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好莱坞，用一个想法就能拿到2亿美元的人寥寥无几。诺兰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优秀已经让他在影迷心中封为神，关于神的故事，评价就太多了，但是这些碎片很难让我们掌握一个全面的观点，诺兰他到底怎么样？关于《星际穿越》想必你看过许多观点文章， TIME、EW、NYT 都出了许多巨文，但是这篇非常值得一看！

2013年初春，为了替《星际穿越》中冰冷的异星荒地取景，克里斯托弗·诺兰及剧组前往冰岛踩点，寻找冰川。在刺骨的寒雨中，车辆无法前行，他们只能徒步行走。这是今天走的第六座或者第七座冰川，然而它似乎还是那么遥远。最终，徒步四五公里后，他们不得不停下：面前是一个冰冷的湖，湖的附近似乎无路可走。

“我们都围在一起，盯着这个湖”，摄影师霍伊特·范·霍特玛回忆说，“诺兰脱下鞋袜，大步走进水里，向一块巨大的冰块走去。每个人都站在原地，不知道在这做什么？后来大家都开始做同样的事——脱下鞋袜踏入水中。没人认为他疯了，他们只会说，“OK，这很重要，这件事情一定要完成。”不过，踩点过后，他们发现，这块冰川还不够大，便湿嗒嗒地走了回来。“他是一个在履行使命的人，他全部的时间和努力都服务于这一使命。”

诺兰喜欢快速拍摄。他坚信时间和金钱压力能够加强创意集中。他在现场保持精力集中，早上7点开工，晚上7点收工，只在午餐时休息。派拉蒙的首席执行官格雷告诉我们“这就像看一场芭蕾舞剧”。《星际》制作时间为四个月，制作初期格雷访问洛杉矶现场时，看到演员们被绑在太空舱里，被液压油缸驱动着上上下下，巨大的环绕式屏幕上投射的是窗外经过的星域，屏幕大概有80英尺高，300英尺宽。“诺兰穿着极其优雅的斜纹软呢西装，打着领带，手拿一个华丽的烧瓶，小口小口地喝着。”格雷回忆说

“这就是他如何解决问题，”迈克尔·凯恩在《星际》中扮演一名科学家，“我曾问他，‘瓶子里是伏特加酒吗？’，他答，‘是茶’。他会整天喝茶。他已经赚了上亿美元，但他的生活与之前完全一样。他仍然戴着同样的手表，穿着同样的衣服。”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诺兰带着蝙蝠侠三部曲第一部的剧本来到凯恩家。凯恩还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是信使呢。

“我叫克里斯·诺兰，我给你带了个剧本。”

凯恩问诺兰想让他扮演什么角色。“我想让你扮演管家，”诺兰说。

“那我该说啥，‘晚餐供应时间？’”

“不是。管家是布鲁斯·韦恩的继父。”

“嗯，我读完剧本会送还给你的。”

“不，不，你可以现在读吗？”诺兰在凯恩的客厅里喝着茶，一直等到他读完为止，然后拿走了剧本。“他很讲究保密，”凯恩说。

保密已经成了诺兰的工作方法。凯恩被允许保留自己的《星际穿越》剧本，但剧本每一页上都有他的名字，万一剧本不见就有迹可寻。特效团队的某个成员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装在里尔喷气机头锥上的IMAX摄像机图片，然而这张照片很快就被删除了。

若见到诺兰，别人肯定一眼就会觉得他很谨慎。我们在伯班克的Fotokem洗印室见面时，他正在监督影片数字版本的最终颜色校正。诺兰飞快地握了我的手，没怎么跟我对视。他在剪辑室里待的有点久，好像遇到了点困扰。《星际穿越》的后期制作花了八个月——一场苦战。通常情况下，他喜欢做第一版很长的剪辑，然后再剪短。这次，他意识到这种做法行不通。“我们在做的事情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的，”他说，“这部电影叫《星际穿越》，你必须真正让观众直观体验形象，敬畏，规模感。在结尾的地方有点吓人，我为此已经花了几个星期。”

