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墓》，又一个现象级韩国恐怖片。

截至目前，该片在韩国已累积将近1200万观影人次，超1100亿韩元票房，直逼去年韩国票房第一的《首尔之春》，有望成为今年韩国票房冠军。对于人口只有5100多万的韩国，相当于平均每5个人之中，就有1个人看过。

从同类型来看，韩国恐怖片票房最高的《哭声》票房只有558亿韩元，累积观影人次才约688万。足以可以见《破墓》的势不可挡。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类型差异外，《破墓》《哭声》，与《首尔之春》，它们之所以成为本土乃至国际知名的现象级作品，是因为它们共享着同一个情感共鸣点，即民族情怀。这也体现出韩国电影所具有的，以“恨文化”为基底的民族电影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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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墓》的政治隐喻

时隔5年，凭借《黑司祭们》《娑婆诃》开创了韩国神秘电影类型的张在现导演携最新电影《破墓》回归。与以往的驱魔、新兴宗教作品相比，该片具有更浓郁的韩国色彩和独特的叙事结构。

与驱魔片相似，《破墓》剧情看起来很简单。受富裕的韩裔美国人家庭之托，两名年轻巫师、一名风水师和一名殡葬师，一同破解困扰这个家庭的怪病：从祖父到新生儿，爷孙三代一直被夜晚灵异的哭声所困扰。

巫师华林认为问题出在他们祖先的坟墓，于是请风水师尚德和殡葬师荣根挖坟。他们发现坟的位置不好，几乎不是世代富裕的家族祖先埋葬的地方。尚德不愿意挖墓，认为这样做非常危险。果然不出所料，挖墓后发生了一系列可怕的事情。

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于导演张在现的童年记忆，他曾亲眼目睹邻居后山的一座老坟被迁走。“我看到有人因为高速公路的修建而迁坟，山也消失了。我清楚地记得挖地、拉出腐烂棺材的场景，那口棺材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既好奇又害怕，甚至还记得木头的腐烂气味、坟墓里泥土的味道。”

为了拍摄这部影片，导演多次前往挖坟现场，亲自观察了超过15次掘墓过程，还向风水师、殡葬师和巫师请教。对他而言，观察掘墓过程就像是窥探被掩埋的过去、铲除地下邪恶的行为。“在处理一个主题时，我试图透过表面，看到现象下的潜在核心。”

通过这个身临其境的过程，他构思出了将叙事与韩国殖民历史交织在一起的想法，从而提出了对国家集体创伤进行主题性挖掘的建议。他认为，如果把朝鲜半岛看作一个人，那么韩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受害者。回顾国家的历史，可以看到这片土地上有一连串的创伤。通过电影，他试图挖出并摆脱掉那些创伤与错误。

从家族到民族，影片将东亚萨满教习俗和韩国历史与日本殖民主义历史结合起来。片中巫师、风水师和殡葬师，他们的名字更是取自于韩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抗日独立运动人士的名字。他们挖掘、清除“邪恶”的东西，才是故事的真正主题。

影片的“破墓”行动，表层是破除一个家族的诅咒，深层是破除民族国家的诅咒。这一表里结构在片中表现为“叠葬”，上层棺材葬的是这个家族在日据时期卖国的祖父，下层垂直下葬的棺材则是与铁桩融为一体的日本将军鬼。

电影的结构也呈现为“上”和“下”两部分，连接故事前后的一句话是“狐狸斩断了虎腰”。韩国传统文化中，狐狸因为有挖洞的习惯，所以会吃尸骨，在坟墓周围出现则被视为不祥之兆。而朝鲜半岛形似老虎，电影海报中间的空白显示的正是朝鲜半岛的形状，片中朴家祖坟的墓碑后刻上的经纬度，正是朝鲜半岛分裂的界标。

