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斯莫斯的最新影片《可怜的东西》（Poor Things）讲述了一个充满性和幽默——甚至还充满希望——的弗兰肯斯坦式故事，该片的制作规模远超他以往的任何一部作品，但丝毫不失其惯有的怪异与机智的作者气质。

在《可怜的东西》中，有这样一幕场景——当贝拉·巴克斯特（Bella Baxter）在里斯本和巴黎相继逗留之后，她的盛大旅行也终于将近尾声，她此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经历了冒险，但除了糖和暴力，我什么也没找到”。

对于整部电影而言，“糖与暴力 ”是一句非常精炼准确的概括——美味可口、近乎可食的布景设计；贝拉蓬松、少女般的服装以及令人着迷的舞蹈片段……所有这一切表象依旧不能完全掩盖影片在核心主题表达层面的残酷性。近二十年来，兰斯莫斯一直在制作这类风格奇特的电影作品。

2009年，他凭借一部希腊语剧情片《狗牙》（Dogtooth）一鸣惊人，该片讲述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家庭以及发生在这个家庭内部的、令人深感不安的故事。2015 年的《龙虾》（The Lobster）是兰斯莫斯的英语电影首作，这部影片讽刺了我们今天对于亲密关系的迷信。然而，真正让兰斯莫斯被大众熟知的电影，则是2019年的《宠儿》——一部关于安妮女王宫廷中的野心、性竞争和兔子的电影。

《宠儿》实质上的内核其实是对羞耻心和受辱情结的探讨，是一部黑色喜剧，利用古装戏的外壳，兰斯莫斯得以将自己的这层主题表达巧妙地融入进故事文本中，这也证明了兰斯莫斯是一位眼光独到的电影作者。《宠儿》赢得了威尼斯评审团大奖、七项巴夫塔奖和一系列奥斯卡奖提名。这部影片同时也在票房层面收获了巨大的成功——1500万美元的预算换来了将近1亿美元的票房。

现在，兰斯莫斯与《宠儿》的主演之一艾玛·斯通再度合作，拍摄了《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的规模比他之前的任何作品都要大，但丝毫不影响他的怪异和机智。兰斯莫斯与阿里·阿斯特（Ari Aster）（最近的《美眉怕怕》（Beau Is Afraid））和罗伯特·埃格斯（Robert Eggers）（《北人》（The Northman）、《2022》）一样，都致力于创作搞笑与惊悚气质并重的故事的电影人。兰斯莫斯的电影不受传统好莱坞叙事思路的限制，非常愿意将自己的巧思和神经质想法搬上银幕。

《可怜的东西》改编自已故作家阿拉斯戴尔·格雷1992年创作的小说。影片讲述了医生父亲戈德温·巴克斯特（威廉·达福 Willem Dafoe 饰）创造的“怪物女孩”贝拉·巴克斯特（Bella Baxter）逐渐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荒诞之处的故事。贝拉拥有成年女性的身体和婴儿的心智——正如兰斯莫斯的一贯风格那样，这部影片的喜剧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人物对传统社会习俗的破坏。

医生的学生麦克斯·麦坎德斯（拉米·优素福 Ramy Youssef 饰）爱上了贝拉，但贝拉却抛弃了他，与纨绔子弟邓肯·韦德伯恩（马克·鲁法洛 Mark Ruffalo 饰）发生了性关系。

影片的色调从最初的黑白为主到最后逐渐以彩色色调为主，描绘了贝拉从最初的孤寂到最终逐渐感受到兴奋和欢乐的心路历程。即使采用了这种鲜艳的色调，使用了比以往作品更多的外景，兰斯莫斯在这部影片中仍然保留了他独特的幽闭恐惧感。本片公映的时机也把握得无可挑剔：《芭比》在2023年的大火已经证明，众多观众会蜂拥而至，在影院中目睹一个天真的年轻女性是如何一步步发现真实世界的过程。

