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焦 ×《视与听》主编Nick James电影工业正在迅速地将我们边缘化

采访、整理 | 柳莺（里昂）
编辑 | 央（台北）



Nick James是享誉全球的英国电影评论家、作家、策展人。80年代晚期，他开始为City Limits杂志撰写影评，并很快成为该杂志电影版块的负责人。1997年起，他成为国际知名电影杂志《视与听》（Sight & Sound）的主编。

他在《卫报》（Sight & Sound）、《观察家报》（The Guardian）、《独立报》（The Independent）、《Vogue》、《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和《文学评论》（The Literary Review）等多家媒体上广泛发表有关电影、艺术、文学的评论文章。2002年出版了关于迈克尔·曼同名电影的研究《盗火线》（Heat）。2010年，法国文化部授予他法兰西艺术与文学勋章。从2012年起，他在英国电影协会（BFI）策划了每年两次的”Deep Focus”电影展。

今年，Nick James担任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在百忙之中接受了「深焦」记者的独家专访。






“我依旧坚持对于柏林的这一批评，但我认为这个电影节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深焦：在得知您被选为今年柏林电影节的评委时，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您是否适应这样的身份转换？

Nick：接到消息的时候我非常吃惊，据我所知，在柏林电影节历史上，一共只有四位影评人身份的评委，其中两位还是德国本土影评人，唯一在列的外国影评人只有2002年《洛杉矶时报》Keneth Turan。同时我也感到很开心，因为这是对影评人职业的肯定。上世纪60、70年代，我们时不时地会以这种方式受到业界的肯定，不少电影节都会让影评人来担任他们的评委会成员，那时人们普遍认为影评人在发掘伟大电影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可惜的是，此后这一趋势渐衰，影评人成为电影界的边缘角色。本届柏林之后，我想会有更多的电影节邀请影评人加入评委会。到目前为止，我都很享受做评委的过程，和评审团中的其他成员都有非常愉快的对话。


深焦：2012年，在一篇《卫报》的柏林电影节综述中，您曾经这样写道，“柏林电影节拥有分裂的性格。您用梅尔·斯特里普作为柏林电影节分裂的症候，“一方面组委会青睐政治立场鲜明的严肃影片，一方面他们又急切地邀请着好莱坞大牌，以吸引更多的眼球。”今年您恰好和梅尔·斯特里普在同一个评委会中工作，对此您感觉如何？

Nick：过去几年我的确对柏林电影节有过非常严厉的批评，原因在于我认为主竞赛单元用“政治导向”取代了“美学导向”，而《视与听》恰恰是一本立足于美学的电影杂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体现了我们与柏林电影节在价值观上的冲突。当然，柏林也需要好莱坞的星光来支撑起其盛大的场面，如果你在一个电影节上将会看到一大堆严肃的政治电影，科恩兄弟商业片的零星点缀将会是很好的平衡。现在，我依旧坚持对于柏林的这一批评，但我认为这个电影节正在变得越来越好。



深焦:《视与听》的作者Mark Kermode曾在自己的专著《骂战：爱电影，恨影评》（Hatchet Job: Love Movies, Hate Critics）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现代社会，喜欢电影的正常人都痛恨影评，因为影评总是批评大众喜欢的电影，又把普通观众看不上的电影捧上天”。您同意他的观点吗？对您来说，“表扬大众所不能接受的电影”是不是影评人的职责之一？

Nick：我认为事实的情况还要比这更复杂。如果遇上喜爱到难以自持的电影，作为影评人，你必须站出来为它说话，无论其他人对这部影片持何种观点。反之亦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电影史是影评人而非观影大众建构的。如果不是影评人，《公民凯恩》是并且将永远是一部失败的作品，没有人会再谈起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影评人是身负重责的职业。不过站在影评人的角度，我还是比较同意Mark Kermode的话，我们永远是不受欢迎的人。


深焦：您是一个观片量惊人的影评人吗？

Nick：并不是。我每年的看片量超过200部。戛纳电影节期间大概会看35部左右的电影。我认识有的影评人，他们真的是什么都看，来者不拒。而我总会提醒自己不要看太多影片，否则真的会消化不良。




“电影工业正在不遗余力地对影评人进行边缘化”

深焦：近几年，影评是逐渐被自给自足的电影工业边缘化，还是因受到“自媒体”时代的恩泽，日益受到读者和电影人的关注？

Nick：电影工业正在不遗余力地对影评人进行边缘化，不得不承认，在公关产业（PR industry）来势汹汹的助攻下，他们做得很成功。公关从业者已经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横亘在电影人和电影批评者之间，阻隔了两者多产而有趣的交流。早些年，影评人可以随性地在电影节上和电影人相遇，在酒吧里勾肩搭背地聊天，甚至整日厮混。而不是像今天一般，可怜巴巴地向掌握生死大权的公关公司索要“采访时间配额”。电影文化的核心是交流和辩论，是制作电影的人与评论电影的人之间绵延的对话。我们必须对一部电影的制作过程有事无巨细的了解，我们必须要知道，演员究竟是怎么回事、导演究竟是怎么回事。惟有对话才能增进理解的质量。


