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想把《监禁风暴》做成网络电影有两个原因：一是网络电影投资规模小、风险低，可以不用考虑IP，不用考虑大数据，从而选择更多元化的电影内容，拍摄真正的好故事好电影；二是网络相对于院线拥有更大的包容度，能在审查等诸多外力因素上占有一定优势，让整个项目运转更加流畅自然，不受干预。然而当我们第一次将未删减版影片展现给网络播放平台的时候，影片凶猛残暴的冲击力依然让它陷入困境，一致好评之外透露出众多危险可能，这让影片的发行工作一波三折。为此，我们甚至剪短了原有的、触目惊心的两分多钟强暴长镜头、将一个颇有特色的血腥场面镜头饱和度降低到几乎无法分辨出血液颜色、剪掉了部分色情场面的镜头……，所有的努力都只是为了让《监禁风暴》得以顺利面世，因为从制片人四处筹钱，到艰苦的十一天拍摄，再到西安、北京两地跑的后期之旅，为了做出一部好电影，所有人都太苦了。

       打开制片人杨明的记账本，上面还清清楚楚的记着影片的资金的来源。这部影片一共有7位出品人，他们都不是职业投资人，也不是富商或者老板，而只是狂热的电影迷。而《监禁风暴》这部成本仅40万的电影，竟然是由7位出品人凑钱来完成，1万、3万、4万、5万……这其中的艰难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而对我来说，拿着这样的钱，我没理由不全力以赴。换成片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没钱，所以好好拍片”。
       2015年8月，制片人杨明、摄影师姚培青、执行导演郭泽宇、我和其中一个出品人在北京第一次会面，当时我们决定做这部电影，题材就以轰动全国的“洛阳性奴案”为原型，由我来编剧和导演。
       最初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目标——韩国电影《追击者》，后来我才知道也许当时所有人都只是以这样一部生猛的电影为参照，至于我们能拍出什么，大家都保持谨慎态度。而我心里却有着更多的想法，那就是必须用另一种角度和方法去展现这个故事，拍出截然不同的一部电影。
       当日，制片人杨明对我说，对这部电影他会竭尽全力支持我，任何情况下都站在我这边，唯一的要求——要猛！我说，行！然后我们就分头开始行动了。

       虽然影片最后只会在网络上播放，但这并没有降低我对它的要求，我觉得播放平台和预算高低都不是决定一部影片水准的标准，我的目标就是拍摄自己认为的好电影。我不是一个动作片导演，也不是一个色情片导演，所以我并没有想用动作片的方式去呈现它，也不希望它沦为一个不入流的色情片。虽然影片的确包含了暴力、血腥和色情的内容，但人生命运和人心依然是影片关注的重点，来自邪恶力量的恐惧和对自由的向往依然是影片的主题。
       某日在网路上看到年度热门电影《索尔之子》的拍摄守则，其中讲到：“1,不能看上去很漂亮很吸引人；2，不能是一部恐怖电影；3，影片基于索尔的视角就意味著我们不能拍摄超越索尔目之所及、耳之所听、身之所感的内容；4，摄影机就是索尔的伴侣，伴随他从头到尾走完整个地狱。”我内心一阵震颤，这不就是当时我们对《监禁风暴》的要要求吗？这不就是我们整个影片的形态吗？
       2015年9月22号，电影在西安开机，我们希望用八到十天的时间完成剧本中的99场戏，没错，这几乎是一部标准电影的长度，对我们整个剧组来说压力太大了。加上其中还有大量的夜戏、动作戏、强暴戏、床戏、雨戏……可以说真的困难重重。有时候我们甚至会拍摄到凌晨五六点，拍到演员几乎走不动，拍到焦点员向制片主任哭诉说连焦点都看不准了，拍到剧组资金耗尽，得靠着执行导演从家里骗来的钱才能继续完成拍摄……，我想如果电影人都是如此，又怎么会拍不了好电影呢？有时候我回到酒店已经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了，调好闹钟就直接睡了，那种疲惫是从骨头里能感觉到疼痛的，但是看到这样一个团队在坚持着，所有人都默默扛着，我说绝不带着遗憾离开一片热土。

      有时候我是一个记仇的人，尤其是在面对质疑声的时候，因为记住它们会成为自己的动力。记得一开始我们面对的质疑：一个26岁的导演和第一次做电影的制片人，加之全部都是第一次合作的团队，一笔不太高的预算和一个庞大的社会性主题……太多因素让别人在开始前就给我们判下死刑，认为我们无法完成这个影片，更别说质量了。甚至连制片主任都常在我耳边说，导演，别管质量怎么样，只要我们把它拍完了就是胜利了。我没有回答他，但我心里一直在告诉自己，我不只是来拍完一部影片的，不然就愧对所有人那么辛苦的跋山涉水了。
11天、11一个大夜，我们终于完成了拍摄。但对于电影而言，这才刚刚开始。
       整个后期制作是在西安和北京完成的，为了保证质量，我跟完了全程，甚至自己亲自剪辑。强迫症让自己无法忍受一个镜头多一秒或者少一秒，因为那样感觉就全然不对了，也许有时候应该学着放手，让更多智慧参与进来，但这一次我还是选择了相信自己。
       日复一日，一回头，我已经连续住了60天酒店了，身上依然是那两套衣服，鞋子已经穿坏了，北京的冬天已然悄然降临。

       直到有一天，监制带着成片去视频网站看片，回复是：炸锅了。
       第二天他再去的时候，很多员工都窃窃私语，说，这哥们儿又来了，他那个片子太猛了。监制对我说：“他们觉得太猛了，得改改，不然他们不敢发。”我想，我可能达到了制片人最初的要求。
       依然记得，有一天在片场，制片人杨明站在我身后对我说:导演，你白头发怎么一夜之间多了那么多。
       清晨，我站在北京零下一度的街口等待汽车，一切回归平静，我又重新走在跋山涉水的路上。

                                                                                                                                                           余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