据传日据时代日本曾在韩国多个风水宝地钉下巨大铁钉，借此破坏韩国风水以及削弱国运。“皇室专用的桧木棺”和“斩万人成神”的将军，象征着以暴力手段夺取的权力；在朝鲜半岛的“虎腰”处打入地下的八英尺高的日本鬼桩，象征着历史遗留的，那挥之不去的幽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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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电影的两种定位

在国际上亮相的韩国电影，可以归结为两类。一类是以“恨”为基底的现实讽刺题材，一类是以“悲”为基调进行演变的文艺爱情题材，这也是韩国“恨与悲”这一民族文化的体现。

用电影进行政治讽刺，韩国电影总是能给人惊喜。由于韩国的多宗教文化属性，民俗恐怖类型成为极具本土色彩的类型之一，也成了政治表达较为隐晦的选择。

除了《破墓》，上两部成为热门恐怖之作《昆池岩》（2018）与《哭声》（2016）无不有着相似的现实讽刺基底。

《昆池岩》直指韩国朴正熙独裁统治。影片中，昆池岩精神病院开业与关闭的日期，正是朴正熙发动政变与遇刺的日期。而两名高中生前往废弃的昆池岩精神病院探险后失踪的日期，正是前总统朴槿惠被弹劾的日期。如导演郑凡植所说，将昆池岩精神病院的历史虚构为朴正熙时期，是为了展示朴正熙独裁时期的幽灵至今仍挥之不去。

另外，最恐怖的402号房，被水淹没的情景，以及房间里的浴缸，意在指涉2016年4月16日发生的世越号沉船事件。在恐怖类型的jump scare里，片中的细节都被导演打上了政治讽刺与反思的印记。

与《破墓》类似，《哭声》也暗含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创伤。即便导演罗泓轸无意强调政治隐喻，更意在对那些作为世界的牺牲品而消失的人，以及那些留下的人表达哀思。

但片中所讲述的谷城小镇发生了一系列怪事，矛头都指向日本外来者，很难不令人联想到韩国被日本殖民的历史创伤。村民对日本人排斥、恐惧的情绪，反映了韩民族对于日本的仇恨，以及这种历史创伤的持久性影响。

再看看去年韩国电影票房冠军《首尔之春》，这部政治惊悚片讲述的是朴正熙遇刺之后，韩国在政治过渡期陷入混乱的故事。以及近年，《混凝土乌托邦》的政治寓言，《寄生虫》的阶级讽刺，即便类型题材不尽相同，但都遵循着“恨”文化之下的民族情绪逻辑。

韩国电影的家国民族情怀，与韩国历史文化背景息息相关，殖民历史、独立运动、南北韩分裂、独裁统治、民主化运动等等政治运动不断影响着韩民族的历史与民族意识。可以说，韩国电影自诞生之日起，便将民族情怀深深刻在了基因里。

无论是第一部《阿里郎》，还是标志着大片时代的《生死谍变》，都有着强烈的“恨”文化属性。如今的现实讽刺题材作品，正是韩国电影的代表类型之一。

韩国民族电影美学，“恨”之外是“悲”，“恨”与“悲”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情感表现。除了家国仇恨里的“悲”，这种“悲”还常常体现在通俗剧或爱情题材里。

例如，去年在柏林扬名的《过往人生》（2023），以委婉平淡的方式讲述了一对青梅竹马异国重逢的故事，充满了遗憾之美。甚至于获得了第75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分手的决心》（2020），在悬疑犯罪的类型包裹下，也是痛苦又浪漫的爱情故事。

洪常秀更是成了柏林国际电影节的宠儿，《逃走的女人》《引见》《小说家的电影》《旅行者的需求》连连拿奖即是证明。可见韩国电影的另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代表类型，即文艺爱情题材作品。

实际上，韩国电影所展现的文化形象，源自韩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因此具有鲜明的民族美学属性。同时，它又有着对好莱坞类型元素的借用，有着对现实困境的敏锐把握，以及大胆表达的可能性，使得韩国电影能够从本土走向国际。

即便存在文化壁垒、水土不服的现象，但它也已经让大家感受到了它鲜明的个性，成为韩国形象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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