诺兰身穿标志性的夹克，衬衣领子很学生气地歪歪扭扭，可他看起来并不慌乱。相反，他散发出不可动摇的信心——这是你登机之后希望在驾驶员身上看到的信心——为了让片厂负责人通过他的电影，这种自信心会让他泰然处之。“他来就是为了颠覆你的想法的，”格雷道，“然后，他很平静地完成这件事情。”安妮·海瑟薇在《星际穿越》中扮演NASA科学家，在发表关于爱的力量的重要演讲时她有些受挫，觉得自己‘表演痕迹太重了，感觉很疑惑’。诺兰建议她，带着“冷静的把握”来演讲会有效得多——“就像你在生活中一直都知道这事一样。”

谈起很多事情时，诺兰都保持了这种平静的确定性。他坐在洗印室的前排位置，身影被调色师操作的电脑微微照亮。他一边嚼着花生米，一边安静地评论面前的两组投影画面。左边是电影的IMAX 70mm版——也就是原始拍摄格式——右边是将在大多数电影院放映的数字版。这两个版本作为彼此的镜像而显示，因此任何轻微的光度失配都可被检测和消除。

“就好像这部电影还不够迷幻似的，”调色师之一打趣说。

“这就是他们如何宣传《2001太空漫游》，”诺兰说，“终极之旅”。

马修·麦康纳正在接近黑洞事件视界的画面并不比库布里克的少上一份惊艳，还带着几分格哈德·里希特式的迷离之美。黑洞是基于理论物理学家基普·索恩的计算，并由诺兰特效团队以软件运算而成——此举耗力巨大，每一帧都花了大约100个小时来加工——这使得索恩初看镜头时对黑洞事件视界附近光的行为有了新的见解，他计划就此在科学期刊发表一系列论文。

“那是耀斑吗？”这是海瑟薇身处落日时分的陌生星球的镜头，她的肩上有一瞬间笼罩了一圈光环。

“我们可以把它去掉，”Walter Volpatto，监管本片的数码调色师建议道。

“这是机内，”诺兰声明。“拿走你的调色桶。能退回到医院现场，做整个镜头组的分屏对比吗？我觉得看着过亮一度了。”

Volpatto唤出画面，再次显示出麦康纳进入病房的场景。“我想这相当不错啊，”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电影始终在追求的东西——不错，”诺兰讽刺地说，眯眼对比两组图像。“我们那天把亮度降低了一度，所以东西摸不着边际。我们正在重复自己。”

“我已经改动过了，”Volpatto安慰他。“根据我的经验，分屏总会让你看到差异。你的眼睛会自己适应。扫清了障碍后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层次。”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芝诺悖论：越解决缺陷，缺陷就越发明显，依此类推，直到你因为时间而向缺陷妥协。“根据我的经验，”诺兰说，朝着将制作团队与数字调色师分开的那排电脑滑去，“这条线背后的人都是垃圾。”

“这就是为何我更喜欢胶片而不是数字，”诺兰转身向我说道。“这是你创建，你所商定的物理对象。这版胶片被我从这里带到纽约，在纽约的不同投影仪上放映，如果它看起来太蓝，我就知道投影仪的镜头，灯泡或者其他部分有问题。这类控制在数字领域是不可能的。”

对未经训练的人来说，两幅图像之间好像并无差异。“我没理由骗你，”Volpatto说，听着有点委屈。

类似这个现场的不信任之风笼罩着诺兰的电影，他的惊悚片主角总想追寻明确的答案，从而被困于迷宫之中，真相却永远遥不可及。“你怎么会不知道？”在《致命魔术》里，一个魔术技巧害死了他的妻子之后，休·杰克曼所扮演的魔术师如此追问对手。这可能是任何诺兰的主角发出的呐喊——他们始终希望在不可能的世界中寻找到确定的答案。《记忆碎片》中盖·皮尔斯扮演的失忆症患者挣扎着记住关于杀妻凶手的线索，《盗梦空间》中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盗梦师试图理清五个层次的梦想与现实。诺兰总是沉迷于怀疑论;他英俊的面孔有时会稍稍扭曲，仿佛被一些内部演算困扰，直到解决问题他才会恢复如常。

