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之《前夜》篇编剧刘沛做客喜多瑞，详谈了与管虎导演的合作经历，以及十年磨功的编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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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多瑞：可以简单聊聊《我和我的祖国》剧本创作过程吗？

刘沛：去年十一月份管虎导演的工作室联系上了我和张珂（《我和我的祖国》联合编剧），希望可以一起合作一个项目，合作过程中管虎导演接到了《我和我的祖国》这个项目，因为时间紧迫，所以我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一起投入到了《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当中。中宣部其实给了主题“共和国二十个瞬间”，七位导演每人在这二十个瞬间中选择自己所感兴趣的，用带有个人风格的方式去展现出来。每个导演可以报三个选题，我们报了原子弹成功、抗美援朝老兵和国庆前夜，最终确定为《前夜》是因为我们想做大时代与小人物，这样一种关系。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但所谓的“小人物”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去选择主要人物？几番波折后最终确定为林治远先生，关于主要事件为升旗时阻断球出了障碍，我们也做了很多思考，首先阻断球是个极小的零件，但它影响着升旗仪式，继而牵连着整个开国大典的成败，这是个可以完美展现大时代与小人物关系的事件。据史料记载，是马家兄弟最终解决了阻断球的问题，但我们根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将很多东西集中到了林治远先生身上，其实到了创作的后期，林治远已经不是历史史实所记载的那个林治远了，他代表着开国大典时期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们，正是这些千千万万个小人物们，以及他们所做的千千万万件小事，最终组成了开国大典的盛况。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大纲我们写了四五版，导演那边不断回复意见说量太大，拍不完！所以后期就是在不断精简，我们在初稿里还详细地写了关于林志远的爱人，及史料中有记载的他夭折的孩子，这些都是为了丰富人物本身。但这些后期都被管虎导演拿掉了，他的目的也是在于表达这个人物不是简单的个人，而是千万小人物的代表，它有一个象征意味。

喜多瑞：能谈谈与管虎导演的合作感受吗？

刘沛：可以说《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过程，是我入行以来最顺利的一次。因为整个团队在创作理念上是高度契合的，并且管虎导演不纠结，他清楚知道他想要什么，能够清晰、冷静地去阐述自己的创作理念。当然过程中也有过争执，比如关于历史事实与自主创作的比例问题，管虎导演倒是蛮高兴的，跑来跟我们说有争议是好事啊，碰撞才能出东西。

这次与管虎导演的合作给我带来最大的触动，就是如何处理历史的真实和创作逻辑之间的关系，我相信接下来会有一大批主流价值观电影会出现，尤其在创作此类题材的作品时，不能忘记，它首先是一部电影，历史史实固然重要，但戏剧逻辑永远该排在第一位。生活逻辑要让位于戏剧逻辑，否则是很难去搞创作的。

《我和我的祖国》剧照

喜多瑞：您刚刚提到“主流价值观”电影，能谈谈您对这个词的理解吗？

刘沛：很多人用主旋律影片来形容《我和我的祖国》，我觉得“主流价值观”更为贴切。那什么是主流？我经常被视频网站上那些普通人上传的日常生活视频所触动，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绝大部分，是主流，只不过他们曾经没有话语权，互联网的发展让他们有了一个表达声音的渠道。而我们所做的也就是希望关注到这群曾经被迫沉默的大多数，去试图表达他们心中所渴望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我理解的主流价值观。

李安导演说过，重要的不是你拍了什么，而是你拍的东西激发了什么。我认为今后越来越多的电影应该是承担激发情感的作用，而不是只关注于呈现一个原原本本的故事。

编剧、导演刘沛

喜多瑞：《我和我的祖国》应该是您的首部大银幕作品，您有着丰富的电视剧创作经验，您觉得创作上有区别吗？

刘沛：区别太大了。电影的时长决定了它的单场信息量是巨大的，如何将巨大的信息量在单场戏中充分表达，这对编剧来说是个很大的考验。电影对视听设计，对结构的要求都更加严格，电影是有空间感的。

