这是因为，新闻和商品一样，“物以稀为贵”
每天成千上万的车祸或许不会有媒体报导，但空难往往能成为全球报纸的头条，同时，幸存的人往往在采访时极力渲染空难发生时的恐惧，而更多的安全抵达的人并不会宣传飞行的安全性。

（本次事件中的Mavic Pro，在去年打败了苹果iPad，以9.5分刷新了美国著名科技测评网站The Verge的历史最高分）
即便是象征行业标杆的大疆，也未能幸免，甚至更受“追捧”。每一起与无人机相关的事件，都会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素材”，人们亦选择相信媒体所呈现的“非安全性”，
无人机该禁or不该禁？
我们讨论的“禁”，不是禁止使用，而是“严格限制使用”
目前“热线民众”给出的严格限制方案，无外乎三条：
（1） 限高120米
（2） 机场禁飞半径增至20公里
（3） 强制要求持证准飞，黑飞必究
先看限高，人们或许觉得，飞机越高，掉下来威力越大。其实不然，在空气阻力的作用下，120米和500米对地面端的伤害几乎完全一致，原理就和雨滴不会伤人类似
无人机的真正坠机危险，往往不是因为「无人机无缘无故掉下来」，而是因为「无人机被建筑干扰/遮挡信号失控」
（中国的“高楼化”现象越来越普遍，限制飞行高度，不仅不会降低飞行坠机后的伤害，反而会增加因低空建筑遮挡信号而失控的不确定性）
再看限飞20公里，有人指出，民航客机会在距离机场20公里以内，降至无人机飞行的最高高度，因此直接把禁飞区划到20公里就好了。
以台湾省为例，如果禁飞区为20公里，基本在沿海各大城市是别想飞了，不仅是航拍，巡线、勘探、测绘等众多重要应用领域都会大受影响，可谓是削足适履
最后再看强制要求持证准飞。
（目前在中国控制微型无人机是不需要持证的）
有人说，中国可以学习美国，强制要求飞手持证飞行，但若熟悉西方法律史和无人机发展历程的人，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
原因为：从本质上，这是不尊重自由市场经济规律的拍脑袋规定。
客观上，个人、企业已经对无人机出现的强大刚需，对成品一体机的严格持证管制，势必会极大增加无人机使用的成本，阻碍行业发展。同时，会让部分不愿持证用户，为了避开法规，选择技术和安全性更差的DIY无人机
正如广电严格限制国外电影进口，让大量低水平国产片泛滥影院，大众花了2小时看了部烂片，事实上是提高了“观影成本”，慢慢趋于不去影院，选择在家下载翻版“美剧”，最终受损的其实是中国电影行业本身
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在无人机案例里，是使用者普遍的安全意识提升，而非一纸证书；在电影的案例中，是电影的质量而非严格配额限制。
在去年六月份，美国取消了强制持证飞行的法规，可谓是迈出了前进的一步
监管者的策略：“让子弹飞一会”
可以说，无人机行业在中国迅速崛起的主要功劳，离不开像大疆这样的世界级企业，对科技和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但更离不开监管部门对无人机监管的智慧——鼓励、不打压、积极引导、违法案件出现一宗抓一宗
或许，有点像姜文的那句台词——让子弹先飞一会
一方面，企业快速发展迭代技术、完善禁飞区、安全飞行限制，积极配合政府；另一方面，监管部门采取“开放、包容”的姿态，引导行业良性发展。
同时，以大疆为首的企业，也在发展技术的同时，协助政府制定符合行业规范的法规，比如2016年9月在《无人飞行器用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技术要求》研讨会上，大疆就提出了极其严苛的锂电池标准：电池组应该在60℃环境下存储30天后放电时间不低于1.5h，电池应不鼓包、不泄露、不起火、不爆炸
从而提高无人机行业准入门槛，为无人机行业健康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反观美国，由于FAA对无人机采取了过于严格的监管和压制策略，使美国无人机企业丧失了在这个行业中的竞争力。
但或许有人会说，这难道不是政府的放任与不作为？
但其实，法律的本质并不是由政府来规定，而是一个客观的规律，由一群长期博弈的群体，默认衍生而来
著名经济学家李子旸曾在《市场的力量》中提到一个案例：
18世纪英国的捕鲸业蓬勃发展，当时欧洲对于鲸鱼的需求非常大，但在浩瀚的大洋上，分头进行捕猎和作业的船只，之间产生矛盾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因为鲸鱼非常大，射出一个鱼叉往往不会致命，有可能在这过程中，第二艘船又射出了鱼叉，才将鲸鱼杀死，那鲸鱼归属如何界定？有趣的是，尽管英国法律并没有相关的规定，但100多年来，英国法院却从未接到过这方面的诉讼，原因是，捕鲸船的老板们和水手们，他们之间自己形成了一套公平的规矩，来判断鲸鱼归属。
（18世纪英国繁荣的捕鲸业）
目前中国的无人机行业，正是出现了这样的共识：绝大部分用户都在企业的引导下，恪守安全飞行的准则，或许没有成文的法案，中心化的规章结构，但彼此心照不宣。这也是为何，在航拍客机事件出现之后，最极力宣传安全飞行、声讨危险飞行情绪最激烈的，是那些无人机爱好者。
而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公安部迅速出台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征求意见稿，完善了对违规的无人机的处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
而大疆，也迅速发表声明，并推出了全新的ADS-B广播式预警系统，帮助航拍飞行器的操作人员避开民航客机。
正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NTSB)首席研究员Robert Gretz对于空难调查的名言：事故已然发生，我们怀念逝者，但更希望能看到，在每一起意外过后，是企业对飞行器的安全性改进，是监管部门对安全政策的完善。
我们很欣慰在本次无人机近距离航拍客机的事件中，看到了企业与政府的迅速作为，但也要自我警醒：无人机飞行真正的安全，从何而来？政府的监管、企业的软硬件技术升级或许能带来帮助，但终究起决定作用的，是行业的积极引导，和每一位飞手安全意识的普遍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