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税没有那么可怕”。

从2018年到2021年，接连爆发的高收入艺人逃税问题，让大众对于影视行业的财税管理，产生了较大的怀疑。

对影视行业而言，这几次艺人暴雷事件，事实上是积弊的侧面体现。阴阳合同虽然是税务问题，但也反映出剧组管理的灰色地带与项目管理的“江湖气”。本质上是行业还未建立规范管理，资金管理存在问题。

但良性的变化也在发生。过去几年中，无论是税务机关、投资机关还是一些影视服务公司，都在推进财税信息数字化和标准化的建设。数据工具正在推广，良性的对话协商机制也在建立。诸多从业者也都在希望用工具的标准化，来为没法标准化生产的影视作品尽可能降低风险。

国家政策利好的新税收洼地也正崛起。据天眼查数据显示，自2020年6月至今年5月，海南影视、影业新公司注册量超2200家，资方包括阿里巴巴，爱奇艺等行业头部公司。同时，沈腾、王一博、那英等一批著名演员、歌手陆续在海南成立新的文娱公司。影视行业从业者们又该如何利用好这些利好政策？

在毒眸第十七期眼界沙龙现场，资深制片人、监制刘开珞，北京文担投资总监、金融市场事业部总经理余辉，众观科技创始人兼CEO、凡影创始合伙人王义之，中汇盛胜（北京）税务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阳湖与毒眸共同探讨了目前影视行业存在的财税问题。未来可以前行的方向，也已有迹可循。

“白条”事小，“规范”事大

财税问题的暴露，可以从2016年资本退潮开始说起。

Wind数据显示， 2016年及今年是行业的两个低点。2015年电影与娱乐行业投资金额为130.91亿元，次年陡降为64.52亿。《中国电影投融资发展报告（2021）》显示， 2017年至2020年，影视行业融资事件数量依次为124次、83次、31次和25次，融资总额分别为194.63亿元、172.31亿元、14.76亿元和30.97亿元。

资本的退潮让财税像礁石一样暴露于浅滩，疫情的影响又带来了结算的延后。电影行业的结算链条较长，疫情导致的票房收入减少，让钱从票务平台层层到制作公司手里的周期更长了。

受疫情影响的电影院

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曾在今年上海电影节称，电影行业出现非常严重的“三角债”问题，“院线欠发行公司钱，发行公司欠制作公司钱，制作公司相互欠钱，而且制作公司还欠主创人员的钱”。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影视行业“大小年”的特性，也让公司在平衡税金时遇到了难题。

有的年份公司开机项目较多，播出项目较少，有的年份多部项目接连播出并实现盈利，这都是一些周期性问题。“但对于企业来说，我盈利的那一年交的税金，与后面亏损的部分如何去平衡，这是很多公司都发愁的事情。”刘开珞说。

除了周期性的客观问题，刘开珞还提到了在剧组存在已久的“白条”和“开票难”问题。“白条”要么是小量的支出，要么是一些单独的支出，这些支出是没有票据产生的，“如何处理才是更合规的情况”也是剧组一直在探索的。

更“雪上加霜”的，是影视行业财务管理上的人才缺失。影视类的企业通常是“小马拉大车”，即大量的精力、人才都投在业务端，对财务管理投入的精力以及从业人员的专业程度是不够的。

影视行业随机性强的特点，也为财务管理带来了难度。影视公司可能会在两到三年里，从运作一个几百万的项目突然进入到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在这样的剧烈变化下，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包括制片人自身的基本的基础的财务知识都难以支撑。

王义之称，“众观科技目前正在为200多家影视公司提供财税服务。我们发现一个影视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财务中后台和财务规范体制的建设非常重要，包括为融资做的准备等。行业服务多年，我发现从业者的敏感度和基础财税知识还是普遍缺乏的。”

