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热评】最佳影片《鸟人》:幻觉与纽约病
俄裔美国作家安兰德在她的小说《源头》里有这样一段对纽约的赞美为世人所知:(大体翻译)“我宁愿放弃这世上最美的夕阳,只为看一眼纽约的天际线,尤其当看不清那些细节的时候。仅仅那些形状。那些形状及其创造它们的念头。纽约的天空以及人们令其显形的意愿。我们还需其它信仰吗?… 让他们到纽约来,站到哈德逊河岸上去睁开眼睛观赏与膜拜。当我从我的窗户看见这座城市的时候——不,我没觉得自己变得渺小——但我觉得假使此时有场战争临近,我会将自己掷入城市上空,用自己身体保护这些建筑。”
我为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人以及无数平凡的人有这种矫情的信仰而感到不安。
这些人,喜爱为一段时空营造幻象:1920年代的巴黎 ——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施泰因的巴黎(美国的巴黎);波西米亚 —— 那些流浪者的故乡,诗人与歌⼿;或者伟大学者林立的中华民国——文艺青年的“纯真年代”;对于同性恋者,那是1930年代纳粹党上台前的柏林,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性开放时期;对于迷幻药的爱好者,中国的魏晋时期(炼丹说白了就是嗑药,又称“行散”)或者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加州;那些有性瘾但是又怕得病的人就得发出感叹:我多想回到艾滋病被发现以前啊!又或者那些不断叫嚣“纽约是全宇宙中心”的人,等等等等。这些人,包括安兰德在内,都不幸地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一种病态的奇妙幻境之中,而这些病,无论是“巴黎病”,“纽约病”还是“民国病”,归根结底都一样,来源都是一种猥琐的“中产阶级焦虑”,一种廉价的“精神安眠药”。而且不光那些与时代一起迸发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些从小镇搬进大城市的工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幻想自己的生活比那些仍偏居旧地的老相识高尚许多,自己过得是纸醉金迷的日子;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可能和五个陌生人同租住在棚户区,挤三个小时的地铁上下班,每周工作80个小时。但他们要告诉自己:嗯,我仍旧做了正确的选择。并且通过不断诋毁过去来麻痹自己。久而久之,一种幻觉就形成了。
其实我想讲的还不是这些。我是想讲的是一部叫《鸟人》的电影,或者与之类似的一些电影、戏剧及文学。《鸟人》在观众和从业者心中的成功,从根本上激怒了我。
《鸟人》的导演兼编剧亚利桑托罗·伊瑞那图卖弄技艺,以一条多处作假拼接起来的长镜头记录了迈克尔·基顿饰演的中年过气好莱坞明星妄图在一出百老汇舞台剧上重拾辉煌的两日沉浮。我在镜头第一次给艾玛·斯通(本是出色的演员)正面特写时就彻底出戏了。那大约是影片开始不久,迈克尔·基顿怀疑女儿艾玛·斯通在剧场里抽大麻,女儿不满父亲而爆发,她大概说了两三分钟这样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了?!谁会那么干?!
