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档和国庆档都可以被冠名“史上最强”的名号，今年的8天黄金假期，有12部电影要争抢院线资源。可是回归电影本身，多数时候只是“最挤”，“强”我们还不敢谈。


《缝纫机乐队》海报

今年的五一档，“最强档期”开始出现转变，成为近几年五一档期影片质量最强档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今年的十一档也在开始发生变化，纵观全部影片之后，也会发现相比去年上升太多。

《缝纫机乐队》上继《煎饼侠》之后，大鹏的第二部院线电影。这部电影一贯继承了大鹏过去的喜剧风格。从这几年的影视产业现象可以窥见，喜剧类型始终是市场的卖座常客。对于大鹏来说，“喜剧”已经成为了自身标签的一部分，不管是他的《屌丝男士》系列，还是他导演、监制、主演的一系列作品，几乎全是喜剧。而求“变”，是每位创作者要思考和做的事情，大鹏也不例外。这次的《缝纫机乐队》，大鹏就将喜剧和音乐进行了结合，在坚持梦想系列的基础上。


导演大鹏

大鹏肯拼，这是很多人对他的印象，但除了创作，他也是一名很好的“产品经理”，深度参与到影片的各个方面。在接受影视工业网采访之前，他已经连续跑了几十场路演，并且在宣传上还有很多想法，并没有完全实现。

相比上一部《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的整体制作水准和画面呈现都更显成熟和电影化，尤其是几次无缝转场，可以看出大鹏对拍电影这件事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但他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这部电影的成绩会是什么样子依然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大鹏的这些不安全感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他的电影里——被观众戏称“请客吃饭”演员大拼盘式客串的套路屡试不爽。他也大方承认确实是想“抱人大腿”，因为在这个选择性更多的时代，如何把电影这个“商品”包装好销售出去，更重要。他具体说了什么，可以看看下面。

影视工业网：上一部是超级英雄梦想，这一次是音乐梦想，要做成梦想系列吗？为什么处女作的时候却没拍一个这样的音乐故事呢？

大鹏：没有刻意去想要不要做成系列。我觉得我更愿意这么去考虑这个问题。我在这个行业工作，接触到很多导演，我发现电影本身其实就是导演本人的气质，两者之间无比关联。导演是怎样的性格，导演念了多少书，导演在想什么，其实都体现在电影里。我没有总结我自己，为什么拍的东西都透露着同一种气质，可能唯一的答案是，人生的现阶段我就是这样的状态，一个从小城市来到北京北漂的30来岁的人，在起步阶段做了很多基础的工作，然后走到了一个不太符合自己能力支撑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放眼望去周围这些同行们都那么优秀，有的长得好，有的唱得好，有的有钱，有的能力特别突出，有的反应快，站在同一个平台里，我就感觉自己时时刻刻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热衷去参加那些慈善晚宴，因为我觉得我不是明星。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我有着非常普通的家庭，非常普通的经历，非常普通的父母，然后赚着非常普通的钱，到现在我还是有工作的人——搜狐网站有编制的一名四级员工，我依然在那儿领取工资并且时常打卡，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大家看得起我，给我机会拍电影，那也是因为我比较幸运吧。所以我拍的东西风格会比较统一，带有我的个人属性——也蛮辛苦的，也蛮努力的，也有梦想，我和很多观众的距离也是这样，离他们很近。


导演大鹏

我走到每座城市开每一场见面会，那些观众可不会把我当成一个明星，他们把我当成他家邻居，或者他认识的一个哥哥，或者是他的远方亲戚，反正大家和我打招呼方式都是‘你吃了吗，你今天怎么的？’我也参加过别的明星见面会，比如我跟着冯导和冰冰去路演，那种现场气氛和我个人的路演是完全不一样的，于是我的电影的气质也不太一样，这个不是说硬改就能改得了的，所以也不可能说下一部就要换一种方式或题材。

关于处女作为什么没拍音乐题材，我也不知道，突然一问我我觉得我拍这个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我就是在2015年拍了《煎饼侠》之后，当时有一个机会广电总局就把当年表现不错的几个导演，送到美国学习，有徐峥、李玉、管虎和韩延，我们五个人，我们去洛杉矶之后对方就带我们参观。突然有一天我们被邀请进到一个混音棚里，有个混音师在制作声音，他说，来，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现在在做的电影。

我们就看了5分钟，开场是一个黑人的音乐典礼，一个黑人走出来自己在弹吉他，很多人在后面伴奏，当时我就傻了，因为我喜欢音乐，所以也许我受到的触动更大。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中国没有人拍这样的电影？在大荧幕上看见有人打鼓，有人弹吉他多HIGH，多好啊。我就是因为那件事触发了我的开关，所以才想去拍这个戏。2015年10月，《缝纫机乐队》的萌芽就是在那个时间。

