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可能是近几年国产片中最为珍贵，同时也是最为独特的一部。

影片第一次走进影迷的视野是2020年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提名了当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威尼斯日最佳影片。其后，影片相继入围釜山国际电影节、平遥国际电影展、哥德堡国际电影节、香港国际电影节等诸多重要的电影节展，并获得哥德堡国际电影节最佳国际影片处女作奖，是成立这个奖项以来的第一部亚洲影片。

哥德堡电影节对这部影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颁奖词中无不体现着对这部影片的赞誉之情：“传奇的电影评论家安德烈·巴赞把电影分为信奉画面构成的影片和信奉事实所构成的影片。很少有电影能二者兼顾，通过精美的电影语言和声音的运用将观众带入到现实中，就像是一次亲身的初体验一般。这真的非常的了不起。”

这部由李冬梅导演靠“花呗”拍出的电影自5月12日上映以来好评不断，豆瓣评分也连连走高。影片的速度相对较慢，镜头以长镜头为主，完全使用素人演员，而且在景别上没有特写。

带着诸多好奇，我们有幸采访到了李冬梅导演。在与她的对谈中，李冬梅导演的形象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她的敏感、她的痛苦、她的坚韧以及她对于电影作为一种艺术门类的理解共同催生出了这部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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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中生长出来的电影

李冬梅出生在巫山的一个小村庄，她是家中的长姐，有四个妹妹。由于上世纪中国农村思想的落后与法制建设的不健全，村中重男轻女的现象尤为严重。

李冬梅生活的村子本身并不大，谁家要是生了个男孩，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村子。儿子是父亲心中永远迈不过去的槛儿，她的父亲曾经告诉她“我们家是三代单传”，宗族的观念成为横亘在李冬梅父亲心中的一座大山。

1992年，12岁的李冬梅逐渐懂得了人事。在她的记忆中，妈妈好像一直在生育。《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有一张最为经典的海报，一位怀有身孕的母亲躺在铺满凉席的床上，右手抚摸着自己凸起的肚子。在她身边，侧躺着一位更为年长的女性，右手上握着一把蒲扇。这幅海报，一定程度上定格住了中国女性的某个瞬间。

噩梦也在12岁这年降临，妈妈因第五个孩子难产而死。李冬梅的妈妈原本是住在距离医院路程更短的外婆家，但村子里有种习俗，认为在婆家生育对孩子来说会更好，因此妈妈便从娘家搬回到了婆家。

年幼的李冬梅一直不解，不明白为什么父母一直想要一个男孩。她内心总有着一种自责——如果自己是男孩的话，妈妈会不会就不会离开。影片中，三姐妹在母亲坟前与姗姗来迟的父亲相拥痛哭。在这部对白寥寥无几的影片中，小咸说出了最令人痛心的话——“我会孝顺你，像儿子一样。”

这么多年过去，母亲的离世仍旧是李冬梅心中永远的伤痛。它藏匿在心底，不知在哪个时刻会突然袭来，用李冬梅自己的话来说“是一种反反复复、如影随形的伤痛”。

35岁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李冬梅有好几年没有工作一直在写剧本。写作的过程中她发现她总是会刻意地回避一些事情，而这件被回避的事情就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中这七天发生的事。

这一次，她意识到不能老是去躲避，她不愿再深陷痛苦之中，她想要的是自救。在经过专业的电影学习后，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她决定拿起摄影机勇敢地去面对内心的伤疤，去面对那个十二岁的小女孩。

在这个意义上，《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很难被看作一部寻常的电影。它浓缩了导演李冬梅的心血、生活和记忆，是一部由痛苦孕育，从个体生命中生长出来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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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之外的创作

