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中年美少女（罗马）
编辑 | 央 （台北）




南尼·莫莱蒂(Nanni Moretti），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三尼”一样，意大利人似乎更愿意称他为乔瓦尼(Giovanni）。从1976年的导演处女作《自给自足》（Io sono un autarchico），到2004年摘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儿子的房间》(La stanza del figlio），和彼时声名大造的《教皇诞生》（Habemus Papam），当然还有去年年末被《电影手册》列为2015十佳电影榜首的《我的母亲》（Mia Madre）。对于莫莱蒂，不难发现有几个关键词：拉丁语、不变的角色名——米开拉·阿比切拉（Michele Apicella沿用其母亲的姓氏）、中产阶级男子的身份……善于将生活中一些真实元素运用到电影中去——就如同费里尼在里米尼沙滩常常玩味的马戏团情节。

七丘之城，生于斯长于斯，父亲是位研究希腊铭文的大学教授，母亲是拉丁文学教师，这或许能解释为何在莫莱蒂的电影中时常出现教师的角色。1973年高中毕业后的莫莱蒂拿着小型电影摄影机Super 8（一台礼物）——拍摄自己第一部长篇故事片《自给自足》，和单单有兴趣的电影爱好者不同，1974年莫莱蒂注册加入了罗马南部的电影俱乐部（Cineclub Romani），就此踏入电影圈。

在戛纳、柏林、威尼斯，在本土的大卫奖持续发光发热之时，左翼分子莫莱蒂担任了丹尼尔·卢凯蒂（Daniele Luchetti）的《我的哥哥是独生子》的副导演，协助拍摄了新型法西斯和传统共产主义的对峙。1977年第一次以演员身份饰演《我父我主》中的凯撒一角，此后在丹尼尔·卢凯蒂的多部影片中扮演角色，时至今日莫莱蒂始终自导自演。蒂诺·里西（Dino Risi） 甚至戏谑道：“南尼，你走开，我都看不到电影了。”（Nanni spostati, che non vedo il film）


《自给自足》剧照

1973年年轻的莫莱蒂第一次感觉是时候要站在摄影机旁了。二十岁那年从玛纳拉高中毕业的他进入了DAMS（艺术，音乐和表演的科学）学习，虽然这成为了日后他口中一个错误的选择——当时在学院中莫莱蒂成为了唯一一个试图接触意大利电影作者的学生。对于他来说，罗马电影俱乐部和电影杂志《Cineforum》才是他真正的电影学校，60年代末70年代初，在那里，电影成为了一种自由。这位年轻的电影爱好者在这里成功塑造了对电影的美学定义。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的意大利电影更倾向于一些不怎么严肃的题材，然而这一趋势在接下来繁忙的十年中却调转枪头。



“那些年，电影圈有我许多欣赏的电影作者，他们都不尽相同：帕索里尼和塔维亚尼兄弟是不一样的，塔维亚尼兄弟和费雷利又是不一样的，费雷利和其他人又不同……”即使没有这些人物的影响，莫莱蒂早期的DIY作品就可以看出先前电影俱乐部对他带来所谓“自由”的影响：仅仅在1973年莫莱蒂就携带着super8在一群好朋友的帮助下自主拍摄了《挫败》（La sconfitta）和《Epatèr les Borgoueis》，从标题来看多多少少确定了他未来电影内容的走向，前者作为一名普通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疑惑，后者是对于自身社会阶级所持的一种讥讽态度。在《挫败》中，主角卢奇安诺（莫莱蒂自己扮演）自问在退休前有没有机会能看到工作制度的改革？莫莱蒂第一次展示了自身左翼分子的政治观念和其电影中主角往往对生活充满了疑惑和不确定的传统模式。一年后的《兄弟，你怎么看》（Come parli，frate？）是一部关于订婚夫妇们的轻喜剧，见证了莫莱蒂非典型创作风格，他自己如此评价：“这部电影出卖了我对卡梅罗·本尼（Carmelo Bene）电影的热爱！”与此同时其super8镜头也开始伸向首都的政治风貌。


