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看轻纪录片、广告，什么都要拍，这是戈达尔说的。”“拍不好就认了，或者再拍别的，拍不好也不用跳海。”其实有想法的人不是我。大家都有建树。”

4月24日，人称半部中国香港电影史、从影40多年的导演许鞍华，在北影节大师班上，依旧表现得如此谦逊、坦诚、直率。

她散发出的气场，就像她在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颁奖典礼现场，用一句Long live cinema（电影万岁），所展现出的电影之爱一样，简单、纯粹。那是2020年，她72岁，获得该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导演。

这场大师班以“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为主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导演文晏与许鞍华一起，回顾了“独行女侠”许鞍华导演的创作历程，探讨了电影里的女性叙事，以及她们对电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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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女性主义

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性别的思考，这是我到了70多岁，几乎没有性别分别的时候才去思考的。”对于性别视角，许鞍华说自己在创作时，一直没有特别从女性角度去考虑。

“我想拍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主人公刚好是女性，又因为我是女性，所以在各种各样原因上比较了解她，那就拍了。”她提到《黄金时代》，这部作品不单只是讲述女性，更想讲的是人生与艺术、人生的迂回曲折。

在她看来，以前没有特别觉得要推广女性主义的概念，当通过阅读眼光被开拓之后，才会觉得推广女性主义是有必要的，这样会让社会得到进步。提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利益区域》，她指出这个故事让大家了解到如果一个人想要有改进，一定要从自己开始。因此，“思考女性主义也要思考自己的位置，发扬女性主义首先要从自己做起。”

文晏也表示，自己的女性叙事视角也是在摸索中逐渐清晰的。“当我开始创作的时候，我对性别这个概念也是懵懂的。由于自己有很多疑问，所以才生发出在电影中的思考。”比如女性视角、电影叙述中女性形象的呈现，这些都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提问、思索，再通过阅读和观影慢慢变得清晰的。

“女性的创造力是无限的，只是在过去几十年一百年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发挥和重视。”对于女性在整个行业当中的位置和近年来的变化，文晏特别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作品、女导演的涌现。

“我觉得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因为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应该看到更多的女性故事呢？我觉得这是一个众望所归的事情。新鲜的视角、新鲜的体验往往都出现在女导演作品上，这点给我很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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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是什么？

“我越来越觉得都是这些感觉，而不是实在的东西才是电影。所以以前偷偷喜欢，或看重的东西，现在光明正大把它当成一个主轴。”这是许鞍华对电影所作出的定义。她说叙事已经去了电视剧，电影是导演的看法和感觉。

这种感觉，正体现在许鞍华的电影里，那些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戴锦华更是笑称自己看完《天水围的日与夜》以后，认为不吃饭的电影都不是好电影。

对此，许鞍华回应道，“（《天水围的日与夜》）吃饭场面那么好看，因为道具组菜做的特别好，而且拍的时候才弄出来，两个演员也吃得特别香，这些就对了，而不是两个吃不了的菜让他们假装吃，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她一向注意细节的表现，“只不过有时拍的到，有时拍不到。”

除了生活细节，她也非常依赖空间带来的感觉。“如果这些景很特别，我会回来跟编剧讲。过去是一边勘景，编剧一边写，那时候照片都没有那么容易拍，我又笨手笨脚，就回来口述那个景是怎么样的，编剧就写进去。我特别喜欢勘景，到现在还是抢着勘。”

文晏也有着类似的创作观念，她认为写剧本就像做梦一样，要在脑海中创造一个世界，创造人物以及他们生存的环境。“一般有了最初的想法，我就会勘景，会跑很多地方，寻找一个我觉得对的地点，让人物在环境中生长起来。”她认为这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在写剧本时，也会不断从文字到影像来反复检验，最终让剧本在脑海中用影像呈现。拍摄时，很多东西已经带着影像的想法在里面了。

对于叙述方式，她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我在创作电影的时候更多是从自身出发。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的视点是局限的，有太多谜题、未知，如何了解事物背后的真相，个人的视点一定是局部的，不是全知的，不是上帝视角。我就会把这样一种讲述方式带到我的电影拍摄中，邀请观众跟电影发生密切的互动，让观众参与到电影叙述中，这是我理解怎么讲述电影我认为比较好的方式。”

