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叶京导演的青春三部曲的媒体发布会和第一部《记得少年那首歌》的试映在北京百老汇电影中心举办。
叶京和监制冯小刚出席发布会，分享了拍摄初衷，并追忆了那段红色青春。

制作中的青春三部曲

叶京导演的电视剧颇受赞誉，此次初涉电影。
三部曲故事上没有特别关联，但都有对于那个年代的反思和情怀。
第一部《记得少年那首歌》之后，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海报

三部曲的第二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根据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改编，继续由叶京自导自编，目前已送审。之前还有一个同名电视剧。


《找朋友》海报

同时第三部《找朋友》也在计划中。

拍摄初衷

导演表示，那段红色青春是他魂牵梦绕的创作主题，用影像为所有经历过那段震荡岁月的五零后写一部心灵史是他的夙愿。
“这肯定是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创作的，这里面很多都是真实情况发生的。
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的东西不用编，不像现在电影在那儿生编硬套的，编故事，我们那个年代不用。我写这段电影的时候，并没有是特别牵强要编的故事。而且是很多人经历过的很平淡的故事。
1969年，“文化大革命”正是如火如荼的后期，“上山下乡”开始，那个时候中共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被作为中共的党章写进了党史，法定作为毛的接班人。
在那种形势下，我们家被赶出北京了。
那个时候觉得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所以这一段经历在我的记忆当中是抹不出去的。
我青少年的成长期和我所谓的初恋都发生在四川宜宾。
不像现在的宜宾，500万人，有一个酒——五粮液。
但是那个年代，那个城市才50万人，很闭塞。
2000年回了一趟四川宜宾，在此之前我一直没有回去过，回去以后碰到了当年的这些人的时候，给我了一个特别大的触动，我当时觉得必须要创作这个电影。
而且第一稿写的时候叫做《走过来走过去》，当年四川宜宾有一条街，类似于北京的长安街，很短，可能不到一千米的主大街，是当地的长安街，我们每天几个朋友天天围着宜宾的长安街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了N多年，走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很多的故事。我当时想拍这样一部电影。
但是我知道这么写下去电影拍不了，当时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有很多地下流行歌曲，包括现在找不着作者，甚至有一些当年为了创作地下流行歌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那个年代你想唱歌，你要唱革命歌曲，就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但是你不能唱当时的地下流行歌曲。
会被扣上黄色歌曲、流氓歌曲，甚至是反动歌曲的帽子，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不敢拿上台面堂而皇之去唱这些歌的，所以，我们在底下传唱了很多歌曲，我受这些歌曲的启发，后来改变了创作思路，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比较偏写意的，甚至用音乐书写整个电影画面的诗意的电影。
你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诗意现实主义。
“但我并不是自恋和自己沉醉于那个年代，在这儿自恋不能自拔地去创作这部电影。我现在就是活得特拧，我并不是陶醉于往昔我们那个所谓的美好时光，真的不是。因为那个年代其实给我们留下来的伤痛是最多的，有很多的东西不值得去歌颂。我想把两代人做一个反思和了结。
我希望更多的是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感受这个电影。
一说起“文革”，我们现在是谈古色变，认为“文革”历史直接翻篇了。可我的电影里还没有翻篇。
我最近写了一本书《一部电影难产记》，非常详细地写了电影创作整个的过程。”
冯小刚谈及自己类似题材的下一部片时也提到：“这是一个情结，在你心里不断成长，不断变得丰满，而且不断有一种要拍出来的欲望。”



时长四小时再现红色青春

此次试映的《记得少年那首歌》长达246分钟，对观众是个考验。
叶京认为只有四个小时才能完整实现导演意图。
而在格局上，本片参照了杨德昌导演的经典《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一开始按照这个思路创作，不加任何的浪漫、美化、诗意的，我想要一个雕刻感很强、很冷峻的电影。
我50出头的时候开始创作这个电影。还有关于电影的长度，冯小刚好心劝过我，王长田当时看这个片子，他很喜欢，当时想做这个电影的发行，让我剪成两个小时的电影，我当时说不可能，我就回绝了。他又让小刚劝我，把电影剪成一部。后来我只说了一句话，我当初怀孕的时候，我哪知道怀了一个龙凤胎，你让我做掉一个，你明白这些吗？小刚说明白了，就没有再劝我。
中国电影史上这么长度的故事片也是数一数二的，。吴宇森拍过《太平轮》《赤壁之战》，是能独立成章的上下部电影，
而这部1小时46分的上部就是一个电影的上半部分。
莱昂内的《美国往事》
冯小刚也力挺好友：“这个电影他的初心就是想把自己的青春经历给拍出来，所以就不要拿长度约束他了，这个事他是可以任性的。他也不是一个多产的导演，也是可以自己写好几年剧本，拍完了能剪三年的。
喜欢这个电影的人可能对这长度也没有问题；不喜欢的，剪成一个钟头他也坐不住，所以不如让这个电影保持初心、完整表达。”
片子节奏比较慢，类似情绪、场景、情节的循环比较多。有没有考虑缩剪？