影视工业网：这部戏讲述了一个以东北小城集安为主的故事，你也是吉安人，成长的那个时代集安有这么一个摇滚的氛围的吗？

大鹏：那时候没有摇滚的氛围，它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北小城，但因为这部电影的创作需要，所以把它包装成了一个虚构的摇滚之城。我们在集安的一个最大的广场上建了一个高22.86米的大吉他，将其塑造成了摇滚之城的一个地标建筑。当时在选择拍摄地的时候，我本来以为很难有一个城市来支持我规划出那么大一块地来建雕塑，我当时和家乡政府提议说可不可以在这里拍，没想到家乡的政府特别支持一个从集安走出去的电影创作者，他们允许我们在市里面最大的一个广场上建吉他，又拆吉他，很感激他们。在建的时候我觉得给当地市民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为那些广场舞大妈都没地方跳舞了。

所以这个摇滚之城的设定是虚构的，但集安这个名字是真实的，同时它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一直到17岁我都没有离开过那个地方。

影视工业网：剧本的创作参与到什么程度？一开始定位又是低成本喜剧吗？

大鹏：这部不算低成本了，投资金额有8000万，可不低了，得算是中上等的制作水平了。
然后说到剧本创作，我有一个长期合作的编剧叫苏彪，从《屌丝男士》时代我们就一直合作。我们两个分工极其明确，所有一起创作的电影，包括《屌丝男士》的网剧，都是我来说骨架，他来添血肉。我跟他说我想拍一个音乐电影，有一帮人他们分别是谁谁谁，他们要组合到一起，保卫大吉他，后来吉他拆了，拆了他们就解散了，解散后想想不对，还要继续唱，就把歌唱完了，这是我负责的部分——负责故事内核，而苏彪就负责把这个故事细化，他写主角们怎么相遇，怎么解散，经历了什么，然后我们两个再一起汇合，一起不停地修整。

影视工业网：你上学的时候也组过乐队，电影里面有没有一些反映了当年真实的情景？

大鹏：现实是现实，电影是电影，没有完全情节上的一致，但是诸如电影里我们为了获得演出机会，陪别人做瑜珈，陪人家喝酒这种情节，那个时候我们也真实做过类似的事——我带着我的乐队去给别人唱一些开业典礼、婚礼，然后去街边给大家演唱。其实很多人不会听你的歌，但我不在乎他们听不听，我在乎我们唱不唱，只要我们张嘴，唱给谁听都行，所以很多情节有雷同，也是来自我们那段亲身经历，但不完全相似。


《缝纫机乐队》剧照

影视工业网：电影里的几首主打歌，甚至片名都非常接地气，背后有没有一些很特别的创作故事？

大鹏：有，我们的音乐总监是赵英俊，他是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从《煎饼侠》开始，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电影配乐之路。之后他又在《港囧》、《火锅英雄》、《万万没想到》、《绝世高手》等等电影中找到了自己最合适的创作位置。我觉得他是一个富矿，怎么采也采不完。这次因为是音乐电影，要让演员不停地排练电影歌曲，在拍摄的时候演唱，所以必须要在开机之前确定所有的音乐，因此这些歌并不是后置的创作，而是非常前置的，这么大规模地前置创作歌曲在国产电影里也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我不只找了他，还找了很多乐队以及创作人去帮我们输送上百首歌曲，再从里面一一挑选。赵英俊负责这部电影中比较重要的三首歌的创作，一首叫《都选C》，一首叫《塑料袋》，一首是丁建国（古力娜扎饰演）在学校里演唱的歌。每一首歌的创作过程都不太一样，比如说丁建国的那首歌，我们大概用了半个小时就写完了，我填的词赵英俊写的曲，非常顺利。但是《都选C》一直到开机之前都经历着特别多的波折，我们反复在讨论，要写什么样的主题，这个主题代表着什么，一直到电影开拍之前都在写，到最后才确定下来《都选C》现在的模样。

取《缝纫机乐队》这个名字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比较困难，在我的记忆里，我写作的桌子都不是一张桌子，就是一台缝纫机，我的一切创作——小的时候喜欢写歌，喜欢写笑话——都由它起源，俗气一点地说这叫梦开始的地方。所以我能想到的具体的画面就是那台缝纫机。我们在创作剧本，可能连剧本连这些演员主创都没有的时候就先有了这个名字。

影视工业网：演员的选择上是如何考虑的？

大鹏：这里面韩童生老师和娜扎还有希希，他们是不会乐器的，乔杉以前组过乐队，而李鸿其本身就会打鼓。希希是2015年我从美国回来决定要拍这部戏的时候就找了她。她那个时候在长春，还是才6岁的小女孩。后来她就在家里请老师教钢琴，一直学到开机，等到现在电影要上映，她都8岁了，但她弹得是真的好。然后老杨（韩童生饰演）和娜扎是我们请了老师跟在他们身边不停地给他们上课，尤其是韩童生老师，让我们非常惊讶，他特别地认真也特别敬业，他在现场的乐器表演我们都看得目瞪口呆。

