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DGA专访李安，原文地址：http://www.dga.org
翻译：吴晓辉 如需转载，请标注来源影视工业网


记者：从某种意义上说，你既是一个台湾电影人，也是一个美国电影人，那么我们就来谈谈你是怎么开始，又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吧。
李安：我是在台湾长大，在非常没有艺术氛围的环境下成长的。我的家庭，还有我所处的文化都告诉我们要去学习一些实用的东西，考进一所好大学，然后来美国学习，得到学位。但是，因为太紧张，我在大学入学考试时考砸了。后来我进入台湾艺术大学（当时的国立台湾艺专），主修戏剧和电影。在七十年代初期，台湾是没有什么戏剧可以做的。而一旦我站上舞台，作为一个演员，我就深深的爱上了戏剧。我在学校过得非常开心，当时我们还没有很多西方戏剧。我开始观看许多影片，比如伯格曼、雷诺阿这样大师的电影。23岁时，我进入伊利诺伊大学，主修戏剧。我在这所大学呆了两年，这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开始如饥似渴的接触西方文化，文学，科学或社会科学接触的不多，戏剧倒是最多的。



李安在《理智与情感》片场


记者：你是在什么时候意识到你对导演比对演戏更感兴趣？
李安：我是在美国学习时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当时英语很糟糕，只能讲一口洋泾浜英语。正因如此，我没办法当演员，就从演员转行成了导演。可是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吸收了很多可以改变我的东西。我在农业文化中长大，它试图强调和平与社会和自然的平衡，所以会努力尽可能减少冲突。但在西方文化，尤其是戏剧文化中，一切都是冲突，它主张个人自由意志，还有个人意志如何在家庭内甚至更大的社会内创造冲突。我发现自己对于处理这种情况比较有天分。最后，在我接触了电影，每个周末都要看上五到七部电影之后，我发现我是想拍电影的。我在纽约大学上了研究生，参加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电影项目。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计划，你只需要走出校门去拍电影就好了。


记者：那么你是怎么从学生变成专业人士的？
李安：嗯，我从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有整整六年都发展得非常糟糕。在纽约大学我们拍摄短片，我还因为短片在威廉·莫里斯经纪公司得到了一个经纪人。但实际情况是，从学校毕业以后，我花了三年才理解短片和叙事片之间的区别。没有人真正教过我们如何去拍叙事片长度的结构，它又是怎么样运作，怎么样来培养角色。所以后来我又迷失了。我在好莱坞试图推销自己，不过项目一个接一个全部失败。可是，经过那些年月，我教会了自己几件事情。其中有一件是，叙事片长度的剧本应该如何运转，还有这个市场需要什么。


记者：后来你是如何突破的？
李安：1990年，我参加了一个台湾政府举办的剧本比赛。奖金很丰厚。一等奖有16000美元，二等奖有8000美元。我同时赢得了一等奖和二等奖。一等奖是《推手》。这是我专门为这个比赛而写的剧本，二等奖是《喜宴》，这是我五年前写的，获得了二等奖，也成了我的第二部电影。我写的《喜宴》在美国太中国化了，在台湾又太同性恋了。所以我一直都没什么行动。我便把两个剧本都送去，并双双获奖。《推手》是关于一个台湾家庭在纽约的一个小故事，然后一家台湾的工作室就想投资拍摄《推手》。他们给了我40万美元，让我在纽约拍片。我被引荐给了Good Machine，一家特德·霍普和詹姆斯·沙姆斯共同创办的公司。我向他们推销我的故事。詹姆斯对我说，“难怪你整整六年一事无成，你是最糟糕的推销员。你的推销总是不得要领。”他们向我推销自己，号称自己是无成本电影制作之王。不是低成本，而是无成本！因此我们联合起来做了第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在台湾反响很好，也没有在其他任何地方上映，因为这部片子很卖座，所以台湾的工作室给了我更多钱。它给了我75万来拍摄《喜宴》。詹姆斯说，“让我来帮你修改剧本。”他这么做了，剩下的，我想说，就是历史的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