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东莫村》:一个东方思维哲学的现实隐喻
重温韩片《欢迎来到东莫村》,故事讲的是50年代朝鲜半岛战争期间,在一个叫东莫村的村庄几个朝鲜人民军战士与两个韩方士兵相遇,而村民更不知战争是什么何物,仿若生活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最终两个敌对方的士兵为了保护村庄,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故事。
但我们今天不去说影片反战思维表达,而是去审视另外一个命题:东方哲学思维与近代西方思维的碰撞
那到底这群村民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简单的说就是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在几乎没有外界沟通交往的情况下生活,他们不知道发生朝鲜南北战争,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发生战争,不知道意识形态之争,没有见过代表着现代文明的任何东西,不知道枪的作用,对手雷的认知是一个涂成黑色的土豆,你可以说他们是一群愚民。
这让我想起东晋文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一个“无为而治”的封闭社会
正所谓民不知有国,而国亦不知有民!
也让我想起了中国孔儒哲学思维的一句话:安贫乐道,恬于进趣。
也难怪韩国同样处于孔儒实施思想文化圈,所展现出来的思维对于我们来说是那么的熟悉。
说到东方文明的衰落,不得不说西方文明的崛起,更具体的说是基督教国家的崛起,而曾经在中世纪称雄欧洲伊斯兰文明以及东方中华文明在近代却沦落为半殖民地,究竟是什么让两个曾经的文明如此剧烈的陨落。
我想原因只有两个:封闭以及缺乏探求精神,亦如那个东莫村。而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缺乏注重个体的人文精神。
首先让我们来到公元711年的欧洲,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征服了北非的柏柏尔后,阿拉伯军队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入侵了西班牙,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迅速瓦解。这件事震惊了整个基督教世界,在当时的世界基督教就代表欧洲。
阿拉伯人在其后建立了延续500年的横跨欧亚大陆的4000余英里阿拔斯帝国,阿拔斯帝国广泛地翻译和研究了希腊文和梵文资料,在天文学、医学、自然科学、工程学、水资源管理和绘制地图方面也都有所建树。那也是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期。
他们产生了天方夜谭和许多优美的诗歌都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骄傲而永世流芳,伊斯兰世界对人文学科的建树也不亚于她在自然科学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在哲学方面,有三位穆斯林名垂青史,他们是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其中法拉比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大成并糅合了伊斯兰哲学的神秘主义要素。他还写了许多有关哲学和心理学的论文,被世人称赞为仅次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大师”。
伊本鲁世德 ( IbnRushd,拉丁文作 Averroes 阿维罗伊 ) 的著作在13世纪几乎全部被译成了拉丁文和欧洲其它文字。他的理论“双重真理说”是欧洲启蒙思想之一。
在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后,被阿拔斯人推翻的伍麦叶王朝第十任哈里发希沙姆之孙阿卜杜·拉赫曼·伊本·穆阿维叶死里逃生流亡到西班牙。凭着他机智勇敢的个性,在公元756年终于在西班牙建立了后伍麦叶王朝。这个王朝将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文化推向了又一个高峰。由于哈里发的慷慨资助,科尔多瓦建立了一座宏伟的图书馆,藏书达40万册。
阿拉伯人还建立大学和学校,倡行科学和教育。后伍麦叶王朝统治西班牙近300年,成为欧洲最繁荣富庶的地区。
在同时期8世纪的中国正处于唐帝国中期,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国力达到顶峰,这是一个至今另中国人骄傲的一个时代。我们称之为盛唐,在当时的长安,各国使节,商队沿着路上丝绸之路纷至沓来。
在那个时代,产生了不计其数的诗人,文学家,他们写作的名篇至今影响至深。
但我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盛唐帝国太宗皇帝信奉佛教,其后玄宗皇帝以道家“无为”思想统驭国家,他们尊崇佛教,也信奉道教,也包容孔儒,多种体系之下的构筑了唐帝国的包容,但也显现了某种混乱,他们一直缺乏稳定系统的国家思想。
公元755年唐帝国在安禄山兵变后由盛而衰,并最终灭亡。
公元(1130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此时已经是南宋朝建炎四年,一个新生婴儿在福建尤溪县城水南郑义斋馆舍出生,他的名字叫朱熹。
五岁时,朱熹始入小学,能读懂《孝经》
13岁那年,朱松病逝于建瓯,临终前把朱熹托付给崇安五夫好友刘子羽(朱熹义父),刘子羽视朱熹如己出,在其舍傍筑室安置朱熹一家,名曰紫阳楼。
18岁,在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
19岁时,朱熹入都科举,中王佐榜第五甲第九十名,准勅赐同进士出身。
这是一个标准封建文人的进阶履历,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对儒学有很深的忍同感。
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他踏入仕途,然而现实世界却看到的是另一种景象,虽然当时的中华文明还是奉行孔儒思想,却没有系统化,程颢、程颐二位理学思想家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后世的程度,众多官员在庙堂上妄佛求仙之世风,凋敝民气。而佛教这种宗教它强调修心,但对于社会制度以及思想指导上却没有太多的积极意义。
朱熹在目睹社会价值制度混乱离开仕途打算重新踏上求师之路,决心拜李侗为师,他创建格物致知论、人性二元论等,而论述“存天理灭人欲”是朱熹理学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也奠定了朱熹理学学说的基础。
或许我们有一个疑问?什么叫“天理”,为什么要存天理?怎么去灭人欲?