叶京：从电影艺术和技术的角度来讲，把握电影的节奏非常对。但我拍电影是拍我内心的节奏。
当时拍完的时候我也傻了，一看粗剪素材是6.5小时。为了别让我一个人主观误了这部电影，我请教了很多人，也请了很多人来看来剪。最后落到廖先生身上，他也不了解我，也不认识我。廖先生说我得先看剧本，我电子传真给他一个剧本，剧本很多东西跟我这个都不一样的，因为我不太喜欢按照原剧本拍戏，他看完剧本以后，第二天就回了传真说，愿意来看看这个片子。他后来跟侯孝贤请假来了，来了之后看了三天，在我的工作室，我也没有打扰他，我给他看的是6.5小时的那个，老廖看完之后出来说，说这个电影我愿意无偿来剪。我非常喜欢，他说这是我近10年来没有看到的好电影。后来他说我得回去跟侯导请假，他走了两个星期之后请完了假给我剪片子。我当时为了不干扰他，我根本不去，我每天中午陪他吃饭盒，陪他聊30分钟的天，他剪片子有个习惯——喜欢了解导演。他特别想知道我的经历，我每天只利用30分钟陪他吃午饭的时候陪他聊，不聊电影，就聊我们过去的那点“脏事”，所以老廖觉得惊讶，我们这段经历他从来闻所未闻过，包括现在国外的，国际电影节也看过，他们很难理解这个电影，因为他们心目中中国的“文革”，不是政治运动就是张艺谋似的所谓的苦情悲剧，我也渐渐让他了解。他在20多天剪完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跟他一块儿去看完成片。当时在他来剪6.5小时之前，我已经剪了好几个版本了，我没有给他看。后来我去看，发现他比我留得还长，他完全就是侯孝贤的风格。我当时都说老廖你留这么长啊，他说叶导演，你的电影就是这样一个风格，不要受任何人的左右。因为我也信任他，他给侯孝贤剪出一个威尼斯来，他跟我聊侯孝贤拍《悲情城市》的时候，拍一半拍不下去了，后来老廖重新剪辑了一下，也很长，上中下，所以他对于这样一个节奏的东西是有经验的。当然我也很老廖明确说，这个电影我是拍给国内观众看的，不要考虑国际电影节，这是当时的共识。老廖说这个电影一点都不长，你就是这个风格，后来他交给我的是4小时三四十分钟，他临走前我们吃饭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老叶，我一般跟你们国内的其他导演合作剪片子，剪完后他们趁我走了，都会把这个片子剪短。确实我剪成了4小时十几分钟的片子。



