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1980年前后出生的创作者已然成为国剧的主力担当。

论年龄，他们正处于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有着稳定的产出能力；论经验，他们都有多部知名作品傍身。他们得过前辈的言传身教，又给后辈树立了榜样典型。他们是国剧创作里当之无愧的少壮派。

这个系列报道的第二篇，我们和新晋的“网红”编剧王倦聊了聊。

王倦“红”了。

即便他本人羞涩地否认了这一说法，但2019年里，《大宋少年志》与《庆余年》两部作品的接连播出，无疑让这位1979年出生的青年编剧成为了观众们的讨论热点。

在微博、知乎等论坛上，观众们巨细靡遗地分析着王倦笔下的人物关系、情感变化、剧情伏笔和让人忍俊不禁的台词。通过对这个名字的搜索，他们也惊喜地发现王倦与“童年记忆”的连接——“原来《舞乐传奇》也是他写的啊！”

在微博上，王倦也有了一个自己的粉丝群。

他一开始觉得奇怪，怎么会有人给一个编剧建粉丝群，“审美太差了。” 如今，在他看来，这一群人不算是所谓“粉丝”，更像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在一个群里聊天，偶尔也互相调侃。

王倦

翻看微博上对于这个粉丝群的几条准入“规则”，第一条便是：不准在群里催稿。

这算是一个“粉丝”之间的小矛盾，时不时会在他微博评论里出现。“总是有催稿的，也有让他们不要催的。“王倦笑道。这几个月来，王倦只在大年初一当天更新了一条微博，便一直埋头写剧本，也因此暂时减少了群里的交流。

但他喜欢面对观众。

“剧本做成电视剧之后，只是通过播放量或收视率来判断的话，是会有错误的。最好的方式，还是要知道观众怎么想。”喜欢也好，“寄刀片”也罢，王倦都视为创作剧本附带的趣味，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我没受过系统的训练。”他总是强调这一点，“所以我看过的每部戏，遇见的每个人，都是我能学习的对象。”

不是非要强情节，才能让观众“哭出声”

在微博上，有一句王倦专属的词语新解：“可爱死了”——这句话指的是，当编剧王倦觉得一个角色很可爱，这个角色就离死不远了。

这当然是句玩笑话。但在王倦的作品中，主要角色的死亡，无论是在剧情中段，还是在尾声，每一次都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很多剧里面都会有角色死亡，关键角色死亡在观感上的确不符常规。”王倦道，“但是有的剧作，我们跳出常规一下，真的是希望观众和角色能有一样的切身之痛。”

2015年，一部名叫《南侨机工英雄传》的电视剧在云南卫视与重庆卫视播出。

这部以华侨抗战为主题的抗日剧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在剧情进行到一半时，女主郁兰亭（秋瓷炫 饰）便死了。

 “当时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抗日剧里每个主角遇到的敌人都挺蠢的。”王倦回忆道，“那段时间感觉看抗日剧是件特别轻松的事情，还没有高考难。”

八年抗战是一段残酷的历史，而影视剧里面过于轻率的表达，会削弱这段历史的沉重，也会让年轻的观众产生错误的印象。“所以在做剧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希望让反派更加强大，一方面也希望体现特殊背景下死亡的突然性，命运的残忍和残酷。”

郁兰亭的死亡方式极其惨烈。身染病毒，她点着了自己所在的一间农居，将丈夫隔在火圈之外，在火烧到她身上时，本来打算用手枪自尽的郁兰亭，枪里却没了子弹。而一步之遥的丈夫，只能在妻子痛苦的哭喊中，亲手结束了妻子的性命。

当年的真实情况远比戏里呈现出来的要骇人听闻得多，看过大量资料以后，王倦边写这段戏，边忍不住掉眼泪。

“如果不展现一点真实的历史，做这部剧其实没有意义。” 他道，“这个题材要是做成组团打怪，男女主遇到什么危险都迎刃而解，对这个故事背景都是一种讽刺。”