“你昨天离开后，我觉得我可能对Walter有点粗暴，”诺兰第二天告诉我。“我没与他共事过。他不懂我的幽默感。他想讨好我，我当时想，哟，你在骗我。这是我的幽默感。但我今天上午过去时他说，‘哦，我看了投影仪，它更亮了。’他分析了光输出方面——在这方面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家伙——这正是一个有用的点。”

换句话说，诺兰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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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面前的一切总像是在显微镜下，”诺兰的弟弟乔纳森这么说。乔纳森曾与他合写过许多电影，包括《星际穿越》。“他有海明威式的内置废话探测器——这非常有用，有时非常令人沮丧。我总能知道我哥什么时候是兴奋的，因为他会变得很安静。当我跟他说起《记忆碎片》时，他变得非常安静。我知道我打动了他。”

2007年，乔纳森被聘为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和制片人琳达·奥伯斯特的编剧，负责为派拉蒙把基普·索恩有关黑洞和虫洞的理论改编为影片。斯皮尔伯格最终转移到其他项目，但2009年，在诺兰为《黑暗骑士崛起》选景时，乔纳森把这个项目告诉了他。诺兰对于星际旅行有着自己的想法，他将此与乔纳森的剧本的第一幕和最后一幕合并。他还带来了华纳兄弟，虽然该项目是由派拉蒙启动的。“他跟华纳兄弟之间并无约定，也不像是被迫把华纳加入，”布拉德·格雷说。当诺兰带着相对论的解释来做推介时——“对于我这样的演艺圈人士都有点难理解。”诺兰则解释，他之所以希望华纳兄弟加入，是因为华纳支持过他：2012年，一名持枪男子走进正在放映《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的拥挤影院，射杀了12名观众，并使得70人受伤。华纳立刻关闭了关于诺兰的各种评论，让他从环欧新闻发布会上退出，不透露票房，并捐钱给慈善机构帮助受害者。“他从中感受到了忠诚感。当他解释给我听时，我当场就答应了。”

派拉蒙和华纳兄弟达成的交易是非同寻常的。为了获得《星际穿越》的全球发行权，华纳兄弟公司用两部系列的特许权利做了交换：《13号星期五》和《南方公园》，再加上“一部待定的A级作”。而其附属公司传奇影业则用《蝙蝠侠V超人：正义曙光》做交换再分一杯羹。能说这个做法无视现代好莱坞的统治经济逻辑吗？不止如此——它颠覆了好莱坞的运作逻辑。系列作品是片厂的命脉。对于华纳兄弟而言，交出两部著名的，大有潜力的系列，只为换取以原创理念冒险的机会——《星际》既没无拍摄续集的潜力，又没什么商业化的机会，其基础也是晦涩的量子物理学——这充分证明了诺兰在片厂眼中的价值，同时也说明诺兰自己就是一个系列。像之前的斯皮尔伯格和詹姆斯·卡梅隆一样，诺兰是极少数用一个主意就向片厂要到2亿美元的电影人之一。他的电影全球票房收入已经超过35亿美元，而且最近四部电影都没有超过预算。当《星际穿越》结束拍摄，诺兰把“一大笔钱”还给了派拉蒙。

“他很早就意识到，如果留给片厂可以介入的借口，就会失去这部片子，”艾玛·托马斯，诺兰的妻子和共同制片人说。他们初次相见时，诺兰在伦敦大学学习英语，不过他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布卢姆斯伯里剧场的地下剪辑套间里，制作第一批低预算短片。“我们看着它发生，”托马斯说。“超过预算的那一刻，就失去了像克里斯那样的执着导演所要求的创意控制权。他在预算上向来极具策略性。”