审查的长跑

由于审查，《记得少年那首歌》从送审到通过到拍摄，过去了整整5年的时间。从2000年动笔写剧本算起到今天与观众见面，历经了16年了。

有一个插曲，我没有跟电影局打个交道，没有想到电影局的主管领导是开明领导的，而且懂电影，他跟我素不相识，第一次把我请到办公室跟我聊天，我没有想到，我觉得进政府衙门是一个让我非常畏惧的事，我特别讨厌跟衙门、官府的人打交道。当时为什么电影这么多年没有拍，我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个，我爆脾气，搞不好先跟人家拍桌子了。但是那天我们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那么开明，把我单独请去聊这段，他问我这个电影中的小火车站，那个当地的小煤矿，这个地方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当然真实存在的，让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乡，在山东淄博，一下子联想到他们家乡跟这个特别相似，他看到了自己的青少年成长期生活的背景。后来他问我薛北宁的经历，这个事，我说是真事，我父母为了这个事跟我哥哥当年都断绝了父子关系了。我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主管电影的领导已经热泪盈眶了，他看完一个电影，他是被深深打动和震撼的。我特别的幸运，碰到了这么一位开明的领导，要不然这个电影你们根本看不到，也不可能通过。而且当时审查的时候，我没有想到电影局的领导主动给我打电话，说这个电影4个小时的长度是有问题的，一般院线都希望越短越好，2小时之内，他们是作为一个商业的模式考虑的。所以电影局考虑可能要分开上映，就是切割，其实我心中并不是十分愿意把这个电影分成所谓的上下部，在我心目中就是一部电影。但是作为一个4个小时时长的电影，你们可能分开看，只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所以电影局考虑到这个事情，在中国好像电影史上没有过，网开一面，主动说给你发两个龙标，就是相当于批了两个电影。你们刚才看分开看的，都是片头有龙标，重新出字幕。所以这个是中国电影史上没有过的，给我发了，就是为了我的电影好上院线好操作，我给你一个龙标你上映不好办。

不过，影片末尾说的一些批评的话还是在审查时遇到了大麻烦。

现场发挥

叶京说：“拍摄稿的剧本中没有，是在我在现场发挥的，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不太依赖剧本。
《记得少年那首歌》这个摄影，是年轻的80后，很有想法，他知道我，我从来不做分镜头，他老想头天晚上找我说导演咱们明天拍这场戏，咱们分分镜头聊聊，我说我没有感觉，我要拍这个东西，我必须得到这个环境当中，景里面，现场，我必须得看到演员才知道怎么拍。
所以当时拍摄过程当中，包括你们看到上部结尾的扔油菜花，那不在剧本当中。”

艰难的筹资

叶京说：“我们生活中很随意，不像现在好像做影视就是特别的正儿八经的谈判、董事会。
我这个人不会这套，所以找钱特别困难——北京话儿叫扎不着钱。
我特别想借冯小刚一臂之力找点投资，终于扎着一酒贩子，他提出来说得到北京来，见着冯小刚、王朔才投钱。
我说好，做这个局，我那天就给冯小刚打电话说这个事，结果那天特不巧，组了一个局在工体一个餐厅，我糊里糊涂地晚上陪几个朋友在家里面喝酒我喝高了，就把这个事忘了。
结果因为那天我朋友家里闹离婚，弄得特伤感，我跟着哭鼻子，把我的大事给忘了。
结果冯小刚没见过酒贩子，也没人介绍就去了，最逗的是他们在酒局上自己吃上了。
过一会儿冯小刚一听我这边有事，知道我肯定有难事，不然我自己的电影，人家给我投资，我能不陪投资人吃饭吗？而且是我安排的饭局，结果我没有到场。
小刚先跟别人吃上喝上了，就替我把该说的话全说了，结果还给我发一微信，说你放心，我知道你碰到难事了，这个人你就交给我吧，一会儿我就给他灌晕了，让他给你投资。
我特别感动小刚的义举。这个投资人最后在小刚的忽悠下，还是拿钱了。

第一次《记得少年那首歌》咱们三个人喝酒的时候，和投资人，你忘了，那天签字画押，冯小刚还替我签字画押，跟卖人似的，因为投资人说了必须得冯小刚，怕说了不认账，让他写了一个类似于卖身契的东西，让他签字画押，说冯小刚必须得当这个电影的总监制。后来小刚就又签字又画押不厌其烦的陪着又照相又喝酒，结果他一喝就兴起了，当时就说老叶这个电影，你这个投资不够，剩的都是我给添，这是原话，你要是不够我给你添，这样吧，我现在就给你弄200万，这200万是我冯小刚个人给你这个电影的赞助。
我拍摄的过程冯小刚尽管是监制，也没有来探过班，因为他在拍别的戏。
但小刚算是从头到尾陪着我拍了这么一个《记得少年那首歌》。”



冯小刚监制

和叶京成长经历相近的冯导对本片的监制一职义不容辞，而被冯小刚称为“我们这拨人里面最能写的”王朔则任艺术指导。
冯小刚坦言：“没有那段经验，就很难把控这种激情、浪漫的风格。
找和我们血型不一致另外一个人监制，可能完全聊不到一块儿去，他们的经验、审美放在这里帮助不见得大。但是我们可以一拍即合，我很明白他要干什么，他拍的人是什么样的，以及这个演员，演得准不准。”