如果《南侨机工英雄传》放在今天的网络环境里播出，王倦又免不了要收到一波“刀片”。他笑称还好自己当年不怎么上网，算是躲过了一次。

但当《庆余年》播出时，王倦还是没“躲”过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刀片”。

“滕梓荆”一角的死亡让许多观众至今“意难平”。

在原著中，这只是一个默默无名，活到最后的小跟班。但当王倦在改编小说时，他发现，自己需要给剧本中的范闲一个留在京都的理由。

这个范闲不需要内库的财权，也无意做个权臣，只要娶到心仪的女子，就一定会选择回到澹州，无忧无虑地过一辈子。

因此，为了让范闲有理由留在京都，并改变他的处世观念，在大纲阶段王倦就确定了要增加滕梓荆的分量，并让他死于牛栏街对范闲的刺杀中。

在剧作前半程的轻松气氛里，这一场突然的刺杀无疑给了观众们“当头一棒”。

然而，观众们的反应其实有些出乎王倦的意料。在他个人看来，滕梓荆的过世“还好，他很悲壮，但不算太惨。”但为什么观众会这么激动，王倦也好好地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是因为大部分人都知道原著的走向，结果一看，发现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期。我觉得，对观众来说，他们既生气，又有一种恐惧感——他不知道接下来的角色，还会不会按照原著来走了。”

但即便是原著中已有的死亡场景，例如程巨树和肖恩两个“反派”的死亡，王倦也并没有让他们简单地由于“情节需要”而死去。

在王倦的笔下，身不由己的程巨树摸了摸滕梓荆儿子的头，在死前露出了一个丑陋却幸福的微笑。肖恩在死前说出了范闲身世的秘密，为范闲，也为观众揭开了一个更大的阴谋。

除了为其悲剧命运而唏嘘，王倦还希望通过自己的设计，观众能与角色产生更多情感上的共鸣。

“比如肖恩，他以为自己在生命最后得到了幸福，但观众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会比他悲惨地走完这一生，高呼‘世界对我不公’，要来得更有感染力。”

不仅是“收刀片”的专业户，王倦也是一位“发刀片”的专家。不管是郁兰亭，滕梓荆，肖恩，还是只有两三句台词的程巨树，对于每一个死去的人物，王倦都希望观众能记住他们的存在。

“每个角色的篇幅限制不一样，我只能尽量去展现他独特的个性，并且最少也要展现出他两个方面的个性。”王倦道，“但是你也得有准备，不能说让角色突然去展现自己，那就太机械了。”

他相信观众能从角色里感受到编剧的情感，“其实你看，不一定是强情节下死了人，观众才会愿意为角色哭。”

幸好我写的第一个长篇电视剧，是个侦探剧

在做编剧前，王倦是一个在“996” 工作状态下忙得昏天黑地的设计师。偶尔写几笔小说和相声，也都只是难得闲暇时的兴趣爱好。

2001年前后，一个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老朋友找到了王倦，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一部都市情景喜剧《都市男女》的创作。用王倦的话说，那时编剧的需求量大，老朋友“可能把他认识的，会写字的都找了一圈。”

这份工作的流程也十分简单，和当时的“老板”见一面，了解一下故事大纲，人物性格，回去写一两集剧本，“老板”通过了，就能接着写后面的。

虽然是跨行，但毕竟自己坐过办公室，写的又是办公室的故事。刚入行的王倦落笔飞快，一天下来能写出好几集剧本。

“因为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你就感觉自己写得特别顺利，特别有自信。”王倦笑道。

《都市男女》

但直到王倦进入拍摄现场，亲眼看着演员演自己写的剧本的时候，他才发现有些地方不对劲。

“基本上就是人念出来特别的别扭，一句话三四行字。就算是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坐在边上都觉得烦。”

从那时起，王倦养成了两个创作习惯。一是写一段，自己念一段；二是去现场，不仅看演员演戏，还跟着剧组走一遍流程，看道具组，化妆组是怎么工作的。

 “其实还是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够专业。”王倦道，“所以到现场，你会了解很多的事。你在写戏的时候，就会注意怎么去布置对话，怎么把角色控制在一个场景里。这样对剧组的拍摄也会方便很多。”

