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钧的新片《河边的错误》在这两天上映，该片由于曾入围过戛纳和釜山电影节，又在平遥电影展上斩获最佳影片的殊荣，因此吊足了影迷们的胃口。

再加上改编自余华的中篇小说、由朱一龙领衔主演，前期宣发铺天盖地的“悬疑”、“黑色”、“凶杀”等吸睛十足的标签，普通观众与影迷观众彼此赛博击掌，难得默契地同时拉高期待值。

目前看来，成绩是相当可喜的。截止发稿时，影片上映第三天，票房已突破1亿，豆瓣开分7.7分。按照这个趋势，总票房到3亿左右应该不成问题。

对于一部充斥着意识流拍摄手法、文艺气质浓郁的非典型悬疑侦探片来说，这自然是一个可喜可贺的数据。而它留下的过于广泛的解读空间，让很多观众在看完全片后感到困惑和无所适从，全部观感被众多的信息碎片搅动为一片混沌，难以用“懂”和“不懂”、“正确”和“错误”作出确定性的评论。

正如海报上所写的“没有答案”这四个字，影片未给出一般悬疑电影里那种确定的解答。这不仅呼应着情节可被广泛阐释的解读空间，也呼应着电影本身试图达到的效果——让观众对“寻找凶手”的期待落空。

如果一部悬疑类型的电影放弃了追求真相，那么，它追求什么？

1

一场四处蔓延的“疯狂”

观看《河边的错误》最大挑战在于影片虽然以一起谋杀案作为情节发展的主线，但是每当真相似乎靠近一点时，又会冷不丁地抛出一些具有迷惑性的内容，干扰乃至远离原本快要信以为真的真相。导致作为观众的我们在不断扑空之后，很难信任影片放出的任何指向性的信息。

正如前面所说的，搅乱观众的思路，让观众逐渐走入疯狂构筑的迷雾中，最终发现故事的尽头是“没有答案”，是整部影片的风格趣味，也是表达内核。

这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就给出了暗示：

电影开场时，镜头跟随着一个正在玩警察游戏、带着警官帽的小孩在一栋即将拆除的大楼走廊里游走。小孩举着玩具手枪搜寻着藏匿在这个空间里的“罪犯”们，来到走廊尽头的门口后，打开门一看，发现眼前是一片断壁，再向前一步就会掉下去。

这一巧妙的设计在故事还未展开时就暗示了我们，这桩谋杀案的真相是一片悬空的崖，前面什么都没有，还存在着坠落的危险。

正是这一镜头，带到了还未卷入“迷局”的主人公马哲，于是，小孩游戏暗示的宿命与刚刚走进故事里的马哲被编织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荒诞感十足的命运闭环。这是一切的开始，亦是一切的结局。

另外，导演在电影开头用加缪的话对全片作出了注解：“人理解不了命运，因此我装扮成了命运。我换上了诸神那副糊涂又高深莫测的面孔。”

这句话出自加缪的戏剧作品《卡利古拉》，该剧讲述了作为国王的卡利古拉认识到世界的荒诞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的疯狂反抗行为，他游走在疯狂与理性、反抗与毁灭之间，象征着世界的荒诞本质。

根据加缪笔下的卡利古拉的特性，这句话点出了全片三个核心关键词：“命运”、“荒诞”和“疯狂”。

因此，结合第一场戏暗示的人物宿命和《卡利古拉》象征的精神内核，我们大概可以说，《河边的错误》是一部讲述命运的荒诞，以及荒诞让人陷入疯狂的故事。

影片的前半段，讲述了幺四婆婆被人谋杀后，马哲在查案的过程中像是触碰了多米诺骨牌，一连串的人物接连出现，线索慢慢汇聚在幺四婆婆收养的“疯子”身上。影片的后半段，讲述了“疯子”被缉拿归案，案件貌似已经水落石出，但马哲不相信这一结果，却在寻找真相的过程中逐渐走入疯狂。

如果按照悬疑电影的一般解法，疯子是不是凶手，成为故事的最终落点。而在《河边的错误》里，“破案”本身却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主角马哲对案件的看法。

即使有充分的证据表明疯子就是凶手，但是马哲不相信。他不相信幺四婆婆、诗人王宏、小男孩接二连三的死亡，背后的原因是疯子无差别地杀人，而不存在动机。

拒绝相信疯子随机的杀人行径，就是拒绝相信命运的荒诞性。于是马哲试图寻求他愿意相信的另一种真相，但这注定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存在主义文本里，世界的本质就是荒诞。而这种无可改变的荒诞正在接二连三地制造疯子，将疯狂根植在所有人的身上，有人的成为了一个“疯狂”的正常人，有的人则变成一个彻底的“疯子”，被抛弃在主流社会之外。

2

是否为一次成功的改编？

关注《河边的错误》的朋友，可能多少对余华的这部小说的电影改编历程有所了解。

由于《河边的错误》是一部极具先锋性和荒诞色彩的小说，且用高度凝练的方式讲述了一则寓言性故事，导致改编为电影时，让人物和环境变得“自然实体”成为不小的难题。另外，原著小说的暧昧感也很难通过影像媒介传递出来。

据说早在90年代时期，张艺谋就曾想要将这部小说改编为电影，可惜最终没有拍成。此后的20多年，这个故事让多名导演趋之若鹜，却都折戟而返。最后，这部小说的改编权转到了魏书钧的手上，从当前的评分和票房来看，他无疑完成了这次的挑战。

为了匹配电影作为视听艺术的特征，魏书钧和康春雷的改编策略是“把余华小说结的果实种到地里，又重新长了植株、结了果实。”（引用自「娱理」的采访）

在原著小说里，前四分之三没有对马哲与案件的关系作出明确描述，马哲相当于“第三人”的视角。但魏书钧将马哲这一人物更明确、更具象地描摹出来，并让他深度地陷入案件的旋涡之中。

对这方面的改写，最精准的一处在于“马哲妻子肚子里的孩子被诊断为可能有智力缺陷”（原著没有这一情节）。这个尚未诞生、可能有智力缺陷的孩子呼应着凶杀案中的嫌犯疯子，将马哲的生活与案件联系在了一起，同时又将“疯狂”的宿命感加重了一层。

另外，电影加重了对马哲的办案群体的描写，凸显了个人与环境、体制的关系——在强调“集体荣誉”的团队中，他的个人主义让他显得像异类。这为影片带去了多一层的解读，又彰显出了《河边的错误》作为青年创作者的作品，其桀骜、勇毅的一面。

还有一处能够体现出导演个人风格的改编在于，把警察的临时办公所放置在了“废弃的电影院”，马哲获得体制认可的表彰大会同样也设在了电影院，这种符合导演个人旨趣的改编，放大了“电影是一门导演艺术”的属性，又在对电影的现实处境进行着微妙的隐喻。

其实，魏书钧团队改编的真正聪明之处在于清楚地意识到审查的红线，剔除了小说文本中一些显性的象征所指，让观众将电影与现实的连线游戏成为自娱自乐的联想。

而电影说了什么呢？不过是“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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