冯小刚说：“我当时表态监制费都给他了。
我也跟我们制片部门说，他这个片子投资非常少，但是他要把那个年代的味道拍出来，而且叶京又是一个不讲究的人，所以难度很大。
如果再多一千万，可能品质——道具、服装这块会更好。”

人物比故事重要

冯小刚认为：“现在大家都在说缺少好故事，但《记得少年那首歌》这样的电影，包括我下面要拍的电影，其实都是以人物为主的，是人物在故事中。人物写好了，让这个人物在荧幕上成长起来，人物能够进入到观众的内心深处去。
这个故事，时间一长，大家都会忘。
你说《美国往事》的故事、《教父》的故事，我说不出来。
像李向阳的故事，大家都能记得住。”

为什么薛北京多年后没回高小妹的信？

文革”时期，男女之间，尤其我们学生要敢谈恋爱，真的就是罪过，学校教师、领导、社会上都会声讨你，你的父母也不会答应你。
薛北京回到北京就是当兵了。
当兵以后部队的战士谈恋爱被领导发现了直接开除军籍。
我回到北京第二年就当兵了。
当兵的时候，在所谓特别禁锢的、不太有人性的年代，什么东西都受到限制。
我当兵的时候，连长指导员直接可以拆私人信件。
你要敢跟女孩谈恋爱写信被发现直接开除军籍，根本不可能有条件。
我当兵好几年，再也不敢写信了。
假如我没有当兵，我回到北京我的地址都不敢告诉高小妹。
如果她给我写信，我们家人会我把脑袋揪下来。

陈择军喊“妈”是不是有更丰满的剧情？

当时913事件以后，林彪叛逃了，他的背景原来就是地方的干部，被打成右派了，免了官职了，每天就是在DV礼堂放电影，老爱酗酒，不得志，因为陈择军的母亲已经过早离开人世了，这个孩子从小没有母亲，他想妈，所以他平常爱喊妈，这是真事，那是那个年代我们喜欢的恶作剧。他从小没有母亲，这个孩子，那个年代他喊妈是一个符号性的寓意象征，他从小没有妈，他妈“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早死了，他父亲装聋装哑不说话，抓他的时候说装聋作哑十几年，你今天终于开口了。所以这个孩子他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他就喜欢喊妈，其实是同时表现了他内心想自己的亲妈。但是他在生活当中，老把这个妈当成恶作剧去发现，这是真事。你们看电影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孩子说“妈”，那个电影院就爆笑了，我们当年在电影院看电影就这么干，我们经常看着看着电影特严肃的时候突然喊一句“妈”全场哄堂大笑，就是一个小时候的恶作剧。只不过他这个妈对于他个人的家庭身世有寓意，所以他父亲每天睡鱼缸，这也是象征，鱼缸是什么？“文革”时候不允许养鱼养花的，红卫兵抄家看你家有鱼缸还有花，直接碎掉，养花养鱼那是资产阶级的生活作风，是不可理喻的，是“封资修”，他父亲从他母亲死去以后，他父亲一直装聋作哑，天天躺在鱼缸里，都不上床睡觉，每天睡那里。所以这有寓意，我不养鱼了，我鱼缸还在，我就是鱼缸里的一条鱼，我天天就醉生梦死的躺在鱼缸里，为什么抬鱼缸的时候，他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海航行靠舵手》是我们那个年代人疯唱的红歌，现在很多街舞的老太太们还在唱着。歌词上来是“鱼儿离不开水，花儿离不开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鱼儿离不开水，陈择军的父亲就是那个鱼儿，他离不开共产党这个水，离了党他就活不成，所以他躺在一个干枯的鱼缸里面，还能活吗？是一条枯鱼了，没有了水的鱼缸里面，这是一个象征，这里面有政治含义。