而电视剧是以人物、故事、台词为核心要素，对视听相对没有那么高要求。

当然无论电影还是电视剧，都是以人物、故事为核心。

喜多瑞：能谈谈您入行以来至今的编剧历程吗？

刘沛：我刚毕业时候是做导演，那时候只关注视听语言，对剧本并没有很下功夫，出来的东西可以说专业，平台都拿去评奖，但收视率惨淡。慢慢的我意识到是剧本出了问题。后来我跟着汪海林老师一块儿写戏，也接触到刘毅、闫刚老师，在他们身上学习到很多。

我从零九年开始写剧本，到今天近十年了，我才能说自己好像对写剧本摸到了一些门道，写剧本真的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活。但就像邹静之老师说的，写剧本就像骑自行车，会骑了便不会再忘记。所以说是值得花时间去学习、磨练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编剧的，一旦你真的掌握了，你便是一位终身的编剧。

喜多瑞：这十年中对您影响最深刻的作品是哪部呢？

刘沛：我刚入行的时候写过一部作品《另一种灿烂生活》，跟着汪海林、李辉、黄南凤（名字不确定）几位老师一起，当时我写完了一集剧本后，拿给黄南凤老师修改，美其名曰修改，其实因为我写的糟糕，她几乎是重新创作了一遍。对比我两的剧本，我发现最大的区别在于，她在写建设性，在写人与人相爱，人与人之间的善意。

七八年过去了，我一直深刻记得她写的一场戏，讲的是两个男主角去到医院后，有个生病的小女孩很喜欢男一号，捧着花去找他唱歌，男一号在唱歌的时候，护士、医生、病人们都在聆听。其实这场戏是个闲笔，但是一个剧作家，即便她在创作一个商业剧时，也不忘了去创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东西，这点对我触动很深。

我发现年轻编剧们很容易沉迷于争吵、纷争、不同的观点与理念、不同的思想与三观，不停的在发生碰撞，但碰撞不是终点，人与人之间达成的共识，即使在不同的观点下也该有彼此相望，惺惺相惜的东西。彼此间的宽容、怜悯才是真正要被表达的东西。最优秀的作品永远是在说建设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美好的东西。

《士兵突击》里几乎没有“坏人”角色，没有大段大段的“强情节”，它便是靠对尊严、归属感、战友情这些建设性的东西描写的淋漓尽致。观众们不会记得那些角色为了什么而争吵，但爬旗杆的情节却会历历在目。创作者们得明白，你写争吵、厮打这些破坏性的情节，都是为了最终建设性的瞬间，为了彰显人性的美好，这是所有创作者的终点。

喜多瑞：有什么可以送给年轻编剧们的经验之谈吗？

刘沛：我自认不算是一个愚笨的人，可以说有些我的小聪明吧，但之前也提到了，如今是我写剧本的第十个年头，而我刚刚才觉得自己也许摸到了些门道。当编剧就是一个字写，必须不断地写，写上几百万字的废稿，你才有可能去触到门槛。一上来就写出了不起的作品，这个很难，都是要经过时间的磨练，十年磨一编剧。

喜多瑞：您有什么感兴趣的题材吗？在筹备中的下部作品方便透漏些信息吗？

刘沛：我一直对烂仔帮电影很有兴趣，哈哈哈。所谓的烂仔帮，就是说美国兄弟帮主题的喜剧，像是《太坏了》、《宿醉》系列。我现在筹备一个相关的题材，讲的是1945年发生在河南新乡，三个农民勇救飞虎队的真实故事，比起传统的叙事模式，我希望能用烂仔帮电影的方式去打造它。

另外目前在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军旅题材的电视剧，其实我们是把这个军旅题材当成体育片去塑造的，尊严、热血、战友之间的情感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