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拍电影网（www.pmovie.com）

在《朱莉娅》的剪辑快结束时，弗莱德·齐纳曼发现，导演和剪辑师独自与影片相处几个月后，只能完成影片的90%，最后的10%需要“观众的参与”才能完成，他认为观众是他最后的合作者。弗莱德并非是要盲目地响应他们，但他觉得观众的在场是有益的，会是一种纠正力量，可以阻止某些过分迷恋所导致的对影片的腐蚀，并指出由于过分熟悉材料而形成的盲点。

这当然也是我自己的经验。除了《对话》和《布拉格之恋》以外，我剪辑的其他所有电影都经过了面对大批观众的试映。我们全都有试片会，但不是那种广泛开放的公开试映。弗朗西斯·科波拉热衷于在影片完成期的任何阶段进行试片，甚至不顾根本还没怎么完成。粗剪的试片是针对一个小组，大约十个他认识的人，再加两三个陌生人，这几个陌生人对影片完全一无所知，他会在放映完后询问他们的意见，一对一的，并且拿他们的意见跟那些他认识的人的意见比较。

与之相对照，在《朱莉娅》从技术层面上说已经全部剪完时弗莱德?齐纳曼才拿去给一群观众试映，底片都剪了，还有光学声带。他完全准备再修改，但他不相信一般观众能完全忽略掉明显的剪切口、色彩不匹配和未完成声带的负面效果。这点我同意。
即使是技术上完成了的成片，公众试映也是一件难以把握的事情。你可能从中学到大量的东西，但你得小心不要把他们的意见按字面意义照单全收，特别是对那些映后反馈意见表上的话，我对之极端怀疑。当影片面对600 个从没看过它的人们时，了解一下你自己感觉如何，才是所有这些意见中最有价值的。从情感上讲，这种感觉像是一只巨手伸过来抓住你的头发把你拎到半空中，再把你朝一边转90 度放下。你会说：“天呐！看看那个！”仿佛直到这一刻你一直都在修建一座大厦而你始终是站在它的正前方欣赏它，现在你突然从旁边观看它，发现了你之前从没看到的东西。
你不应该盲目地遵从那些试片会后得到的意见，正如不应该盲目遵从任何意见，要想想，从这次试片和之前的内部放映反馈的差别之间能学到什么？根据这两个方向，能定位北极在哪边吗？试片会只是一种找到自己所在位置的方法。

有关《朱莉娅》的试片，有一个较好的处理方法，不幸的是，后来我再也没有看见它被采用过。我们当时让一个人坐在试片影院入口厅的一张桌子边，面前有个牌子上写着：“如果你过几天以后还愿意在电话上跟我们谈谈，请在此留下号码。”后来那些电话访问被记录下来，补充进了试片调查资料中。如果你要试片并且倾听人们的想法，就应当这样做，等影片在他们心中沉淀一两天。不要仅仅看那些人们在脑子发热的时候写下的话，你得到的只是“反应”，而且是一种扭曲了的反应，中间存在很多在医学上被称为“反射性疼痛症”之类的成分。

你看医生的时候，当你告诉他你的胳膊痛时，只有庸医才会立马掏出手术刀，在你的胳膊上动手术，那样的话你就会不光是胳膊痛了，还会加上手腕痛和肩膀痛。而有经验的大夫会给你做全面检查，拍个X 光片，最后下诊断说，疼痛可能是肩部某根神经的萎缩引起的，只是你正好感觉在胳膊处，是肩膀的疼痛反射到胳膊。观众反应也是那样，当你直问他们：“你最不喜欢的戏是哪场戏？”80%的人会同意说某一场戏最不喜欢，你的直觉冲动是去“解决”这场戏，或者把它删掉。但很可能那一场戏本身其实没问题，问题可能是由于观众没有理解到之前某个他们需要知道的别的事实，才使得这一场戏看起来不对劲。
所以，不是要修改这场戏本身，你可能需要澄清一下五分钟前的某个说明段落。不要简单地在胳膊上动手术，去找找是不是别的哪里的神经萎缩了。观众是不可能直接告诉你这个的，他们只会跟你讲哪儿疼，而不是疼的根源。
剪辑的选择在临近发行期限的日子里会显得格外艰难，因为这时做出的改变会是永久性的。如果作为剪辑师的你在这时候对什么有特别强烈的感觉，你应当毅然决然地、令人信服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或许你得加班熬夜，为你的想法做出一个测试版，大致勾勒些什么，但你也要有审时度势的判断力，搞清楚自己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在恰当的时机才把自己的想法呈现给导演或者制片人。而如何进行这一步，也跟你自己的整个工作经历有关，跟你被聘请的方式有关，跟你尊重导演的程度和导演尊重你的程度都有关。

我特别记得某一次，在《朱莉娅》的一个试片会之后，我跟弗莱德·齐纳曼争论着该如何对片头的结构作最后修改，因为它好像无法让观众明白。影片的前部分有一个嵌套的闪回，是一种记忆的记忆的记忆的记忆，或许套了太多层吧，我就建议去掉一场戏。这场戏在影片的结构中占有一个独特的时间段（没有再出现过），我们决定删除它，因为这样一来剩下的几个场景就能自动串连成一个更容易理解的段落。我开始断开剪切口，胶片分开时发出吱吱的声音，仿佛是在痛苦地喊叫，齐纳曼若有所思地看着这情景，几乎是漫不经心地说：“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在读剧本时，我是在读到这一场戏时，知道我能拍好这部电影的。”

我短暂地停了一下，看了看他，然后继续断开其他的剪切口。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你只能坚信自己所做的是正确的。我们是在错误地剪掉整部电影的灵魂，还是在切除可有可无的阑尾呢？
现在想来，我相信那段戏确实是阑尾，我们把它切掉是对的，虽然它在某一阶段确实有着某种奠基性的功能，即它把弗莱德·齐纳曼与本片联系在了一起，但一旦这种联系建立了起来，齐纳曼的感知就已经跟上并最终穿越过了那一场戏，进入到了影片所有其他的场景之中。终于，可以不伤影片地移除它了。但是那样的情形总还是让你踌躇。

来源：《眨眼之间：电影剪辑的奥秘》（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