对于导演来说，痴迷是工作中令人放心的迹象;克制则不是。我们对导演的期待有点过高了。到目前为止，诺兰的简历上还没有什么代价高昂的失败——没有《1941》或者《深渊》似的片子——这种成功使得评论家们很怀疑他，他们觉得诺兰是一个冷酷的电影人，一个衣冠楚楚的表演者，他喜欢构建复杂的谜题，一旦谜题解决，便很少在情感或生活中超出密封边界。

这可能会随着《星际穿越》上映而改变。第一批试映会的观众，包括片厂负责人，记者，团队成员都纷纷落泪。“人们刚看完片子出来时还没法谈论它，他们需要一天左右的时间来处理情绪，然后才会打电话给你。”其中一位观众，托马斯说。我当时也被这部史诗震撼得不能自已，走出剧院时，我觉得阳光是那么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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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震惊地意识到这部电影的感情比之前几部丰富了那么多，”一天后，诺兰与我见面时说。极端的反应让他吓到了。“我为此花了几年时间，我的生活只有思考这部电影，只有这部电影。‘这只是一部电影，它相当不错，我很喜欢它’——要是观众这么说，我就不想活了。我为此沉迷了这么多年，我把自己都扔进去了。”

他的办公室有《记忆碎片》和《黑暗骑士》的漫画和海报（“何必如此认真？”），书架上放着雷蒙德·钱德勒的Trouble Is My Business，约翰·勒卡雷的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一两本斯蒂芬·金的书，大概两本Vincent Bugliosi的书，还有柯特·金特里写的关于曼森家族的书。“那些书我一本都没读，”诺兰说，“我不太用这个办公室，基本只是开会时用。”

这不是我和诺兰第一次邂逅：在他职业生涯之初我们就见过。那是在2000年，《记忆碎片》在圣丹斯电影节上映之前。年轻的诺兰很高兴有人来聊聊他的电影。对于《记忆碎片》会引起什么反应，他还有点紧张，当谈到回溯式拍摄的技术问题时他是最放松的。该片预算仅为区区450万美元，可在洛杉矶的三次试映会上，它被当时所有的发行者拒绝了，包括温斯坦兄弟。史蒂文·索德伯格，诺兰电影的早期粉丝，因此评论道，“当《记忆碎片》这样的电影都无人看中，对我来说独立电影就完蛋了。”

转机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来到，有人告诉诺兰那里的观众可能会特别激烈。电影相当突然地结束了，屏幕变黑，数秒钟之间唯余寂静。诺兰根本不知道即将发生什么。“我有点喜欢那样子，”他回忆说。“我当时很害怕，但我为那种感情感到自豪。”

这部电影使得全场起立鼓掌，而诺兰却觉得中间那几秒沉默才最迷人。诺兰最喜欢的词之一是“反直觉”。他似乎在搜集关于直接逻辑短路的例子，特别是应用到自己的事业时。“我可以指出很多我做过的，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事，当时它们却让我有了很多不眠之夜，”他这么说起剪辑2010年的《盗梦空间》。关于黑暗骑士第三幕有许多麻烦——它与第二幕之间有着巨大反差——即“那本来不应该凑效，”诺兰说。这样的故事似乎将不确定性，这个令人愉悦的元素融入了他的职业生涯当中。

“一个导演的职业生涯有很多数据点，这些数据点都很重要——电影，另一部电影，再是另一部电影，”艾伦·霍恩，时任华纳兄弟总裁说。《蝙蝠侠前传》就是由他批准。诺兰当时搞了两小时的推介会，把所有计划都列出来，从蝙蝠车到盔甲再到覆盖布鲁斯·韦恩身体的瘀伤。“对克里斯来说，这些数据点都有助于绘制向上走的曲线。”霍恩后来参观了诺兰在芝加哥建造的巨型哥谭现场，诺兰坐在重重直升机和数百个临时演员之中，“什么笔记都没有。一切都在他的脑子里。”