写完《都市男女》之后，王倦便辞掉了原先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编剧。这一写，就是五六年。

他照样是一个爱“跑剧组”的编剧。

而恰巧当时组里的一个导演，认识著名演员兼导演于荣光，便将王倦推荐给了他。过了不久，于荣光就给王倦带来了一个“转型”的机会和挑战：写长篇电视剧。

王倦面临着又一次选择，在情景喜剧的写作中，他已经进入了自己得心应手的舒适区。有不少人找他写类似的题材，收入也还可以，作为一个年轻编剧来说，当时的王倦并没有太大的危机感，因此也从来没考虑过转型。

 “习惯性写作是会让编剧受伤的，你会失去前进的欲望。”王倦坦言道，“所以有这个机会，我还是挺愿意试试。这会让人有刺激感，会发现好大一片的未知领域需要去熟悉，所以我当时就想试试看，如果不成功，再说。”

单元式的情景喜剧与长篇电视剧在创作状态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情景喜剧故事短小，人物夸张。“我们把这样的几个人放到一个故事里去让他们进行碰撞，所以人物基本没有所谓的成长性，也没有转变，要不容易跟别的人物撞上了。”王倦介绍道，“我们更多的是在考虑怎么把故事做得有趣，然后怎么把故事和人物结合得更完美一些。这对于一个编剧来说，其实是不够的。”

不过，与此同时，情景喜剧对故事结构要求也很高。在短时间内，编剧需要把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清楚地展示出来，并且让这个故事有一个合理的结局。

而这一点，对于一部单元式的侦探剧来说，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技巧。

“幸好我第一部做的是侦探剧。”王倦道，“我可以用三集或者四集写一个案件，然后整体一条大主线铺开。我从细节入手，把一个一个小故事的走向把握好，然后再学习怎么走主线。”

他到现在还十分庆幸这一点，“要是一开始就是一部一条主线从头到尾的剧，那真的会出问题。”

解决了结构问题，人物在当时是最让他头疼的部分。“因为以前完全没试过。”王倦道，“怎么控制人物的性格，控制他们的转变，这比写怎么破案要难多了。”

有了两部侦探题材的剧作作为缓冲，等到再次和于荣光合作《木府风云》时，王倦已经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样一部人物繁多，非单元式，一条主线贯穿到底的古装传奇剧。

王倦能感觉到于荣光对他的信任。在定下大纲和故事走向之后，于荣光基本不再插手剧本创作，给予了王倦极大的自由。

“那个时候的创作方式还挺有意思的。”王倦回忆道，“剧本写完之后，大家会再坐在一起把故事重新理一遍。那时候不光是导演，还有服化道所有部门都坐在一起，可能会讨论好几天，现场提意见，现场修改，改好了之后，大家都知道每一场的重点在哪。进入拍摄就很顺利了。”

角色不跟着大纲走，有时候也是好事

人物曾经最让王倦头疼，而如今在王倦的戏里，这也成了最重要的部分，有的时候要比情节还要重要。“脱离人物，剧情就没有了存在的土壤。”

他试图把每一个角色都当做是自己的朋友——这样观众也就能把他们当做朋友。

在一部电视剧播出几年之后，观众可能未必会记得剧情细节，但只要剧里的人物是“活”的，那么这个人就能一直生活在观众的身边，人物的个性，人物特质，都能被观众记住。

“我觉得一个编剧的成功，应该是这样。”王倦道。

有的剧像《木府风云》一样，需要先确定主要人物，有的戏却像《舞乐传奇》一样，先确定的是整体的故事框架和风格。但先写人物，依旧是王倦的写作习惯。

在此之中，王倦也摸索出了一套他自己独有的人物创作法：先确定角色在剧情主线里的作用，性格的转变，然后设定一个最特别的性格特征。

“就像是你逐渐去了解一个人一样，你肯定先关注到他非凡的一面，然后看到他凡人的一面。”