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所有看到的艺术作品中,谁才会发出这样的关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感概?对,正是那些生活在虚妄幻想中的少数特权分子(The Privileged)。他们大多幼时衣食无忧,至少在生命的某一阶段经历过相对富裕的时期,读过一些书(但从没有真读懂过),受过一些浮华的高等教育,因此错觉自己有思考人生与哲学的能力。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有一个大写的“我”,是主语,需要被称颂或关注。有多少文学与电影的创作者,把他们本来就乏善可陈的才华用在满足他们狭隘的自我意识上?那些流行的作品与作者:《死亡诗社》把一帮纨绔子弟的课后活动小组美化成理想的捍卫者;王家卫的蓝莓派和菠萝罐头以及所有那些空洞乏味的小情小调;叶茨,或厄普代克,或奥斯特,又或毛姆,或伊夫林·沃,又或梁实秋、胡兰成、郁达夫、朱天文之类,把一个小写的人的家庭、生活、婚姻、情趣无限放大成整个世界,这些人的这些作品,在正常的价值体系里,都永远应该只是“小作品”与“小家”。 可现实里,偏偏是这些人的这些作品,仍旧占据着大众甚至那些所谓专业人士所谓的注意力。
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会喜欢《鸟人》,因为他们需要关注他们情感生活与价值取向的电影,他们虚伪与矫情,将要或者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他们关心世界却只关心会跟他们产生联系的那一小部分世界。这是病态。但更加病态的是,那些不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这个集合一员的人竟然也喜欢《鸟人》,这更加是病态。这类病人一定有以下症状:受过我前文所说那种浮华的高等教育;确实偶尔思考过一些人生并因此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过去一年读过超过一本书,但这本书是《纽约时报》或其它畅销书榜中的上榜作品;喜爱或者声称喜爱摄影、环球旅行、日本料理、高尔夫、滑雪、红酒、芝士、上等茗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说到这儿,我想大家知道我想攻击什么了,但请让我继续,看看这些人的收入清单。明明还不是中产阶级呀!我要说的正是这点,比“中产阶级焦虑”更加病态的是“对中产阶级焦虑的幻想”。而“对中产阶级焦虑的幻想”就是“纽约病”。
我们的幸福感取决于隔壁邻居。这种判断是没错的。每个人都在为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拼得你死我活,以至于那些明明的无产者也要争先恐后患上中产阶级的心理疾病。这样说吧,假若一个故事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超越其社会属性的举止,而且这种举止是作家基于“心理分析”得来的,那么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就是虚伪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是的,我是在否定近年来的《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她》、《少年时代》、《鸟人》、《墙花》…… 那种从毛孔里散发出的带着脂粉⽓的“萌”让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恶心。
纽约,这个有八百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不仅仅生活着那些一辈子庸庸碌碌、自恋又轻浮的“艺术家”,更多的是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这里也充斥着谎言、暴力、不公与死亡,而这些远比中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更有力量。
本文作者为惊迷特约撰稿人赵秉昊
我为因为有一个伟大的人以及无数平凡的人有这种矫情的信仰而感到不安。
这些人,喜爱为一段时空营造幻象:1920年代的巴黎 —— 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和施泰因的巴黎(美国的巴黎);波西米亚 —— 那些流浪者的故乡,诗人与歌⼿;或者伟大学者林立的中华民国——文艺青年的“纯真年代”;对于同性恋者,那是1930年代纳粹党上台前的柏林,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性开放时期;对于迷幻药的爱好者,中国的魏晋时期(炼丹说白了就是嗑药,又称“行散”)或者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加州;那些有性瘾但是又怕得病的人就得发出感叹:我多想回到艾滋病被发现以前啊!又或者那些不断叫嚣“纽约是全宇宙中心”的人,等等等等。这些人,包括安兰德在内,都不幸地生活在自己编织的一种病态的奇妙幻境之中,而这些病,无论是“巴黎病”,“纽约病”还是“民国病”,归根结底都一样,来源都是一种猥琐的“中产阶级焦虑”,一种廉价的“精神安眠药”。而且不光那些与时代一起迸发的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那些从小镇搬进大城市的工人不也是这样吗?他们幻想自己的生活比那些仍偏居旧地的老相识高尚许多,自己过得是纸醉金迷的日子;可实际情况是,他们可能和五个陌生人同租住在棚户区,挤三个小时的地铁上下班,每周工作80个小时。但他们要告诉自己:嗯,我仍旧做了正确的选择。并且通过不断诋毁过去来麻痹自己。久而久之,一种幻觉就形成了。
其实我想讲的还不是这些。我是想讲的是一部叫《鸟人》的电影,或者与之类似的一些电影、戏剧及文学。《鸟人》在观众和从业者心中的成功,从根本上激怒了我。
《鸟人》的导演兼编剧亚利桑托罗·伊瑞那图卖弄技艺,以一条多处作假拼接起来的长镜头记录了迈克尔·基顿饰演的中年过气好莱坞明星妄图在一出百老汇舞台剧上重拾辉煌的两日沉浮。我在镜头第一次给艾玛·斯通(本是出色的演员)正面特写时就彻底出戏了。那大约是影片开始不久,迈克尔·基顿怀疑女儿艾玛·斯通在剧场里抽大麻,女儿不满父亲而爆发,她大概说了两三分钟这样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不知道你是谁了?!谁会那么干?!