今年夏天，我和兰斯莫斯通电话时，他正居住在自己位于雅典的家中，当时希腊的多座岛屿正遭受野火肆虐。

但在当地很多居民甚至已经开始被疏散的时候，依旧有很多度假者陆续抵达。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可怜的东西》中的场景——游客们躺在日光浴躺椅上，周围的世界却在燃烧。

影片中的这一场景也表达了《可怜的东西》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从生到死，我们也许从来都只是残忍的野兽”。我很想知道格雷的小说中究竟是哪些元素引起了导演的创作兴趣。"兰斯莫斯告诉我：“我有个苏格兰朋友是格雷的忠实粉丝，所以我读了不少他的作品。当我读到《可怜的东西》时，立刻就被它吸引住了。事实上，我去苏格兰见了格雷。他非常非常慷慨，精力充沛。他带我参观了所有他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当我们回到家时，他还向我发来祝福。”

兰斯莫斯电影的一大特色是他总能挖掘出演员们潜藏的出色表演潜力，演员们愿意和他一起去走出舒适圈。科林·法瑞尔（Colin Farrell）在《龙虾》（The Lobster）中摆脱了往常惯有的“心机boy”人设，饰演了一个没人愿意与之约会的男人大卫；在《杀死一只圣鹿》（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2017）中，兰斯莫斯是最早利用巴里·基欧汉（Barry Keoghan）那股令人不安的特殊魅力的导演之一；奥利维亚·科尔曼（Olivia Colman）在《宠儿》（The Favourite）中饰演的安妮女王则既俏皮又小气，既刻薄又可怜——比她在英剧《偷窥秀》（Peep Show）（2003·15）和《跳蚤》（Fleabag）（2016·19）中的表演更加感性，也为她赢得了奥斯卡奖。

《可怜的东西》是艾玛·斯通和兰斯莫斯继《宠儿》和2022年短片《Bleat》之后的第三次合作。几乎是一看到剧本，斯通就以制片人的身份加入了电影的创作行列里来。她的表演对于《可怜的东西》这部电影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她不仅全程出镜，还必须表演出从婴儿一直过渡到具有批判思维、独立思考，甚至能够深谋远虑的成年人的所有心智成长过程。

导演和演员是如何处理这种身体上的转变的呢？

兰斯莫斯说：“在创作上，我们之间有一种同步性。我建议她看一些电影，包括赫尔佐格的《卡斯帕·豪瑟之谜》（The Enigma of Kaspar Hauser）和米洛斯·福曼（Milos Forman）的《消防员舞会》（The Firemen's Ball）（1967 年）。这是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我们通过敲定整个旅程中贝拉的走路方式和说话方式来锚定她所处的心智阶段。剩下的就是靠演员的本能、直觉和自身气质来呈现”。

关于演员的出色表演，兰斯莫斯谦虚地说：“这不是我的功劳，都是演员的功劳。他们做到了。”但他强调，相互理解的合作关系对大家都有好处。“排练时，我尽量让气氛轻松。我们只是在拍电影，我们应该享受其中，发挥创造力，享受美好时光”。

兰斯莫斯真正重视与演员合作的证据之一，是他对亲密接触调节员（辅助拍摄激情戏份）的欢迎——他对《可怜的东西》片场的艾丽尔·麦卡尔平评价很高。有很多亲密关系需要她来协调：贝拉最奇妙的发现是性高潮。因为缺少常人拥有的羞耻感，与可贝拉疑的律师邓肯·韦德伯恩（Duncan Wedderburn）在欧洲四处游荡，最后以进入一家法国妓院卖春收场。影片中的每一个床戏情节都被呈现为贝拉单纯地对自我好奇心的探索过程，没有丝毫矫揉造作。

近来，关于银幕上的性爱场面是否有意义的争论总是被一种道德保守主义的风潮所包裹。《可怜的东西》很好地诠释了性爱场面存在的意义：它们龌龊、欢愉，偶尔还会显得有些滑稽，它们挑明了人类经验中一些奇怪而悲伤的内核。