中国当今主流市场上的作品千篇一律，很多影片像是工业流水线上的产物，缺乏真正的亮点。某些影片往往靠着震撼的视听去包装一个跌宕起伏的故事，看电影在很多情况下成为了“看故事”。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短视频横行的时代，强刺激、强情绪、强社会议题某种正程度上成为了爆款电影的必要条件。为了制造出爆款，很多电影根据爆款的“配方”制作出了某些“配方电影”，这类电影是电影的一种快消品。它们像是快餐，能饱腹，但总觉得缺少些滋味。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这部作品与上述的电影非常不同，它很像是一杯沏好的茶，你需要慢慢去品，而且你越琢磨，便越觉得这部影片有一种回味。这种与众不同的气质，既因为这是扎根痛苦，从生命中生长出来的作品，也因为导演李冬梅对于电影艺术有着惊人的自觉意识。

在美学这个维度上，这部影片可以称作是一部“慢电影”。顾名思义，“慢”是这部电影的一个首要感受。导演李冬梅以长镜头去雕刻时光，去“纪录”小咸在七天时间内所经历的日常与无常。

这种“慢”的美学，对于李冬梅来讲并不是一种策略，她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慢，也不是为了慢而慢。这种慢是有理由的，它是李冬梅导演对于那段时间的真实感受，浸润着时间的痕迹与生命和泥土的气息。

“快和慢，是一对相对的概念。《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速度对我来讲是当时真实时间的速度，它是宁静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合乎我内心节奏的速度，长镜头是这部影片应该有的样子，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去追求一种空洞的美学。”

作为一部关于母亲、怀念母亲的极为私人的作品，把内心的伤口给陌生人观看是需要巨大勇气的。李冬梅导演做到了，而且她并没有沉浸于个人情感的宣泄，她以一种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去剥开自己内心的伤疤。

“这个故事很容易落入一种个人的情感沉溺，但这种自我沉溺并不是我要向大家分享的。这部影片确实是由妈妈而起，但我更想要探讨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女儿，而是作为一个个体在短短的几十年的人生里怎样去理解我们的存在，去理解接近一些本质真相的东西。”

在李冬梅看来，故事虽然是属于个人的，但她想要做的是实现一种“敞开”。她以个人为出发点，以电影为方法去尝试触摸人与人生中更为神秘的、模糊的、暧昧的存在，从有限抵达无限。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某种程度上跳脱出了“既定”的创作原则与理念，而是有着自成一派的精神脉络。这种脉络包裹了导演对于生活的深切感悟与对于电影艺术终极价值的追求，在思想深度与广阔性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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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平等的观众观

借用戴锦华老师的一句话来说“李冬梅导演没有向市场做任何的妥协”。她并没有选择向观众进行谄媚，也没有拒绝观众，她秉持的是一种真正平等的观众观念。

一个不易察觉的事实是，电影创作与观众观看之间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二者中，电影的创作方有着极大的权力。

影片可以通过跌宕起伏的故事来调动观众的观看欲望，并通过音乐来进行煽情。某种程度上，电影能够掌控观看者的情绪，它想让你笑你就能够笑，想让你哭，你就能够哭。很多情况下电影的观看者是被操纵的，处于一种被动的地位。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并没有这样做，它在情感上选择与观众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情感上，我们与观众保持了一个客观的距离，我不希望她们在情感层面完全被故事牵着走，我希望她们和我一样客观，我们没有试图操纵观众。“

这一点有两方面可以体现。一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这部影片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特写镜头，而是以远景和大远景为主。二是影片也没有一首配乐，有的只是片中环境的声音，导演李冬梅追求的不是单纯的音乐，而是自然声音的音乐性。

这与她的创作理念相关，她向观众提供的绝不是某些确定的内容，而是上述的“敞开”。观众被导演李冬梅所提供的环境所包裹，观看的身份也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在暧昧与多义中，观众能够主动去探寻她想要看到的东西或可能看到的东西。

“我们没有给观众去提供所谓有用的、有刺激性的信息，我们给予的更多是一种主动参与的可能。有一些观众说在看《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时候前几天比较煎熬，那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抱着什么目的去创作，我们只是想要呈现这种生活。“

不去控制观众，不去操纵观众的情绪，是李冬梅与《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所坚持的立场。

她实现了一种真正的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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