深焦：最近几年，《视与听》杂志对女性电影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推出了包括《女性凝视：100部被遗忘的女导演电影》（The Female Gaze: 100 Overlooked Films Directed by Women）等一系列重要而详尽的报道。然而女性电影人仍旧被大规模地忽视，在《视与听》2012年最新的 “影史五十部伟大电影”榜单上，我们只能找到香坦·阿克曼的《让娜·迪尔曼》这一部由女导演拍摄的作品。您如何解读这样的现象？

Nick：这个问题非常有趣。过去我一直拒绝使用强制性的“配额”来规定这个榜单上的男女比例。但现在我改变了想法——我们必须要采用更硬的态度来让大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去年在给《视与听》评选“2015年度十佳影片”的过程中，我们大量地邀请了女性影评人参加投票。我想看看评选者群体中性别比例的变化会不会影响最终的结果。实际上，导致女性影人被影史遗忘的原因，并不在于女影评人不够多，问题出在整个电影工业身上，是这个体系没有给女性留出足够的空间。整个候选影片片单是如此以男性为主导，以至于投票人几乎没有可能从中遴选出值得观看的女性导演影片。到下一次我们重选“影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的时候（译者注：“影史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是《视与听》每十年更新一次的榜单，下一次更新的时间为2022年，目前排名“影史第一”的是希区柯克的《迷魂记》），如果我还在主编的位子上，我会强行将投票者的男女比例设置为1：1。



同时，杂志也在增加女性影评人的数量。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必须找到和杂志视野相当的作者，并给她们加以适当的指导。也许一两年内我并不能迅速地达成这个目标，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逃避这个任务。至于杂志的封面，也许你也注意到了，我们并没有机会放太多的女性影人，这也是在未来需要改进的。

（注：深焦全文翻译《女性凝视：100部被遗忘的女导演电影》 详情请关注深焦公众号）




在这样一个快速增长、金钱之上的市场面前，影评人还是要坚持“慢”的姿态

深焦：《视与听》如何发掘新的影评人？

Nick：《视与听》始终在关注新生代影评人的成长，四年前我们开始举办“青年影评人竞赛”活动，为有志于成为影评人的青年们提供一个训练展示的空间，我也会和他们交流，给他们上课。不过总的来说，这个项目我没有太过问，他们只是把我和优胜者的合影照片放到了网上而已（笑）。

深焦：您有什么话想对那些希望成为影评人，或者正在从事影评写作的年轻人说的？

Nick：老实说，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资格给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快速增长、金钱之上的市场面前，影评人还是要坚持“慢”的姿态，这也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态度。《视与听》曾经是一本季刊，后来才改成月刊。并不高的出刊频率让我们足够的时间筹备每一期的内容，我们也允许甚至鼓励作者花很长时间思考一部电影，也许他一开始并没有把自己的思路理得很清楚，我们会给他留足够的时间去徘徊、去探究。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一类电影，它们会在放映的过程中迅速占据你的情感，让你的心绪起伏不已，不过电影散场后，你会很快把它忘记。还有一些电影，当你走出影院的时候甚至会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你却在越发深入的思考中对其痴迷不已。我们目前的工业对第一类影片非常宽容，对第二类影片却非常苛刻，但所有对电影的思考都需要经过时间的沉淀，“耐性”也是影评人所必须具有的素质。不过不得不承认，“花好几天时间揣摩一部电影”的好日子也正在离我们远去。 最优秀的影评应该只提出一个观点，同时自这一观点又能引申出层次丰富的阐释。这些阐释围成一个立体的批评空间，邀请其他人对此进行辩论，当然它对对立看法应该持有包容的态度。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影评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有摆放立场的位置。



深焦：最后请允许我提一个与电影无关的问题，年轻的时候您曾是一名摇滚乐手，能说说那时候的经历吗？

Nick：我是失败的摇滚歌手，上世纪70、8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番疯狂的经历，在八年内换了三个乐队，第一支乐队是朋克乐队，然后是新浪潮乐队，我在第二支乐队中呆了两年，和成员一起行了欧洲巡演，这真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80年代初，我加入了一支新的乐队，风格偏向电子合成器，我们当时差点和小岛唱片（译者注：Island Records，环球音乐集团旗下厂牌，在摇滚届有着很大影响）签约。他们当时给我们做了录音，最终却没有达成合作，当时我们非常伤心。不过总得来说，音乐岁月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