兰斯莫斯总是把性表现得很奇怪——《狗牙》中的性令人不安，《宠儿》中的性是一种令人难忘的操纵工具——但在《可怜的东西》中，我发现他的表现手法明显是新鲜的、积极的，让对过去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创伤叙事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贝拉对女性的自我牺牲毫无兴趣：她就像糖果店里贪吃的孩子，什么都想尝尝。"兰斯莫斯解释说，"就像贝拉的一切其他生命经验一样，她吸收知识和经验，然后继续前进。她在这方面的观念非常特别。随着她的成长，她也同样发现了性的局限”。

《可怜的东西》的道德中心是贝拉内心的冲突。她自由奔放、冲动的天性面临着一场清算；也许生活并不全是舞蹈、性爱和稍纵即逝的快乐。当贝拉第一次见到邓肯时，邓肯对她说："你和我一样，都是非常感性、关注当下感受的生物。"但是，当贝拉逐渐从周围的生活中觉醒过来，意识到她需要扮演的角色时，她对世界的肤浅认知就瞬间瓦解了。她与邓肯的关系也是如此。

这是兰斯莫斯的电影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随着品味和眼界的变化，如何保持一段关系，为何每段关系都是一场意志的较量，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为何似乎永远在流转变化。

有一次，邓肯对贝拉说："你现在总是在看书，忘记了一些可爱的说话方式”。事实上，随着贝拉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社会意识的增强，邓肯感觉到自己的控制力在逐渐消失，他变得像个孩子，容易发脾气，对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人总是无端爆发怒火，而这个女人的行为对他来说又是如此的莫名其妙。

被控制的怪胎

一想到兰斯莫斯的作品，"控制 "这个词会不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狗牙》中对家庭单位施加的控制；《龙虾》中异性恋关系的互相控制和抑制作用；《宠儿》中那种会对你的人格和行为产生毁灭性影响的极端的权力和控制。包括兰斯莫斯在2011年拍摄的电影《阿尔卑斯山》也与此主题有关：演员们在哀悼者面前扮演死者——人们甚至试图控制死亡。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普通人而言，贝拉·巴克斯特是个问题。对于控制狂来说，她就是一场噩梦。"兰斯莫斯说，"每个人都试图塑造贝拉，拥有她，或与她在一起，成为她生活中的一部分，因为她太独特了。但她的行为太出人意料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也没有对付她的工具。我觉得这就是有趣的地方，因为她不按常理出牌，也不遵守人们对她的任何期望，所以这个角色基本上可以把所有人逼疯。

兰斯莫斯继续说道，"她拥有的是自由的力量。这有时会让人感到害怕”。

贝拉并不理解男人与权力和控制之间的扭曲关系。在一个令人难忘的场景中，当贝拉对妓院的经营方式表示困惑时，妓院老板娘（凯瑟琳·亨特饰演）向她解释说：“有些男人喜欢看到你表达拒绝或不喜欢”。

贝拉生活中的每个男人都试图对她有一定的控制权，除了她的发明家——她视他为上帝。在影片的开头，他把贝拉视为一个实验品，他确实想控制她。但他从未阻止过她的情感之旅，也没有试图阻止她的冒险。我认为他只是意识到贝拉必须去体验这个世界，而这正是她在那里的目的。他变成了一个慈爱的父亲形象，但也有很多缺点。“我觉得我的电影里不可能有一个没有任何缺点，不犯类似错误的角色。”

兰斯莫斯笔下的人物很少被单纯的悲剧模式所定义：他允许他笔下的女性角色以任何形式呈现，尤其是下流、残忍、危险的女性角色。比起一个具体的类型，这些角色首先更应该被视为一个整体。《宠儿》中的安妮女王曾多次流产，但同时也是个矫揉造作、幼稚的人；《可怜的东西》中贝拉曾经历过悲剧，但这并不能浇灭她的斗志。