《弥撒终了》剧照

在长时间地游说和不断地电话骚扰下，南尼终于从他最喜欢的导演手中获得一个演出机会，维亚尼兄弟选择了妥协给出在《我父我主》（Padre e Padrone）中一个年轻人的角色，同年这部晚期新现实主义电影得到戛纳金棕榈大奖，算是莫莱蒂在国际上打响的第一炮。与此同时之前的《自己自足》也渐渐被关注。区别于传统的合作模式，首部长篇电影莫莱蒂就骄傲地宣告将独立制作。米开拉·阿比切拉（Michela Apiciella）这个角色首次正式出镜，这个名字此后也伴随了莫莱蒂很多年。在电影导演以外用另一个身份的效果显然不错，《自己自足》收获了相当的注意力，同时本片对“现代电影拍摄技术需要进步”的质疑也在电影人间引发了讨论：如果一部以super8完成的小短片就可以剥夺那些在工业线上诞生的喜剧的地位，那么请问，要如何解释意大利电影发展直至今日，其扎实的根基又是从何而来？在这一点上莫莱蒂也表明了态度：“当下的争论揭示了罗马电影爱好者对于电影大环境因循守旧的困惑，那到底什么是所谓的意大利式喜剧？我认为看那些失败的电影并非无用，可能许多年过后，当时年轻的导演便能够拍摄一些重要的影片，到那时他便知道什么影片不是他想要的，而什么又是他喜欢的。”


《我父我主》剧照

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负面评价，起先的两部作品仍然引起了社会讨论。三年半后“米开拉·阿比切拉”又在《金色的梦》（Sogni d’oro）中出现，他镜头下的罗马可以说是电影作者对于现实最切身的感受，本片中莫莱蒂的一些个人风格得到确认：依旧拒绝遵循传统的原则来展开故事描述。“作为一个观众，我已经开始使自己更加情绪化了，试着把‘故事叙述’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从故事到人物情绪然后再是故事中人物情绪的拍摄手法。”莫莱蒂如此展开了两部电影，分别是《比安卡》（Bianca）和《弥撒终了》（La messa è finita），两部作品标志着电影作者嵌入人物自身情感的手法比起以往传统的叙事作品更妙了。

《比安卡》的故事像是一个从之前作品中剪下来的杂烩，米凯拉梦见自己化身为一个试图解释悲观主义的中学教师，学校来了个法语老师名叫比安卡，由劳拉·莫兰德（Laura morante）扮演（此后成了莫莱蒂的专属演员），米开拉为比安卡着迷。受到希区柯克的影响：装在大厅可以偷窥邻居们的窗户，主角总是画着一个男子画像等一系列无法解释又让人发怵的元素。在《弥撒终了》中又一次启用旧演员来创造新故事的老套路：由莫莱蒂饰演的神父朱力奥(Don Giulio)回到出生的地方，他认为自己有勇气面对一切。殊不知回到老家后发现父母的分开，老朋友们纷纷参加“红色旅”（意大利极左恐怖组织），朋友更改了宗教信仰，他最终明白物是人非，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弥撒终了》中莫莱蒂仿佛回想起了年轻时对政治的一些反思，第一次将触角伸及政治。


《红色木鸽》剧照


“政治家”莫莱蒂

1986年，新鲜出炉的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获得者莫莱蒂展开了新的工作，这一次他试图改变原来的自己。这一切要感谢由安杰罗·巴巴加洛（Angelo Barbagallo）创立的“电影之家”让莫莱蒂有了契机着手第六部个人电影。《红色木鸽》（Palombella Rossa）中因车祸失忆的共产党兼水球运动员米凯拉被拖去参加比赛，比赛期间他迷失了，不知正在为哪方作战。在本片中莫莱蒂宣扬自己的共产主义，试图为意大利共产党重新定位的表象下，反映了八十年代后期前苏联与东欧共党纷纷垮台所引发的政治认同危机和迷惘，影片成为今后意大利政局纷乱的“预言”。

