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礼勿言”也就是说不符合礼教的话不能说。在儒家经典里，礼教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在普通百姓生活层面，礼却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所以少说话就意味着少犯错。中国人受到几千年封建家族制度的影响，话语权大多掌握在长辈和领导手里，平民百姓没有太多言论自由，话说得多并不代表话语有分量。最后中国人崇尚知行合一，从来不喜口舌如簧的人。

西方社会则相反，古希腊时期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即使粗话连篇，也可以在公开场合批判和讽刺时事。西方文化以人为本，对自我的追求突出表现在言论自由上，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尤其如此，因为他们只能凭借语言和思想谋生。西方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产生了一类专门的知识分子电影，在战后欧洲，这类电影始终是欧美艺术电影重要部分。

《中国姑娘》剧照

知识分子电影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英格玛·伯格曼的深奥晦涩、罗伯特·布列松的简约孤僻、戈达尔的激进革命，再如当今迈克尔·哈内克的冷峻残酷都属于知识分子电影。今天我们谈论另一种类型——这种电影的主角大多就是知识分子或艺术家，他们除了擅长文艺之外，在电影中干得最多的事情就是谈话。不论是在咖啡馆、家庭聚会或者仅仅是走路时，他们都在“说话”。中国影迷戏称这种电影为“话唠电影”。

《犹在镜中》剧照

几千年的历史沉积出中国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以至于中国电影缺少这种话唠电影。中国当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电影大多都以沉默为基调,大概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的比较苦闷憋屈。比如贾樟柯的《站台》，主角们说话简洁直白有力，他们能够抽几分钟闷烟，也不会跟你聊点什么；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该片不论是影像还是对白都把沉默乏味的生活表现得淋漓尽致。

《站台》剧照

至于第五代导演，他们的电影更倾向于呐喊，这种呐喊是民族受过压抑之后的解脱和咆哮。我们看到《黄土地》里祈雨的祭祀；看到《红高粱》里的粗野山歌。王朔在八九十年代做过一些尝试，他的电影聚焦知识分子，有很多经典和幽默的对白，然而这些语言多是市井百姓的贫嘴。后来冯小刚延续了这种风格，到如今很多喜剧电影都以贫嘴制造笑点。

《顽主》剧照

贫嘴电影算是话唠电影，在这个意义上王朔与昆丁·塔伦蒂诺类似，但这种电影不属于知识分子，这很容易区别。《顽主》有一句对白朋友分两种：“可以性交的，不可以性交的”，同样在伍迪·艾伦的《安妮·霍尔》则这样说“性减轻压力，爱情则相反”。可以看到王朔的对白非常机智却过于真性情，少了修饰的美感。修饰并不是装，而是人生态度。

要拍摄一部如同伍迪·艾伦一样的电影至少需要有王朔的才华和幽默感；你不必去迎合其他知识分子，但必须要显得与众不如，这就造成此类电影的小众化。很多影迷以为伍迪艾伦的电影相当亲民，其实他的电影在美国市场也并没有广受欢迎。他自嘲的说“如果我的电影不赚钱，我知道我一定做对了某件事”。

知识分子拍的电影挖苦知识分子

伍迪艾伦是话唠电影的代表人之一，他的片子很多时候主人公都絮絮叨叨整部电影。如果你用心观看，你会发现他的电影拍得就是很多知识分子的常态：博学、唠叨、刻薄、敏感猜忌、缺乏安全感、过于理性等等。只不过他披上了欧美脱口秀的外衣，显得更贴近观众。

然而来自加拿大的大导演丹尼斯·阿康特则不那么喜欢这种脱口秀的语言模式。他电影中知识分子层级更高，都是大学教授级别，不过他们却更加虚伪和刻薄。他的电影里人物引经据典生僻，对于文化背景不甚了解的观众，很容易迷失。在电影《末日美利坚》中，导演甚至设计了一个小桥段奚落伍迪·艾伦。

《末日美利坚》

中国电影早期，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过一批关注知识分子的电影，如《三个摩登女性》、《自由神》和《十字街头》等等。然后这并不是我们当代意义的电影。继承了民国遗风的台湾电影在话语上比大陆开放。但不论是侯孝贤、蔡明亮还是现在的魏德圣，他们电影中知识分子作为群体依然不能掌控自己的话语。尤其在《悲情城市》中，连聋哑的主角都无法逃脱政治的迫害，这让向来认同“言多必失”的中国人无法在语言类艺术上长足进步。

《悲情城市》“您们要有尊严的活，父亲无罪”

能够做到像欧美知识分子电影那样敢于说话的电影人应该只有杨德昌了。在获得戛纳电影节提名的《独立时代》中，很多角色是敢于敞开心扉，表达情感的；而且电影对白即文艺，又富于哲理。《独立时代》中Melly就是一个非常欧美化的角色，她说话口无遮拦，做事直来直往；他的姐夫在电影中有一段关于虚假和真理的长篇大论，在习惯用沉默来表达深层情感的中国电影里很少见。《独立时代》可谓是中国最具备话唠气质的知识分子电影。

《独立时代》

制作一部知识分子话唠电影并不困难，但它一开始就是小众影片，因为少有人喜欢观看演员在屏幕上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如果所讲内容枯燥无味，更是拒观众千里之外。聪明的做法是如同导演理查德·林克莱特，把知识分子的话唠病与爱情故事结合在一起。在“before三部曲”中，我们随着男女主人公一起游历欧洲都市，并听着两人对爱情、性、家庭的看法以及一些不伤大雅的笑话。电影把儿女私情剖析得非常透彻，缺点是削弱了知识分子的批判性。

《爱在黎明破晓前》剧照

还有一些导演拍出了即有冗长的对白，又毫无跌宕起伏情节的“闷片”。法国新浪潮导演埃里克·侯麦是一位能够让你情愿掏钱去看闷片的导演。在他的电影中，人物间经常出现争论，充满争吵，电影悬念和故事包裹在语言中，“可能原本就没有故事”。同样印象深刻的是，每一个辩论者到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长篇大论其实只是他们的自我辩护或者寻求认同的努力。《莫德家一夜》中彻夜长谈是为了抵御来自美丽少妇的诱惑；类似的对话还存在《女收藏家》中。这些电影对白不幽默也不太生动（就仿佛我们曾经说过一样），却能够触及到我们心灵最敏感的地方，这源自导演对于生活的观察和对人性的理解。导演贾木许称《咖啡与香烟》就是自己的生活的再现——几个好友在咖啡馆喝咖啡、聊聊天。国内导演普遍重视情节而忽视人物塑造，所以比较难驾驭这种拍片方式。

《沙滩上的宝莲》

中国人曾经把知识分子比作臭老九，作电影的人也有羞于认同自己为知识分子。孟京辉是诗人，也是话剧导演，曾经拍过《像鸡毛一样飞》，是知识分子电影，可惜过于话剧化；他的夫人廖一梅编剧的《一步之遥》非常唠叨，甚至聒噪，但是姜文的匪气十足。纵观中国影坛，目前少有人涉足知识分子电影。而当下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凭借自媒体崛起，知识精英们有许多拥簇，他们成为焦点，所以应该要拍电影表现他们的生活，至于话唠还是不话唠，那就看导演和编剧话多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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