“我蛮喜欢的，我一点都不难过。”谈到技术冲击，许鞍华显得非常乐观，“数字拍摄实在太方便了，让创作变得平等与普及。”

文晏则表示虽然自己开始拍片时，已经是数字拍摄技术了，但还是想有胶片感，会加一些滤镜，做一些改变。毕竟胶片的那种美，可能数字技术很难达到。但数字技术让拍电影的门槛降低了，这种便利性的确是好的。她进一步指出，每次新技术的诞生对我们都是一种挑战，如何用好新技术，拍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电影是很难的事情。

戴锦华感性地说，“我为胶片电影而哭。像文晏导演说的，今天觉得没有太大的变化，是因为数码电影还在模仿胶片，尽可能拍的像胶片电影，未来数字电影和胶片电影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形态。我非常希望胶片死亡不可怕，电影要活下去，是数码电影也没有关系。因为电影不仅对我们自己，也对世界意味着太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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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行女侠

“我通常喜欢拍的题材都是没有人投资的，拍老年人，拍难民，他们都觉得莫名其妙。”许鞍华一生都是独立导演，从来没有与任何公司签约，由于香港电影圈帮派林立，戴锦华称她为“独行女侠”。她认为这种坚持是对资本的不妥协，而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艰难的。

戴锦华指出，许鞍华导演的创作之路十分扣题“女性独立影人的创作长路”，大家可以通过她的作品序列去想象、认知她的创作长路。徐克导演觉得许鞍华扩大了大家的创作空间和意识，改变了原来香港电影的路径。

许鞍华则毫不迟疑地回应道，“其实有想法的人不是我。那个时候1975年，电影《侠女》在戛纳拿了奖。谭家明摇摇头，说我们不要拍这种电影，我们要拍现代的电影。他想把以前的粤语片、家庭伦理剧，推到国际的位置。他那时在电视台拍的电视片都是香港新浪潮的前身，是他带着我们这些新导演拍这些片子。写实、同步录音、做资料收集。”

同时，她认为，当时冲出国际的是武打片，而不是香港新浪潮的电影。她也回想起胡金铨导演曾说，如果有一天中国电影不是靠打斗，跟拿一些绣花、瓷器，而是靠现代生活来拿奖，那样中国电影就行了。如今，像文晏导演的《嘉年华》等作品在国际电影节获奖正印证了他的预言。

戴锦华感慨道，曾经女性出版人董秀玉老师，被人们赞誉读书无禁区，打开了中国的历史时期，她做了类似的回答，她说这不是我做的，是同代人、前辈提供了便利。“这是一个有成就的女性会采取的态度，丝毫没有凸显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相反会告诉你们那个历史的环境是什么。”

而在许鞍华内心的不妥协当中，也存在着很多半推半就。“拍《倾城之恋》是赶着要从消失的状态里走出来，那是一个现成的题目。我觉得我的成熟度还不够。”在戴锦华看来，这种导演的工作态度很像老派中国香港电影人，基本有邀就接。

许鞍华则指出，这来自戈达尔。“中国香港电影一开始跟法国新浪潮很像，几个人跑上街，拍一些写实的东西。我拿着一本戈达尔写的文章，去现场鼓励自己。他有一篇文章里说所有年轻导演都是有活就接。所以不要看轻纪录片、广告，什么都要拍，这是戈达尔说的。”

对于十年创作停滞期，许鞍华直言那段时期非常不快乐。“因为又没有钱，又没有工作，四十几岁还跑到日本跟二十几岁的人一块生活，感觉不对，快乐不起来。现在回头看，那当然也是人生经验的重要部分，你必须经历一些失意，如果没有经历过很多东西是比较难拍的。”

戴锦华谈到两种不同的导演，一种是一直在拍，有很长的作品序列，另一种就是耐心等待自己擅长与热爱的。许鞍华表现得很从容，她说：“选择都是自己做的，你做到你自己想做的就好。拍得很完美与拍得很多是两回事，很多时候是不一定要拍得很完美，（当然）如果拍得完美也很好。”

谈及改编张爱玲作品的感受，她表示一开始紧张又惊喜，有点书迷的心态。几十年过去，越来越将她当成老朋友。“拍《第一炉香》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好，希望以后做得更好。只不过现在不会拍张爱玲了，因为我没有想到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改编，要想把改编做好，这是先要解决的问题。”这是她的坦诚，这位“独行女侠”的本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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