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质疑的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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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部分发布不久，有人质疑笔者在1971年不可能设计、制造调音台。对此，我可以骄傲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不仅可能，而且就是铁的事实”。

回忆当年，在全世界都封锁我国大陆时，我国的电影工业照样蓬勃发展。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一群献身于电影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

这里我仅举出几位：戴家猷老师已经去世、苏功志老师现也已去世、陈赓力老师前几年也逝去，姚世荣老师，现年近90高龄，健在。他们都是我的师傅，是我从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半导体与固体物理专业毕业之后，1970年从某研究所调入北京电影机械厂开始“转业”，踏上我今生有缘的影视声音生涯之后，在影视声音事业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尤其是姚老师和陈老师，他们既是我的师傅又是我的同事（见图1）。在此一定要提到苗正明老师（见图2），他和我在北京电影机械厂是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同事，一起开发过音量表、峰值表等等。我相信电影界的人士，尤其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们，应该都认识这几位电影声音界的前辈。这里我想补充一位影界老前辈田静清老师，他著有“北京电影业史迹”一书。想了解北京电影事业历史的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很多珍贵史料。

图1 2001年在陈赓力老师家，左起：田静清、陈赓力、笔者、姚世荣

图2 2001年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录音车间门口， 左起苗正明、笔者、陈飞

我国刚解放时，从原来遗留下来的电影制片厂接收过一些陈旧设备。当时，由于西方国家的全面封锁政策，所以开始依靠苏联。后来，大约1955年开始，苏联与我国关系出现裂痕。到1959年正式决裂，苏联赫鲁晓夫当局背信弃义撤专家、抽资料、拆设备，试图卡我们的脖子。怎么办？屈膝投降还是自力更生？答复是：我国的电影工业只能靠自己，没有其它道路可走。那时候，文化部电影科学研究所的任务就是研究和开发国产的电影制作设备。上述姚老师、戴老师和苏老师都是该所的元老。后来遇到文革，该所解散，部分人员到外地改造，其他人员转到地方，主要是北京电影机械厂。北京电影机械厂本来是从事电影放映机生产和维修全北京市电影放映机的专业单位（位于宣武门内抄手胡同）。自从文化部科研所的专业人员调入后，正式开始了调音台的设计和生产，那是1967-68年的事情。我1970年调入该厂后，领导根据我大学所学专业和个人兴趣，分配承担调音台、广播车等项目的设计、研制和生产等任务，边学边干。当时产品任务都是一机部下达的，主要产品是对白调音台、同步连锁系统，和援助苏丹广播放映车。当时除了台湾省之外，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都有我厂的调音台。所用的均衡器是无源的，电感要自己在铁氧体磁芯上绕制，用增减导线圈数来微调电感量。而电容则是用串并联，以及陶瓷旋转电容器的办法来调整容量。推子是上海交流电器厂出品，为600欧姆桥T恒阻抗直线式衰减器。我想找出证据来证明，1971年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调音台产品。可是，几十年前的产品照片已经很难找到。不过，我的呼声引起影视圈内强烈反响，许多朋友帮助寻找当年我参与设计和制作的调音台残骸。皇天不负有心人，在山东电视台元老、知名录音师杨青青老师的大力协助下，终于找到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见图3）。图中站立在调音台后的是辛平女士，现已移居美国。还有就是今年3月，应邀参加在怀柔中影基地举行的《杜比冠军》活动，期间看到老电影设备陈列在那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单位的产品—磁头（见图4）

图3 山东电视台元老录音师辛平女士当年在北京电影机械厂出品的调音台旁（感谢杨青青诚意提供）

图4 北京电影机械研究所生产的电影录音机专用磁头

通过这件事，引起了我的感慨。如果说质疑的是年轻人，或者非电影工作者，那完全可以理解，他们求知提出质疑，我也有义务进行答疑。但是，如果这种质疑来自年长的电影工作者或电影教育工作者，那么我来答疑就有点不适宜了。如果非要回答，那就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