兰斯莫斯告诉我：“我喜欢探索这一点，一个人的行为或信仰的模糊性。我只是觉得，人总是能呈现出令常人出人意料的一面，这很迷人。”

贝拉和《宠儿》中的安妮女王的共同点是，她们都对周遭的奢靡生活嗤之以鼻，她们的反常规行为显示了名利与道德之间固有的荒诞张力。在一个场景中，沮丧的邓肯在他富有的朋友面前抨击贝拉的愚蠢，并让她只重复他教给她的三句短语，而贝拉却将三句话用在了每一个最不恰当的时刻。（有时，《可怜的东西》让我想起了哈尔·阿什比（Hal Ashby）1979 年的电影《身临其境》（Being There），单纯、孩子气的角色粉碎了成年人的表演）。

真正开启贝拉智力之旅的是在游轮上遇到杰罗德·卡迈克尔饰演的哈里·阿斯特利。他告诉她，“金钱本身就是一种病”。他让贝拉看到了被掩盖住的不平等，看到了让她的优渥生活得以实现的劳动和贫困，看到了在表面之下发生的一切。

正因如此，《可怜的东西》比兰斯莫斯之前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让人感觉到更明显的反资本主义色彩。影片改编的小说也是一部坚定的社会主义作品。”阿拉斯戴尔·格雷（Alasdair Gray）对此有更深入的研究，”兰斯莫斯说，"小说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我认为我们的版本会更加关注她的心路历程。但我们也有意识地让她的旅程更加完整，因此她显然要面对社会中的所有这些结构，无论是政治、情感还是经济结构。时装片也可以非常现代”。

兰斯莫斯的故事背景总是难以确定。《宠儿》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安妮女王的宫殿里，但语言却是现代的；《龙虾》中的酒店在爱尔兰乡间，但具体位置在哪里又不知道；《可怜的东西》的背景是19世纪，但室内装饰和贝拉娇媚的服饰却给人明确的现代感，甚至是未来感。兰斯莫斯电影中的风景都是他自创的，是无边界的、充满想象力的空间。

在这一点上，他说得很清楚：“并不是说你拍了一部时装片，你就不能让它与当下的问题相关。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时代的，但也是非时代的，可以有未来主义的元素，但也并不妨碍你成为当代人”。

关于资本主义和财富积累对人类心灵的致命影响这个话题——值得一提的是，斯通原本计划参与这次对话，但由于最近的演员罢工，她的宣传任务已经停止——兰斯莫斯谈及此事时明显有些失望。"这对我们来说时机不对。这很不幸，因为我们非常期待在一起庆祝。尤其是艾玛，她参与了这么多年。不能和这部电影在一起让她很伤心。但这是必须的。我非常支持他们所做的一切”。

我向兰斯莫斯询问了另一部传闻中正在改编的小说——奥特莎·莫什菲格（Ottessa Moshfegh）的《我的休息和放松年》（My Year of Rest and Relaxation），该书 2018 年才出版，但已经决定了几乎一代人的命运。这部小说的基本内容是一个刚刚成为孤儿的女人决定通过沉睡一年来修复自己的生活。我明白是什么吸引了兰斯莫斯：叙述者梦幻般的内心世界以及对现代社会的狡猾批判。为什么要醒来？这个世界能给你什么？

兰斯莫斯坦言他目前的进程：“这是一本伟大的书，但也是一本充满挑战的复杂的书。我很喜欢这本书，但要把它拍成电影，还需要反复试验，有些东西必须重新创造，才能在银幕上发挥作用。基本上，我们需要达到我们认为可以完成的程度。因此，我们正在与奥特萨合作，这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项目”。