在朱熹的学说里是这样解释的:
“天理”既是天之大理,又是物之小理,还是人之道理。天理是自然之理,是万物之常理,是事物本来的规律,是社会之秩序,是人的道理、情理。“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
这话可能有点绕头,按照我的理解,他的天理是指世界存在的现象以及已有的事物,规则等。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撼动固有的事物以及规则,而把个人的私欲消灭掉,应该彻底地去掉人的欲望,使心中全是天理,这样就达到了圣人的水平。
这个学说跟孔儒学说崇尚的君臣等级+ 人治+ 仁义道德基本一脉相承。
而在这个学说下,人无须思考,只要遵守既有规则,就是一个好臣民。
而在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的农业社会,识字率在总人口中不超过10%的封建国家,把这学说立于正统思想非常有利于统治阶层对其实行统治,带来的结果就是整个社会阶层思维的严重固化,缺乏创新,同时他们也拒绝做任何创新。
理学虽是朱熹根据儒家延伸而来,但是他把孔儒学说系统化,并在其后的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也成为三朝的官方哲学。
无可否认,在中国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冲击的情况下,朱熹学说稳定了社会制度,规范个人行为举止,进而使当时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做出了重要的作用。
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注:这段文字来源于黄仁宇的所著万历十五年)
让我们回到欧洲,公元1095年11月27日的法国的勒芒市,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基督教徒中进行圣战的动员和宣传,号召基督教徒们组织十字军解放圣城耶路撒冷。
公元1097年,一支由15万基督徒组成的军队会集在拜占庭而开始了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两年后,基督教徒从穆斯林手中夺回了耶路撒冷。
13至15世纪期间,盘踞西班牙的后伍麦叶王朝分裂为一系列的穆斯林小王国。它们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残杀,终于把穆斯林统治者的力量耗尽。与此同时,基督教军队的力量在与日俱增。
1492年,当基督教的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王国的联军进攻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坚守的最后堡垒――格兰纳达时,阿拉伯统治者不得不逃亡摩洛哥。公元1492年,穆斯林丢失了他们曾经辉煌地统治了长达700年之久的西班牙。
在当时伊斯兰文化中心托莱多落入基督教徒之手后,基督教大主教雷蒙利用托莱多的无以数记的阿拉伯抄本、典籍和文献资料成立了翻译局。翻译工作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许多伊斯兰文明的思想财富被翻译成拉丁文而被吸收到欧洲基督教世界的知识遗产中去。
此后,由埃及、印度和东方,希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和欧洲组成的知识链条为未来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极大地唤醒了基督教世界的民族意识和创造积极性,这种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为欧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开辟了路径。
文艺复兴运动的结果是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经济贸易的繁荣和思想文化的活跃。整个西欧基督教世界就象注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样充满了扩张的生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欧洲的崛起,是思想的崛起,思想崛起的根基是基督教,在中国的固有文化中,皇权是神授的,他是天子,他的统治权来自天,任何人都不可质疑。
在基督教文化中也是这样,只是在基督徒的眼中,“天”就是上帝。在天主教文化中,只有教皇一个人是通天的。人与上帝之间站着一个中间人:教皇,那么他周围的教会,以及受教会控制的王权就都成了特权。
而基督新教突破了这个思想束缚,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领域:每一名教众都可以直接通天,他无需教皇来当中间人。首先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步步发展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直到美国的独立宣言中出现了那个耀眼闪亮的文字:“all men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人类文明实现的一个巨大的思想跨越。
在近代撒切尔夫人曾经就香港问题回归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曾经说道:“你们根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即使中国快速的经济崛起,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他们在近代思想学说上对世界没有任何贡献”
也许你听了会很泄气,我们可是文明古国,却被一个后发而至的基督教国家如此的挪揄,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王朝的更新迭代几乎都是同样一个剧本,建立王朝,中兴王朝,王朝灭亡,在这其中并没有产生颠覆性的思维发展。
明朝王阳明的心学学说“人欲即天理”也许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却依然没有阻挡传统思维的惯性一直把我们推到近代的鸦片战争。
在传统儒学思维里,民与政府就像火车的两根铁轨,他们永远生活的在平行而没有交集的世界里,没有任何心灵情感上的互动。
因为我们孔儒学说的文化基因里缺乏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平等以及自由,而这都是关乎个人价值体系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在今天中国作为富强的崛起,我们已经是世界经济体第二,但这仅仅是物质基础的富强,而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应该是他的思维哲学体系不仅仅能够促进自身,更应该能引领世界其他文明的发展。
中国需要一种新天下主义精神,能够将全球优秀的文明遗产(包括自己的文明传统)都包容进来,一方面融入世界的普世文明,另一方面又保留中华文明的自身主体性;如此中国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世界民族,而这才是中华文明对全人类该有的贡献。
让我们再回到《欢迎来到东莫村》那个电影,其中一个场景耐人寻味,在朝韩双方脱下各自的军装穿上他们传统的民族服饰后他们在村民眼里只是同样的朝鲜人,并没有意识形态的差别有多么的不同,这也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电影《太极旗飘扬》的一句台词:意识形态真的那么重要么,为这个就要自相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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