影视工业网：最后那场大型演唱会表演，是这部戏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在拍摄中有遇到什么困难？

大鹏：拍摄是一个难忘的经历，因为没有拍过类似的电影，所以没有群众演员的资源，如果我们在北京拍戏，可以很容易地联系到群众演员。但是在集安拍摄最后那场演唱会的戏，我们需要5000个人从门里冲出来，组成一个观看演唱会的群众的大场面。但因为我们没有群演，只有群众，那么这5000个人我们从哪找呢？让我特别的感动是，他们以社区为单位自发地展开了选拔招聘，最后给剧组输送能够表演的人才，完成了我们这部电影里很多群众场面，比如火车站的接站，以及最后的那场大戏，其实都是当地的市民来参与的表演，给剧组解决了很多不便。


《缝纫机乐队》剧照

然后最大的问题在于天气，我们每天都遭遇下雨，那一场戏我们前后一共拍了8天。期间需要用大量的时间去架设机位和调整灯光，这个间隙怎么安置和安抚这5000多群演？我们把那些音箱都打开，然后组织我们那些演员给他们表演节目，这个人唱歌，那个人跳舞，然后这些现场的群众们，就一直围在那儿观看，等我们机器架好了说，好，拍摄，他们再投入拍摄。我挺感动的，说实话5000个人他们其中走了任何一个人观众根本看不出来，所以每个人都有理由偷懒，但是如果每个人都那么想的话，戏就没法拍了。然后我们还把100面架子鼓，从周边城市服务社运送到集安，最远的从沈阳运过来。每一名鼓手和乐手都经过选拔，用大巴车把他们从不同的城市拉到集安去，有的从长春登陆，有的从沈阳登陆，包括那20辆哈雷摩托车也运到集安，反正过程很有意思。那个夏天就是非常美好的回忆，大家群策群力完成了最后一场戏的拍摄。

影视工业网：“缝纫机乐队”先上了《中国有嘻哈》演唱，把品牌打响了，然后电影再接着上映，这种宣传模式是怎么考虑的？

大鹏：我把电影理解为是一个商品，无论商品的内容怎么样，最重要的是考虑怎么把这个商品“销售”出去。特别是在观众的可选择性越来越多的条件下，电影的任何一款物料，甚至形式的发声，代表的都是电影本身。以前我们把电影只叫做——我走进那个黑盒子里的那两个小时。可是现在时代发生了变化，它的任何一个动作都是其自身属性，包括它的宣传。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电影宣传领域当中，我应该是优秀的。我想了很多的方式来介绍我的电影，但我也认为这件事同时又很悲壮，因为如果我们的电影可以像其他人的电影一样，在一开始就受到那么广泛的关注，也许这种悲壮的过程也可以不经历，也可以不做。但是对我来说，这些事情是必须要做的。所以我严格地要求每一款物料，每一支预告片，每一款海报，甚至是每一张新媒体的图片。

在宣传的思路方面，我觉得《中国有嘻哈》是今年最受瞩目的节目，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平台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歌，从而知道我们的电影。但是我们不能硬上，不能去那个地方给人家添麻烦，要有一个理由，让我们的出现也是别人的需要。所以我们为了那次合作也修改了表演的方式，加入了小青龙的rap，然后跟他一起创作歌词，反复地彩排，最后完成了一个可以呈现的现场，我觉得效果还是挺好的。

影视工业网：电影里有一些台词设计比较大胆，进影院看还有一些未成年，你怎么把控这个尺度？

大鹏：这部电影我认为比较适合合家欢观看，《缝纫机乐队》的尺度在中国所有的喜剧片里算做得很标准了，对我而言，我对电影的尺度标准就是我能不能带我女儿去看。目前这个版本，我觉得没有问题。

影视工业网：为什么会邀请这些摇滚歌手来担任客串呈现这样的拼盘演出？

大鹏：我希望中国的摇滚音乐人们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电影，能够给他们的行业一个认证，他们来客串代表着我们在摇滚音乐的呈现和这个故事的主题上得到了认可。他们中有一半人是我认识的，有一半我不认识。但我去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拒绝我，他们都是很好的人。我找好多人过来客串我的电影，并不是说你来了，露了一个脸就行了，我觉得那样是对他们的不负责对观众的不负责。你可以不露这个脸，我的意思是说你来了你必须有特别作用，大家会觉得，我看到这个好像没白来，值回票价，这是我的原则。所以我可以特别直白地说，想抱那些大腿，但是，你抱人大腿，不能成为别人的累赘，你的作品也必须要成为他们可以拿出来骄傲谈论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