诺兰的所有电影都或多或少存在于他的脑海里。要是说好莱坞让观众们逃离现实生活，诺兰的电影则让他们逃离大脑。他的制作公司，Syncopy，原意为因大脑缺氧而造成的暂时性意识丧失。他的电影在一定程度上都使用侦探片或黑色电影的比喻，来使意识的曲折更加戏剧化。“我们不能踏出自己的头脑，”他在Fotokem告诉我。“我们就是做不到。现在，一部伟大的电影要告诉你，世界比你想象的更加糟糕，而你居然还不知道。这部电影应该是令人沮丧的，但它没有，是因为我们希望世界比现实更复杂。我们不想知道你的世界的界限。你不想成为在片尾徒劳敲打天空的楚门。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让人观看。我拍的电影都会支持这个想法。”

在片厂对《蝙蝠侠前传》的接受上，他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他故意把阵仗弄得很大，从偏远的喜马拉雅山脉到高潮处的哥谭大爆炸。尽管如此，他听到却是“嗯，这个规模真的够大吗？”他意识到，规模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对于续集《黑暗骑士》，他把故事规模缩小，限定在哥谭市，并模仿迈克尔·曼的《盗火线》（Heat，1995)。《盗火线》的背景设置在洛杉矶，不过它的拍摄方式使其看起来像是在狂野的西部拍摄的。《黑暗骑士》的全球票房超过十亿美元。“蝙蝠侠系列电影——那基调，那镜头，是别处根本没有的，”导演扎克·斯奈德道。他接拍《超人：钢铁之躯》时就应诺兰要求研究过新墨西哥的白沙，以此理解物体如何以极高的速度感运动。当工作室问斯奈德会不会增加漫威式的喜剧结尾时，诺兰的回答是“真正的电影绝不会那么做。”（诺兰称他说的是,“我们不应该追着其他电影跑,而应该忠实于《钢铁之躯》的基调。）

这是诺兰吸引力的实质。在某些方面，诺兰电影的成功与精品酒店的成功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lo fi式的低调的记录方法。在信息时代，无法被复制和粘贴的东西价值水涨船高——比如秘密，原创点子，曲折的情节，以及摄影图像的完整性。从外观上看，他是一个古典主义者，宁愿“机内”拍摄，只在绝对必要时使用CGI。《星际穿越》绝大部分是使用大量的投影仪进行现场拍摄，实景拍摄，微缩模型，而没有使用绿屏。

“这实际上是旧的电影制作工艺，”昆汀·塔伦蒂诺说。诺兰在听说柯达最后一家胶片洗印厂要关门时找来许多导演助阵，他也是其中一员。“他接触了许多漠不关心的导演，努力化解他们的冷漠，并试图向他们解释这有多重要。换我就想迎面揍他们一拳。但作为英国人，他居然超出了这个层次，把这个事办得特别老练。我认为他做得很好，很值得尊重。这不只是关于钱。如果克里斯托弗·诺兰在1975年拍电影，他也会是个杰出的电影人。如果他是在1965年拍电影，我也想看看诺兰版的《坦克大战役》。那肯定棒透了。”

与此同时，除了电影技艺之外，诺兰也是个怀疑论者：他在观众的脚下精心布置秘密，在发展中迎来转折，几乎不可避免的逻辑论证，还有2-3小时的片长。在网上，关于诺兰电影的解构几乎多如天上繁星，至今还有许多人争论《盗梦》结局的意义。“《记忆碎片》的部分吸引力在于挑战你的解密能力，在场景和叙事上。”塔伦蒂诺说。“跟《第六感》或《搏击俱乐部》不一样，你会想再看一次他的电影，揭开其中的谜团。他就要刺激你这么做。如果你找到一个谜底，你会很开心。若没有找到，你还是很开心。”

若说很大程度上诺兰的成功取决于许多跟他一样充满好奇心和探究心的小诺兰们，这位电影人却发现越接近《星际穿越》上映，他就越注重身体的，本能的反应。因为电影复杂性而来的赞美是唯一让他有点不舒服的好评。“我发现，那些静静沉浸在片中的人——那些不把它当作填字游戏，或者事后测验的人才最懂我的电影，”他说。“《记忆碎片》是用非常复杂的方式讲述非常简单的故事，《盗梦》是用复杂的方式讲述复杂的故事。《星际穿越》是很坦率，很简单的一个故事。”