韩陆一打了何川东，后来把眼睛踢坏了，后来打架把人捅了，也没有什么事，韩陆一受到的影响很大，怎么回事？
关于韩陆一眼睛被打瞎，还有为什么挨刀子。韩陆一把自己的哥们儿捅了，我讲一个概念，我们这代人是在暴力的宣教当中，我们生下来就是要为国家打仗当炮灰了，当时叫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要保卫国家保卫人民。我们这些生长在部队大院围墙下所谓的“红二代”，那个年代我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从小就能背《共产党宣言》，从小就唱国际歌，从小给我们的洗脑就是有一天解放全人类。所以我们从小成长的家庭，从小到大我们父母跟我们没有苦口婆心的教育，上来肯定就是一大嘴巴子，要么就是一脚，就是直接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从小给我们灌输的就是暴力解决所有的问题，暴力地对待这个世界，这就是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我们后来这一代人，我到了那个地方以后，我们当时已经在街上混迹接头，天天就是跟人打架，当时是以打架为荣，不光是跟别人打架，跟陌生人打架，甚至跟自己的朋友之间也经常反目。有把刀没人使了，也要拿朋友的屁股捅一刀练着玩。后来还有捅猪的情节，当年我们自己打磨的刀都是到猪圈先拿猪试刀，这是时代的因素造成的悲剧。可能要从大的方面理解，你有明白那个年代这些人的举动是什么，他们躁动，每天身上的荷尔蒙没有地宣泄，就想打架。何川东因为老欺负他，拿他当马，谁当马完全就是受气包，何川东老拿他当马，这个孩子也是很倔强的，韩陆一反抗给何川东，结果这一刀不得了，他的父亲也是传统的军人，把儿子眼睛踢瞎了，这个韩陆一心里充满了仇恨了，恨死何川东了。后来由于一只眼睛瞎了，当不了兵了，那个时候体检，你是独眼龙不可能让你当兵。所以何川东当兵走的时候，跑到他们身边炫耀，这是刺激韩陆一，又让韩陆一当马跳，这孩子又不干了，你去当兵，我当不成兵了，那个年代以当兵为最高的神圣职业，而且是崇高的理想。所以就又给他一刀，何川东死在他手上了。

安茹被叛流氓罪，不是枪毙了吗？

叶京：给何川东写过信，我认为这个电影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这么讲，那个年代不用说你是初恋，那个时候结婚的人，两地分居最后都离婚了，非常多，在“文革”没有结束之前，不能调到一块儿工作，这种分居非常重要的，更何况谈恋爱的青少年，在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下。当然我通过这个电影还有一个表述，这两个人不可能成的，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时代的折射和反差。
安茹不是被毙，是陪毙，我们那个年代枪毙犯人是需要一批犯人陪毙的，陪毙多残忍，只有法西斯干得出这个事，纳粹德国。我们是在陪毙，我看过好多次陪斗，北京很正常，红卫兵这么一弄，当年批斗彭德怀的时候，多少人在彭德怀的身后，都是我党的高级领导，是陪斗。当年北京的总后勤部，“文革”的时候镇压的和红卫兵联动那段历史，当时开了一个“万人大会”非常有名。“万人大会”就是把所有北京的当年的那些“黑五类”的子弟，一夜之间父母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黑五类”的子弟，全部押上台去批斗，台上是主斗，要判大刑的，台上的统统就是要被劳动教养的，要送到农村去改造。我哥哥年我们都在台下干过，我也陪斗过。就是一个杀一儆百的阵势，一个声势，这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安茹是被陪毙。

院线上映

本来今年4月29号公布了档期，但临时撤了，至今没能在影院跟观众见面，叶京坦陈有诸多难言之隐：
“不瞒你们说，这个电影做后期没钱了，我抹不开面子找小刚要200万。
结果一直因为后期缺200万，耽误了特别长时间。
我一直在跟各方面的人交涉、斗争，试图说服投资方，但是谁愿意多掏一分钱。”

对中国电影市场的思考

叶京：“现在国产电影为什么好不了？它并不是真正钱说了算，而是权说了算、政治说了算，有很多政治因素趋导人们，所谓趋利避害。
这个国家意识形态走的已经是马列主义的道路，经济基础却是资本主义的，这个很拧。
一个什么都拿钱说了算的国家，非要你讲道德，不是扯淡吗？
电影现在变成了一个特别喧杂浮躁的闹剧。
做电影还是需要敬畏心。我不想把我的世界观、价值观强加给观众。
唱支山歌给党听——难道不能唱支山歌给自己听吗？”
藉由影片，冯小刚也表达了他的思考：
“现在拍电影的市场非常好，所以很多人急着在市场上有大作为，算账太多了。
但更重要的，我希望能更丰富一点，有这样的电影，也有那样的电影。
导演对电影还是要有点诚意，对你要说的故事，自己是要非常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