不过，目前影视公司财税体系的规范程度还远不到谈避税的时候。北京文担在选择投资对象时，要求财务起码社保齐全，流水完善，有专员负责，但大量的影视公司都无法达到这些要求，甚至几家大公司在银行录入系统都无法生成结果，原因就是整个财务体系的管理不够规范。余辉说，“从我们的角度，我们很看重财务体系规范，这反映了实际的还款能力，资金的真实去向，有没有实力来兜住风险。”

上述的问题，都让影视行业在经营过程中的风险放大，并增加了劣币驱逐良币的可能。

对于大众所关注的高收入艺人及导演问题，反映的则是对高收入人群的税务监管问题。“最近，各地都在转发如何在下一步加强对于高收入人群个税的监管等等，这也是未来税务发展的一个焦点。” 王阳湖说。

行业不糟糕，人要标准化

对于诸多问题，标准化是当务之急。

几位暴雷的头部艺人之外，还存在大量基层和中层的人物，但大众往往会关注到那些有极大影响力的人物，从而对整个行业下了判词。“行业并不糟糕，但亟需从业人员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余辉说。

承担着扶持北京文创产业任务的北京文担，起初会用银行审查的标准去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产品标准，但后来发现很少有企业达到。余辉进而思考，从业人员是否需要统一标准，设立准入门槛：

但创作者注定不是标准化的，需要保护他们独具一格，天马行空的想法。刘开珞认为，重要的是制片人和经营者需要更多维度和体系化的思考。“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将编剧和导演的创作想法翻译成数字讲给投资人，但是跟创作者聊的时候，我们还是得从剧本结构等方面去沟通。”

毕竟，影视行业提供的产品、提供的服务都不是标准化的，“比如看电影，大家并不会因为时长多长，画面多亮就付钱。”但可以做到的，一是作品评价的标准化，比如将一个剧本拆成多个细分层面，具体打分，将大家对“好作品”的语境拉到同一维度再做讨论；二是具体实践时的标准化，比如在剧组设立每日报表来追踪拍摄进度，以此控制预算和周期。

难以推行的标准化，以及难以厘清的财税状况，也与影视行业缺乏足够的产业政策基础有关。

王义之以国外成熟产业环境的公司举例，如果在国外拍内容，第一件事情往往是成立一个有限合伙制的项目型公司，把围绕一个项目的收支放在这里，主体公司仅用来承接利润，“相当于把项目和主体公司之间的风险隔掉了，两边都比较清晰”。

但在国内的影视行业，并没有一个产业政策可供行业成立项目型公司，但其实部分行业如房地产的项目公司，基金的有限合伙公司，是可以承接住公司的部分资质的，但影视行业的项目公司没有发行机制。“所以平台型公司要投项目，往往都是把钱打过去，对方开一张发票回来，是这样的往来，这种操作本身就存在很多问题。”

至于大众所关心的部分明星工作室的高收入，从税务的角度来看，也是避免双重征税的做法。“本身中国的税制，企业相关的税负占非常大的比例，个人占很小的比例。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的股东，企业赚了钱之后交完税之后，把这些分红给股东，股东还是需要再一次交税。对于这些艺人，他通过工作室就可以避免多交一次企业所得税。”王阳湖解释道。

而如果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能够总体不超过一般纳税人一年500万的标准，还是可以通过一些其他合规的方式来整体降低税负。按照国家现在对于影视行业以及明星工作室的监管来说，现在是对于合并征收在不断的收紧，“这也是国家在整顿高收入人群，是对他们过往不合规行为，或者是导致了国家整体税收利益损失的一些方式来避税的情况的监管。”

“数字化”和“企业化”

良性的变化，正在行业发生。

在经过近几年的整顿之后，税务部门目前整体总的指导方向就是以数治税。“即通过对于信息的数字化，特别是财务税务信息的数字化，形成纳税人的画像，用这样的科技手段来识别出税务人可能涉及到的税务风险。”王阳湖介绍道。