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和所有看到的艺术作品中,谁才会发出这样的关于“自我”与“身份认同”的感概?对,正是那些生活在虚妄幻想中的少数特权分子(The Privileged)。他们大多幼时衣食无忧,至少在生命的某一阶段经历过相对富裕的时期,读过一些书(但从没有真读懂过),受过一些浮华的高等教育,因此错觉自己有思考人生与哲学的能力。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有一个大写的“我”,是主语,需要被称颂或关注。有多少文学与电影的创作者,把他们本来就乏善可陈的才华用在满足他们狭隘的自我意识上?那些流行的作品与作者:《死亡诗社》把一帮纨绔子弟的课后活动小组美化成理想的捍卫者;王家卫的蓝莓派和菠萝罐头以及所有那些空洞乏味的小情小调;叶茨,或厄普代克,或奥斯特,又或毛姆,或伊夫林·沃,又或梁实秋、胡兰成、郁达夫、朱天文之类,把一个小写的人的家庭、生活、婚姻、情趣无限放大成整个世界,这些人的这些作品,在正常的价值体系里,都永远应该只是“小作品”与“小家”。 可现实里,偏偏是这些人的这些作品,仍旧占据着大众甚至那些所谓专业人士所谓的注意力。
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会喜欢《鸟人》,因为他们需要关注他们情感生活与价值取向的电影,他们虚伪与矫情,将要或者正在经历中年危机,他们关心世界却只关心会跟他们产生联系的那一小部分世界。这是病态。但更加病态的是,那些不是美国中产阶级白人这个集合一员的人竟然也喜欢《鸟人》,这更加是病态。这类病人一定有以下症状:受过我前文所说那种浮华的高等教育;确实偶尔思考过一些人生并因此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在过去一年读过超过一本书,但这本书是《纽约时报》或其它畅销书榜中的上榜作品;喜爱或者声称喜爱摄影、环球旅行、日本料理、高尔夫、滑雪、红酒、芝士、上等茗茶中的一项或者几项。说到这儿,我想大家知道我想攻击什么了,但请让我继续,看看这些人的收入清单。明明还不是中产阶级呀!我要说的正是这点,比“中产阶级焦虑”更加病态的是“对中产阶级焦虑的幻想”。而“对中产阶级焦虑的幻想”就是“纽约病”。
我们的幸福感取决于隔壁邻居。这种判断是没错的。每个人都在为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拼得你死我活,以至于那些明明的无产者也要争先恐后患上中产阶级的心理疾病。这样说吧,假若一个故事的一个人物出现了超越其社会属性的举止,而且这种举止是作家基于“心理分析”得来的,那么这个故事、这个人物就是虚伪的,就是没有价值的。是的,我是在否定近年来的《乌云背后的幸福线》、《她》、《少年时代》、《鸟人》、《墙花》…… 那种从毛孔里散发出的带着脂粉⽓的“萌”让我深深地、深深地感到恶心。
纽约,这个有八百万常住人口的城市里,不仅仅生活着那些一辈子庸庸碌碌、自恋又轻浮的“艺术家”,更多的是那些最普通的劳动者,和世界上所有地方一样,这里也充斥着谎言、暴力、不公与死亡,而这些远比中产阶级的多愁善感更有力量。
本文作者为惊迷特约撰稿人赵秉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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