作曲家汉斯·齐默在为《超人：钢铁之躯》工作时，诺兰来找他：“汉斯，我给你一页纸，不告诉你这是关于什么的，你花一天帮我配乐好不？不管做出什么都没关系。”齐默回答：“好啊，我很乐意。”然后，有一天，齐默收到一封信，信纸相当厚，上面写着并无复印版。这就是最初的剧本。

这个故事非常简短，只能算个梗概：它包含两行对话：

“我会回来的。”

“什么时候？”

诺兰还引用了齐默一年前说的话。那时伦敦大雪，他和诺兰夫妇被困在饭馆里聊天。“我们没谈电影，只谈孩子，”齐默说，他有一个15岁的儿子。

——“我说，一旦你的孩子出生，你就不能再用自己的眼睛看自己了，你总会用他们的眼睛来看自己。”

他花了一天完成配乐，然后通知艾玛·托马斯。

“我说，‘你要我把它送过来不？’她回答：‘他好奇到坐不住了，你介意他去找你吗？’。他一路开到我在圣莫尼卡的工作室。我为他放了配乐，像初次跟他合作似地，没有正视他的脸，只是看着屏幕。然后我转过身，他坐在那里。我可以看出来他被感动了。他说，‘我想我还是拍这部片子吧。’我问他，‘好吧，不过这是什么片子？’他开始描述空间科学和人性，描述这个壮阔的史诗故事。我连忙说，‘克里斯，等等，我写的东西是高度个人化的，你知道吗？’他继续，‘是，但我现在知道这部电影的心脏是什么了。’关于这部电影的一切都是个人的。他还骗了我，成片中孩子是个小姑娘，可他本来写的是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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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梦空间》，《记忆碎片》——制作出这两部关于时间的杰作之人踏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之门也毫不奇怪。爱因斯坦也是在伯尔尼专利局处理时钟专利时才看破相对论的。不过，很少人会想到诺兰会从相对论得到情感共鸣：麦康纳和他的团队身处于一个冰冷的星球，这里的每一个小时都意味着他离地球上的女儿又遥远了七年。若说《星际穿越》是诺兰最感性的电影也不尽然。它让观众经验了全新的情感：悲伤，渴望，失去和对无垠时间的敬畏。这就是人们为何深爱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

在加州理工学院，乔纳森接受了基普·索恩的通俗量子力学教育，并发现爱因斯坦喜欢用共同例子来说明相对论的特殊和一般理论。“他的所有实验总有一个人在以接近光速飞驰的火车上，另外一人在火车月台上，朝着彼此挥手，”乔纳森说。“他们注定要经历伤悲。如果是双胞胎被分开，一人在船上，一人在飞机上，他们便能意识到时间在流逝。”

这个主题有着特别的共鸣。他们已故的父亲，布兰登，一位英国广告文案策划，曾在麦迪逊大道工作过——“现实版的广告狂人”，乔纳森说。后来，布兰登搬到芝加哥，在那里他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克里斯蒂娜，“然后他们花了40年幸福地争论要住在哪里。“诺兰三兄弟在伦敦和芝加哥之间往返，度过了童年。“爸爸现在到底在哪呢？”乔纳森回忆。“父亲很多时候都在非洲与东亚奔波。小时候我常会猜爸爸何时归来，他老带着礼物，纪念品还有精彩的故事回家。我会想象大家是否也这样跟父母相处。我还记得看到他时的兴奋与还乡的感觉。家就像是一件便携，可移动的好东西。”