当税务机关开始推行数字化监管，税务人是否也应该借助一些数字化手段来充分应对？ 

以明星举例，王义之借由国外成熟经验，延伸了高收入人群可行的两种方式：公益和资产化。对高收入人群来说，公益是少有的免税道路。“好莱坞所有的明星都有自己公益的方向，这也是社会回馈社会的一个很好的方式。”王义之说。“我认为未来明星只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做公益，另一个就是做产品。”

国外明星在整个冠状病毒大流行中回馈社会

资产化，则是把明星自身完整的无形资产，根据不同使用途径去拆成不同的公司经营属性。比如贝克汉姆会把他的演讲约放在某一种公司里，成为这个公司的资产，公司负责经营他的演讲。“这样一来，他的成本和他的收入就能够形成很好的在公司内部的运营，所以大家可能经常听说国外买个房子往往会用企业，而不用个人，因为你用个人其实是消费，用企业其实是投资，对应的操作都不太一样。”

而对影视行业金字塔基层和中层的诸多自由职业者，如编剧以及剧组工作人员们来说，也要通过自我武装财税知识，让自己实现企业化。

“储蓄账户和企业账户，在整个国家的监管体系里面属于两套体系。”王义之介绍道，在海外发达国家，它的企业税负占到整体税基的大概55%左右，个人税负大概占到45%左右。中国的企业税基则占约87%左右，“也就是说中国所有的税基本上现在都来自于企业交的。”

众观科技也正是在这样的趋势下，建设起了一个财务管理平台“创意管家”，一方面为自由职业者们准备了便利的个人化企业注册流程，与区域性的政策做配合，“我们代运营了近400家小微企业，有些一小时就能拿到营业执照”；另一方面把项目这一端的财税管理、票据管理在线化、数字化，“把中间相对混乱的规则做整理。”如此一来，也能给银行和投资人一个明晰的连续性的财税可视化数据。

在个人企业化过程中，税收洼地的政策，不妨一“蹭”。“该占的便宜就去占。”王阳湖开玩笑地说，比较重要的是“怎么占”。霍尔果斯的老路，也是官方所尽量避免的。海南省省长曾在今年6月的会议上明确表示，不希望海南变成一个避税天堂，要杜绝空壳企业。

借鉴过去霍尔果斯的经验是必要的。通常来说税务洼地分两种性质，一种是直接免税，如霍尔果斯的五免五减半，另一种是增值税按照比例的返还。“免就是直接减免，返还就是地区财政的返还。如果说是地方财政的返还，就要特别关注地方政府的兑付能力。”

对投资人而言，一个清晰的数据呈现和可便捷追踪的数据化工具，是刚需。

从余辉的投资人视角来看，有两种方式可以降低项目风险。第一类是制片人中心制的项目，因为制片人往往更具备财务思维，能给到更为清晰的财税报表及预算把控。

第二类则是项目过程中的风险管控，比如说有担保公司担保，定期的会有风险经理或者项目经理去现场，“北京文担有专职的做影视剧的去过片场的人，会去那儿配合项目方的财务做一些账务上的梳理。另外要跟制片人沟通，随时把控项目进程。”

未来影视内容的“资产化”也是一大趋势。余辉透露目前，头部公司和头部金融机构已经在尝试搭建完善的分账体系，同时把应收账款、著作权、专利等内容作为轻资产内容作为融资产品出售，“现在至少在北京的金融市场是有专门的产品的。”

作为官方监管机构，税务部门正在试图搭建影视行业之间良性的对话平台。过去，由于影视行业跟其他行业相比，整体产值规模并不大，并不在税务部门监管重点范围内。但随着2018年以来各项事件的爆发，政府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

“我们也在搭建这样一个的沟通渠道，有国家税务总局、影视行业的相关的监管部门等等。同时沟通的渠道的另一方就是影视公司及行业从业者，国税口径的专业的研究院和协会，行业的协会大家一起来坐下来，一起来沟通这件事情，包括跟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可能也欢迎后面有一些企业参与进来。”王阳湖说道。

“需要这样面对面聊的机会。其实税没有那么可怕，只是需要一个参照标准。”王义之说。

文 | 符琼尹

编辑 | 张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