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获7项大奖！奥斯卡影片评审机制全揭秘

作者：蔡馨仪

北京时间3月11日，第96届奥斯卡奖项揭晓，《奥本海默》斩获七个奖项，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最佳男主（基里安·墨菲）、最佳男配角（小罗伯特·唐尼），以及最佳配乐、最佳剪辑、最佳摄影，成为今年的最大赢家。

此外，值得关注的还有，艾玛·斯通凭借《可怜的东西》获得最佳女主角。这是她第二次获得这一奖项，此前凭《爱乐之城》曾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日本动画导演宫崎骏的《苍鹭与少年》获最佳动画长片奖。

纪录片方面，《20 Days in Mariupol》 获得最佳纪录长片，《最后的修理店》获得最佳纪录片短片。

奥斯卡颁奖落幕，凹凸镜DOC转载下文，揭秘奥斯卡影片的评审机制。

本文转自：TAICCA 文化内容策进院

转载时有所删减

原标题为：纪录片、奥斯卡与公关战：小金人舞台后愈演愈烈的矛盾辩证

奥斯卡的小金人吸引着全球观众的注目，它的竞赛规则也十分有特点。首先，具有投票资格的会员采取邀请制，换言之必须在电影这个特定领域有相当资历再加上累积了一定的人脉，才有机会透过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现任会员的推荐，被加入通讯投票的选举名单。

其次，奥斯卡的评选制度设计非常复杂，并非一般所想像的绝对多数制，而是有阶段性的权重比例计分制度。在第一阶段确认入围名单时採取的是排序复选制（或称为偏好投票制，Instant-runoff voting，IRV)：会员在收到所属领域的选票后对候选作品进行排序；计票时，则根据选票上排序的第一位来分类、计算，确认第一轮的入围结果。若入围作品数尚未凑齐，第二轮计票时会再从得票数最低的影片开始依第二顺位重新分类、累加到其他部电影，直至确认所有作品都达到入围门槛为止。此外，奥斯卡还追加了“一面倒条款”（The Surplus Rule），意即当排序第一的作品远超过门槛20%票数时，除了该部作品直接入围外，计票会重新检视这些选票的第二顺位电影为何，并给予不同的计分权重。这个措施除了减低极端偏好的现象出现，也希望尽可能让每张选票的意见都被照顾到。

即使不是剧情片，纪录片竞争之激烈也非同一般：以2024年为例，总共有114部纪录片符合奥斯卡奖的资格，但仅有不到三分之一有机会进入15部入围名单。名单公布后，每个会员便会收到第二阶段的选票，但与前一轮不同的是，此时每位会员收到不只是所属的专业分会奖项选票，而是收到所有24个奖项的最终决选选票。会员们必须在所有入围者中选出自己心目中的得奖者一名。此时的计票方式即採相对多数制，最终结果即为得奖者。

由于每年入选影片总计数百，会员不见得都看过，甚至基于专业也可能对其他领域入围者不甚熟悉，这使得电影公司除了拿出最好的作品来一较高下，在预测的选举期间利用机会、秀出自家招牌让可能的投票人多多认识，自然就得拨一笔营销预算好好规划了。

在Variety报导中就提到，得奖取决于许多因素的总和，从电影主题是否可能吸引选举人，到影片在银幕内外的魅力都包括在内。但它最重要的元素——也是奥斯卡公关致力于构建的——即是一套围绕电影作品、有关奥斯卡价值的论述。这部电影不仅要好的评价，一则好的叙事，甚至宛如赋予这部电影作品一张人性化的面孔，足以打动人心，让选举人相信它、喜欢它。在文化内容的圈内人都知道，看完故事产生的感受，是在这一行相当关键的影响力。

尤其随着串流服务如Netflix和Apple TV+平台崛起后，为了打响平台名号，这些公司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投入纪录片奖项的竞选活动：它们不仅挟着数位媒体的优势进行大量的广告投放，并选在纽约的豪华酒店举办VVIP闭门放映会，还聘请了顶级的公关顾问，以刺激电影的话题性、知名度和曝光度。尽管奥斯卡明文规定业者不得公然进行拉票活动，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电影圈就这么大，业者可以安排团队在多伦多国际影展（Toronto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IFF）领奖时多多亮相；可以办电影音乐会；或来场资深影人的生涯回顾小聚，但凡聚集了制作人、导演与影评的场合，总会有一定比例握有选票的奥斯卡会员。而这类将纪录片导演和公关工作人员送往各地电影节出差、增加实体交流的成本经常是七位数美元起跳。

如此密集的宣传外溢到一般大众也颇有效果。串流平台已透过数据发现，架上的得奖影片不仅会在典礼后带来新订户，像HBO Max和Disney+背后还有产制单位的平台而言，还有机会吸引更多A级制作人，增进未来与平台独家签约新片的机会。此外，由于纪录片作品通常不像剧情片充满华丽的卡司和明星，促使制作公司找到极富创意的营销手法，包括在博物馆或古蹟之类的空间举办放映会，与知名纪录片组织合作对谈，或在平台上进行令人回味的广告投放等，这些精心策划的活动成功地提高了作品的影响力，进而获得了更多的票房和观众支持。

不过，这样的公关策略当然受到了业内人士的批评。对多数资本较有限的小制作公司而言，只能默默观望这种金钱攻势，遑论投入参与竞争，而资讯渲染带来的效应可能间接加剧影视产业的不平等。尤其考量到纪录片从纪实的角度与精神出发，作品内容经常触及当前全球各地仍处于进行式的战争、阶级、经济剥削与不正义，目标在提醒大众反思人性、社会和政治的种种问题，并尝试透过影像鼓励更多人投入心力、寻求和平化解之道。若到了竞赛场合最终仍然大打金钱与公关活动，实在有点讽刺。

目前已有影业人士呼吁对奥斯卡纪录片选举策略进行改革，例如让这个类别能参考最佳外语片的评选标准，从目前由纪录片业内成员来进行初选的模式，扩大为邀请所有分支的学院成员，从入围阶段就加入投票直至最后的提名，认为此举有望平衡意见，使竞争更加公平。同时，基于纪录片的特色，新的评选制度旨在鼓励更多优秀但可能非主流的作品出线，进而推动大众对社会问题与文化意义的深度思索。

编辑：李菁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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