同时制作纪录片和拍摄电影可谓是一个奢侈的共识，如果拥有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那一切都将成为可能，例如SACHER（于1991年倒闭）提供给一些有前途的年轻导演们拍摄的机会，其中便有莫莱蒂。“我和那些使用所谓‘固定方法’的演员们之间总有些问题，我认为一个演员应该将自身置于角色的‘一侧’来感知人物角色并且心中时时刻刻清楚‘我正在扮演谁’？”2000年前的整整十年，可谓是不被了解又充满政治色的十年。时值1991年，在净手运动的阴影笼罩下共和国似乎正在消亡，意大利的政治历史将会成倍的进入影片中，莫莱蒂用其作品试图唤醒沉睡的良心。


《儿子的房间》海报


像日记的电影：从米凯拉到南尼

“大约从80年代末开始你会察觉到，剧情的功能开始吃重，赢得人们的关注。比起30年前，编剧和导演们更加乐意描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幸运的是我找到了叙述故事中那条最自由的大道，与先前10年截然相反，现在引进了一种新的形式取代了导演们先前中规中矩的拍摄方式。”莫莱蒂如是说。自从在《红色木鸽》中饰演失去记忆的米凯拉·阿比切利之后，可以说这个角色取代了莫莱蒂本身的位置。之后1993年《亲爱的日记》（Caro Diario）是在黄蜂牌摩托车上完成拍摄的，风格特殊还分为三个小片段：《踏着我的维斯帕》、《群岛》、《医生》。带一些喜剧意味以自传形式甚至是近乎纪录片的手法，记录了4月18日当天，导演的儿子诞生和左翼在意大利总统大选中大获全胜。最后主人公来到帕索里尼遇害的位置吊唁，气氛感人又有些无厘头。最终本片在1994年的戛纳电影节获得最佳导演奖。

以自身为题材于1997年拍摄的《两个四月》（April），让大家看见了一个快乐的莫莱蒂。下一部作品中的叙事也有与之相似的“不经意”，《儿子的房间》故事中的主角乔瓦尼是一名心理医生，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儿子安德烈突然的离世使整个家庭的每个成员承担着痛苦。值得一提的是本片中保留了导演本人的拍摄爱好：中产阶级家庭为背景、心理医生、对鞋子的狂热偏爱、美好生活的戛然而止。这也是第一次和Heidrun Schleef合作撰写剧情（后来有了《凯门鳄》的再次合作）。总的来说，国际影评人们欢迎这样一部如同日记式的成熟电影，《儿子的房间》赢得了当年戛纳金棕榈最佳电影奖。


《凯门鳄》剧照

政治家还是中产阶级？

矛盾的是，对于擅长拍摄日常生活琐事的莫莱蒂出人意料地开始将镜头转向意大利政治的大水塘，近些年也因此减少了拍摄的工作。2002年2月他以电影人的身份公开表示赞成国内当局Ulivo党派的政治主张，他的介入给政治选举增加了另一种可能性，他指责新上任党派的领导人，根据他的说法是在贝卢斯科尼团队的政治攻击面前，他们实在过于内敛与胆怯。同时大批来自社会底层选民自发举行了“那沃纳广场的怒吼”，这两个事件立刻使得左翼们展开了自我批评运动，借此契机莫莱蒂和一些有识之士们找到了他们对于下一部电影创作的根据点。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秘密工作后 ，《凯门鳄》——一部关于贝卢斯科尼的电影一下子从天而降加入了选举的宣传战役中，在2006年为了团结帮助洛玛诺·普罗迪（时任第一首相，中左翼）对抗贝卢斯科尼所带领的意大利力量党（右翼），可以说是一件值得写进南尼自传的事情。