乔纳森去美国读高中时，诺兰被送到英国的黑利伯瑞寄宿学校——英国的军官训练场。20世纪80年代初的英国是个非常悲观的地方，到处都是罢工和撒切尔大削减，而美国则像里根提及的“美国之晨”般生气蓬勃。诺兰一家的夏天总是在芝加哥度过，克里斯托弗会在那里如饥似渴地接触新片——《回到未来》，《捉鬼敢死队》，《壮志凌云》等等——然后他再回到伦敦向其他孩子宣传。“克里斯是《星球大战》的先行者，”乔纳森说。“他提前几个月就在美国看过《星战》了。他站在操场上诉说那些电影有多么激动人心，真是莫大的荣幸。他一个人就是一支宣传队。”

早打乔纳森能记事起，哥哥就老拿着一部超级8mm摄影机。他们的叔叔托尼曾为通用汽车工作，为NASA阿波罗任务的导航系统做了一些工作。他会带回阿波罗号发射的超级8mm胶片，克里斯托弗则将其用父亲的超级8mm摄影机拼接成家庭电影。“我用摄影机拍了一些阿波罗的视频，然后把它们剪接在一起，像是我自己做的似地，”诺兰说。当乔纳森去参观《星际穿越》现场时，他这么对诺兰说，“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一直在做的事嘛。”

在与癌症抗争一年后，诺兰的父亲在2009年去世。当他被诊断患有癌症时，诺兰正要结束《盗梦空间》，乔纳森则正要写《星际穿越》。父亲的病“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乔纳森说，“这是你与你的父母之间的连接。这是至为重要的背景。”诺兰本人则觉得《星际》更偏向于他与自己孩子的关系——罗里，马格努斯，奥利弗和弗洛拉——所有孩子都被他用作片名。《黑暗骑士》是“罗里的初吻”，《盗梦空间》是“奥利弗的箭”，《黑暗骑士崛起》是“马格努斯国王”，《星际穿越》是“致弗洛拉的信”。他因为拍摄不得不远离孩子，这让他非常难过。“我对他们十分愧疚，”他说。“十分愧疚。离开的时候越是悲伤，就越说明你对他们的爱。对我来说，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成为父亲的意义。你生命的意义在你面前流逝，你的孩子在你的眼前成长。理查德·林克莱特的《少年时代》，这部非凡的电影就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在讲述这一点。在时间之中生活就是我们正在经历的最大谜团。”

在十月初，诺兰在环球影城IMAX影院为同辈导演举行了一场特别放映会。塔伦蒂诺和保罗·托马斯·安德森都有到场。诺兰在门口问候他们。“嘿，我听说这是一部时间旅行的电影，”塔伦蒂诺说。“嗯，这不是一部真正的时间旅行电影，尽管大家都在使用这个概念，”诺兰说。“不过，看完片子你就会懂。”

塔伦蒂诺坐在座位上，对屏幕上即将展开的故事一无所知。“现场还有一些非常酷的导演，我们都在等待电影开始。这部片子击中了我。我意识到，这是自《黑客帝国：重装上阵》之后，我头一次如此期待一部影片，虽然我完全不知道它要讲什么。”

电影结束后，一众导演像海鸥似地包围了诺兰，整整45分钟都在提问。安德森认为电影是“美丽”的，并想了解选择和拍摄Imax 70mm格式的来龙去脉。塔伦蒂诺的印象也很深刻。“很久没人做出这么宏大的视野了，即使是元素也非常恢宏，灰尘无处不在，他们生活在被沙尘暴完全笼罩的世界之中。这几乎是塔可夫斯基或马利克级别的杰作，而不仅仅是一部科幻冒险电影。”

在影片上映前几周的好评并不能让诺兰安心。观众们能够看懂科学吗？他们能够放开科学，跟着情感走吗？他有没有达到故事与奇景之间的平衡？

“我一直认为，如果你想真正尝试做一部‘伟大的’电影而不是‘好’电影，就要冒很大的风险。对我而言，如果要拍一部名为《星际穿越》的电影，你就要非常有志气，它非常宏大，你必须在所有方面都竭尽全力。这并非因为片子本身，而是因为你要替电影做出贡献，除去幻想电影和其他电影之外，你不能辜负片名的承诺与规模。”

这部电影是否伟大还有待确定，但这件事本身似乎就让他满足：这是一件他可以明确宣称不确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