对于王倦来说，特立独行的个性是为了让观众记住这个人。而想让观众更有共鸣和共情，就得用更平凡的个性把角色一点点丰满起来。“观众只有了解角色和常人相同的地方，才会把他当成一个好像是在身边曾经存在过的朋友一样。不然的话，观众很难对这一个个人物投入情感。”

这就需要在人物小传里融入大量的细节：喜欢吃什么？讨厌什么味道？为什么？这些未必会在最后的剧本中呈现，却能帮助编剧熟悉自己所写的角色。 

“这有一个好处，你写他的故事的时候，你不会再去思考很久。因为你很熟悉他，这个角色就在你身边，就好像一直在跟你说话。”

这便是传说中的角色“活”了。他有自己的性格，他有自己的处事方式，甚至有的时候当编剧想按照原本的故事大纲去书写的时候，原本的情节会与角色产生一种违和感，让人写不下去。

“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是好事。因为这个人物起码是一个活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自己在决定自己的命运。”王倦道。所以，他也会跟制片方打“预防针”，让他们做好准备，写出来的剧本，有可能会跟大纲不太一样。比如说《舞乐传奇》里男主角舒难陀和女飞贼夜莎罗的感情线，就比大纲里要推迟了不少。

“当然这种情况老出现也不行，制片方要疯掉的。”王倦谈着自己的创作，又忍不住讲了句玩笑。

很多观众一刷剧集时，以为上图就是最终结局，结果愣是被编剧来了个反转

对于他来说，一个扎实的人物，能让编剧在情节的塑造上“没那么累”。

现在的观众注意力极其容易被分散，如果想要靠情节去吸引观众，编剧便必须把每一场的起承转合和悬念都做得非常到位，让观众每一场都有喘不过气来的感觉，以此吸引他们接着看下一场。

“但极端一点说，但凡有一段舒缓的剧情，观众就不看了。因为，他们追得就是一种紧张。可如果他们喜欢一个人，就算他坐在那里废话，聊半个小时，观众也愿意听。”

因此，在王倦与观众们的交流中，他也格外关注观众对角色的看法，是不是跟他当初创作的时候是一样的。但他也很清楚，一名编剧没法强迫任何一名观众喜欢自己的人物，也没必要去迎合观众的喜好。

“但是你尽量找他们的好恶有什么相同点，你去想想他们为什么喜欢或讨厌，本质原因是什么。这不管对塑造角色，还是对人性进行更深挖掘，都是有帮助的。”

在很多年里，王倦都习惯了一个人写作。一个人去磨人物，想情节，写一段念一段地找到最适合演员表达的台词。近年来，也只有《大宋少年志》这一部作品，是以他在2008年前后写下的一个故事为基础，由几位编剧合作完成，再由他进行最终的修改统筹。

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就适合一个人待在家里写剧本。他有过一次担任副导演的经历，之后便自觉不适合做这种需要处理人际关系的活。他也暂时无意开设自己的编剧工作室，“我只是感觉自己应该这么写，没办法从理论上去教导别人怎么写。”

写剧本的过程，既是王倦和那些虚拟角色交朋友的过程，也是与观众的一场“心理游戏”。

怎样用简短的对话，把该表达的元素和背景全说出来，然后控制字数，控制节奏，不能让观众觉得烦，还得让观众猜不到下一句是什么。

2001年入行，到今天将近二十年，王倦一直在与“编剧”这份职业进行磨合。早期的写作状态，更像是在摸索如何讲故事，如何与人物结合，在不断地犯错，也在寻找自己的写作风格。

“现在来说，我大概知道自己的工作是什么，常见的错误也会少一些，但这并不是说我的磨合结束了。”他道，“我每次写完剧本，总觉得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总觉得自己还有成长的空间。”

一边还着手头的“债”，王倦的脑子里一边酝酿着一个“不靠谱”的项目：一个当代题材，会违反许多约定俗成的常规。因此，不管从商业化的程度，还是从创作的角度，甚至有可能在题材内容方面，都相当的“不靠谱”。

“忙完手头这一段会慢慢写出来，虽然可能写出来也拍不了，但先写了再说。”

【文/一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