《凯门鳄》剧照

即使是像《凯门鳄》这种政治电影也能让观众多愁善感起来，台上一个激昂的共产党员朝着台下选民呼喊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右翼分子的口号，突然站在一边的金发美女将旗杆插入其腹部。观众疑惑着难道莫莱蒂开始着手拍摄B级片了吗？实则不然：戏中戏。由西尔维奥·奥兰多（Silvio Orlando）演绎的一个只拍烂片的制作人在走投无路之际选择女导演特雷莎的剧本，而后才发现这是一部完完全全关于影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和西西里黑手党黑幕的电影。莫莱蒂说：“讽刺的是，虽然大众认为贝卢斯科尼有罪，可是贝卢斯科尼拥有的私人电视台却肆意横行地给民众们洗脑。”国家电视台RAI将莫莱蒂的《凯门鳄》直接搬上电视荧屏与其对抗，同年贝卢斯科尼向国会提交辞职报告，不能说完完全全是因为《凯门鳄》，但是像玛格丽特·拜（Margherita Buy）和米开拉·普拉其多（Michele Placido）此类意大利资深的演员们，大批的导演（蒙塔尔、索伦迪诺、加罗尼……） 都在此助推下参加了签名抵制贝卢斯科尼的示威活动，莫莱蒂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会在意大利电影的历史上如此受人尊敬。


《教皇诞生》剧照


从形式上看，《凯门鳄》算是莫莱蒂电影创作的重大创新，新的叙事方式比起普通影片得付出成倍的辛苦，先是《金色的梦》然后是《两个四月》再到《凯门鳄》，一个可以看到的差别便是莫莱蒂第一次不再是自己电影的主角，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不同点：“影片中最后特蕾莎（戏中女导演的电影也叫《凯门鳄》）和我自己关于贝卢斯科尼的电影在电影的结尾一起结束完成。”这一戏中戏的把戏之后又延续到了《我的母亲》。

当然还有《教皇诞生》， 教皇选举的特殊性早早使本片与众不同，莫莱蒂当回导演的本职来到梵蒂冈，并不是为了复制若干年前马克·费雷利（Marco Ferreri）的大师之作（于1972年拍摄的《召见》：一个年轻男子试图渗透进高度监护下的教皇住处枢机院内与其对话，但因为梵蒂冈内重重的官僚制度不得如愿），本片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费雷利当年所要表达的思想进行进一步扩展：规避一切官僚制度，或者说，重新寻找那个隐藏在教皇身后说“不”的人（对于反堕胎、反对同性合法结婚）。整天正襟危坐于梵蒂冈城墙内，在高强度的轮番选举下，最终被叫到名字的人则担起整个教廷的重担。好笑的是当由皮乔尼老头（Michel Piccoli）饰演的红衣主教被宣布当选为新的教皇时，他慌张逃窜大喊道：“我不行，我不行！”。梵蒂冈城内卡夫卡式的迷宫对于那些困在圣彼得大教堂内的人也是一样的困惑，同样的，作为教皇的心理医生，由莫莱蒂饰演，就像一个人质，被迫制定出如何解开这个处于无数信徒注视下的男人的心病。

莫莱蒂的电影主旋律开始开始越发清晰，不是轻喜剧就是成为一个有“远见”的电影作者。


《我的母亲》海报

我的母亲

记者：是什么促成了这部电影？
莫莱蒂：我相信是因为我妈妈的离世。如果不是自己经历过这个我想或许永远都不会触及它。有时候，电影是因为内心的恐惧而来到我们的脑海里。有时候反而是因为你真正经历过。

记者：用哪种方式可以表现出罗马情结？
莫莱蒂：我脑海中出现的是，尽可能的用vespa来拍摄，不仅仅只是在夏天，漫无目的地走过整个城市。第二件可以想到的事就是罗马的阳光，我说的是我相信这个世界少有的阳光，我和罗马的关系？嗯，就像是有人问你“你和你妈妈的关系”一样。

记者：最后一个问题，能推荐一部不是您的电影吗？当然也可以是两部。可以叙述一些这座城市特有的故事吗？
莫莱蒂：加罗内（Garrone）的《罗马夏日》， Gianni Di Gregorio的《八月节的午餐》