兰斯莫斯已经完成了另一部电影的拍摄，他将其描述为“一个当代故事，一部与《可怜的东西》截然不同的电影”。“同样的演员在不同的故事中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且很多演员我们之前都合作过——艾玛·斯通、威廉·达福、玛格丽特·夸里、《宠儿》中的乔·阿尔文。他们已经互相认识了。所以这就像是创建了一个旅行剧团。”

这些演员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与兰斯莫斯合作，说明了他在创作关系中培养的信任度相当高。他与观众之间也建立起了类似的信任。他是一位从不牵着观众的手，从不把观众的情绪引向一个既定方向的电影人；他的电影创作总是在情绪、风格、怪异的感觉中运作。

他是一位神秘的艺术家，而在这个时代，模棱两可的东西会被人忽视甚至怀疑（比如托德·菲尔德（Todd Field）的《塔尔》（Tár, 2022）这部开放式影片在上映之后就出现了大量近乎阴谋论的说法）。当我问及此事时，他解释说这只是他个人的喜好。“这应该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当我看一部电影时，如果被告知太多事情，被告知要有某种感觉，我就会产生不良反应。观看这种非常单薄、狭隘的生活，我不会有任何收获。”

“我会很自然地选择从影片中拿走一些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另一些内容。你拿走部分东西是为了让人们更多参与和享受，也更有活力。而不是说'就是这样，只有这样”。

空间制造者

虽然兰斯莫斯的作品经常被形容为死板，但我却觉得笑中带泪。与观众一起观看兰斯莫斯电影的乐趣之一，就是听到观众的笑声，然后往往是难以置信的沉默：我们到底在笑什么？喜剧感是他有意设计的还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他又是如何应对观众对其作品的不同反应的？

"这与观看我电影的每个人的具体经历有很大关系。我的电影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它们很有趣，但也相当黑暗。它们的棘手之处在于没有完全有效地解读方法。特别是当你试图创作一些复杂的作品时——我认为我们一直在努力尝试——你必须为每个观众留出空间，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个性以不同的方式来体验这部电影。这是你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

兰斯莫斯制定了自己的规则；他作品中的世界是封闭的——也许是因为他发现这个世界的既有结构和不灵活性如此具有限制力。“我喜欢质疑事物的现状，质疑我们生活的规则。这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事情和观念会如此僵化？这个世界怎样才能变得不一样？如果真的不一样又会如何？如果一个人与众不同又会发生什么？我想这也是贝拉这个角色吸引我的地方。”

“我们一直在追问这个世界的为什么结构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看到很多时候这些结构并不起作用，但我们仍然坚持拥护它们。这让我感到困惑。因此，无论一部电影的人物或故事如何变，我都试图提出这些问题。”

《可怜的东西》中贝拉说的一句话我很喜欢，我把它重复给兰斯莫斯听："从某种程度上说，如果能摆脱我们正在追寻的自我，也是一种解脱。" 我以前从未听过这样的表述。我们都渴望求取自由和知识，但我们都不愿承认这种寻找是多么痛苦和孤独，二者难以兼得”。“贝拉承认这一点，”兰斯莫斯告诉我，“但这并没有阻止她。她承认自己会累，会受伤，但她仍在继续。她只是继续做下一件事。我认为《可怜的东西》是我创作的最积极的电影，最有希望的电影。”

我不得不问，既然他的作品中如此强调控制的概念，他是否觉得难以释怀？他笑了，我澄清道——他是否觉得很难对自己的电影放手？

“一旦创作结束，我从不会真的再度看我自己拍的电影。可能得过个十多年，我才会选择看其中一些。只有这样，你才能和你自己在创作的电影保持一定的距离感，并看到一些新的东西。但实际上，很多时候面对一部电影时，我们能做的仅仅是我们拍完后就直接放手，让观众去体验它们”。

你必须让你的孩子像贝拉一样自由自在。

原文链接：https://www.bfi.org.uk/sight-and-sound/interviews/power-freedom-scary-people-times-yorgos-lanthimos-poor-things 原作者 Nicole Fl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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