记者：都是最近的电影……
莫莱蒂：那当然还有帕索里尼的《乞丐》和《罗马妈妈》，费里尼的《甜蜜的生活》和《罗马》。


《我的母亲》剧照

当得知自己最爱的人无法战胜疾病，《我的母亲》正是讲述这样一个提前哀悼的故事，一部迷失方向和学会失去的电影。电影女导演玛格丽特在私生活中就像在片场中一样失去方向——观众再一次跟随着莫莱蒂的镜头在梦境回忆和现实来回穿梭，这一次又是一场戏中戏。玛格丽特请来颇有名气的美国演员贝利（John Torturo饰演）进入剧组，电影开拍时发现贝利不仅状况百出而且交流方面也有障碍，玛格丽特14岁的女儿里维亚的拉丁语考试也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拉丁语很重要？”“为了逻辑，它能帮助你思考，所有的单词都是为了暗示后面的动作，甚至都不用和词组搭配，这就是对逻辑的分析。”片中奶奶是位拉丁语教授（莫莱蒂的母亲也是拉丁语老师）。“我讨厌修辞学。”玛格丽特这么说，玛格丽特讨厌修辞学而哥哥乔瓦尼辞去工作照顾母亲，当他说到“妈妈正在死去。”不带丝毫语言修饰。


南尼·莫莱蒂

《我的母亲》中莫莱蒂对自我的批评不遗余力。从导演的角度，自我批评充满了讽刺，通过玛格丽特，莫莱蒂利用了电影中其职业特质使其恳求演员：时刻要站在角色的‘一侧’，去感受‘我正在扮演谁’——玛格丽特终于爆发了，朝着依附她想法的工作人员大喊大叫：“导演就是一个混蛋，竟然被允许做ta想做的所有事情！”。这似乎是莫莱蒂一直以来的心里话。在一个专业的角度，莫莱蒂感到他的电影还没有具备一种可以通过时间来解释一切的能力。或者还有一种可能：这电影不是用来获奖的，而是纯粹用来欣赏（纪念）。

有时一部电影的含义隐藏在开头。《我的母亲》的一组镜头中，玛格丽特在电影拍摄上遇到问题，在一幕示威抗议者和警察冲突的一场戏后玛格丽特批评一个工作人员太入戏过于暴力，她质问：“你究竟是警察那一边的还是支持示威游行者？”可以想象像莫莱蒂那样的道德家（总是抗议意大利国内的社会资源不平均，和我为人人的主张）并不喜欢电影所带的模糊性（ambiguity），然而不得不说莫莱蒂现今的艺术修养，距离戈达尔电影中的不妥协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我的母亲》的伟大之处在于拥有内心迷失后解除感情上伪装的能力，重拾生活中一些必须的东西——不仅是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失去母亲的迷失引起最难忍受的疼痛（莫莱蒂通常会避免使用女性作为第一视角）失去“ta”时植根于最深处的伤痛却往往很少被提及。


《我的母亲》剧照


最后一幕
Margherita：Mamma che ti stai pensando？
玛格丽特：妈妈，你在想什么呢？
Eta：A domani.
艾达：（在想）明天。


莫莱蒂用super8开始了自给自足的旅程，以轻喜剧发家，这里不得不提阿尔贝托·索迪（Alberto Sordi）——意大利早期轻喜剧之王。所有那些阻碍意大利喜剧成型的东西像刺在胸口的两把刀，右边带着痛恶，左边带着迟钝的不痛不痒。在千禧年前的三个十年，意大利当代本土电影并没有如同往日屡获褒奖大放光彩。但是以南尼·莫莱蒂为代表的新一批电影人开始探索一条自己与众不同的美学道路，思考着也痛苦着。莫莱蒂曾说：“从一开始我觉得站在摄影机后方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现在我觉得这些故事所带给我的力量这正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南尼·莫莱蒂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