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境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影响着生活在其中的人和物。作为这个时代产物的微电影，其兴起的社会语境可以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方面考虑。首先，经济因素提供物质基础。硬件设施的普及为微电影的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如电脑、手机、等数字产品的普及。随着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也不断进步发展，数字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越来越快，数字产品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特别是手机的功能，接听电话的最基础的功能已被遗忘，而高清的摄像、照相技术、先进的安卓系统、超大高清的显示屏等功能，反而成为大众选择手机的主要因素。大批量生产，使得数字产品的价格逐渐降低，普通大众可以很轻松地购买。特别是的价格降低，成为家庭记录的首选。一次外出旅游、家庭的円常生活、孩子的成长、甚至平时的公园散步等，都可以用到。正如徐海龙所说，“数字摄影技术和器材的展，为微电影的发展提供了质优价廉的支持，电影化效果的实现在民用级别前后设备上越发普及和丰富，从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微电影的准入门榲。”网络技术的发展是微电影发展的加速器。技术的发展，不仅提高了网速，也拓宽了网络可选的方式，比如宽带连接、无线网络、手机流量等方式。技术发展的同时，网络也逐渐普及，电脑网络与手机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在传统的四大类媒体：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其次，文化因素提供精神动力的支持。后现代主义文化给予大众精神上的叛逆动力。早在世纪年代，西方就进入后工业时代。人们幵始关注工业革命给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关注自我的生存空间与价值，进而引起一股解构的浪潮。在文化上，我国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也逐渐呈现出后现代主义的特色，而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对传统价值重新的解构。“高级文化和所谓大众文化或商业文化间的旧的（实质上是高级现代主义式的）界线被取消了，出现了充斥文化工业的形式、范畴和内容的新型文本。”这里不仅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界限的消解，而是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质疑与解构。网络时代是个体复活的时代，路见不平，举手便拍。陕西“微笑”局长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等，都是拍客“见义勇为”的行为，才能让这些不平的事情与大众见面。拍客的这种行为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都是一种对精英文化与主流文化的解构行为。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主体逐渐消失，同样被解构还有深度感的减弱。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逐渐合流，像电视、报纸等政府喉舌媒体中出现的权烕性、规范性、说教性话语，在网络上不会出现。网络的话语权在大众手中，娱乐、调侃、简单、普通的话语代替了高深、高价值、高意义的话语。碎片化文化填充大众零碎时间。移动数字媒体的出现，如平板电脑、手机等，方便了大众随时随意地上网浏览网页。转发、分享、评论等功能使大众传者与受众的身份合二为一。网络上，大众不仅可以随时公布自己的信息，并且可以即时收到自己所关注人或团体的信息。像微博、微信这样的快速简短的信息交流方式，更是随时更新，随时落后。网络这种快速刷新的信息交流方式，适应了大众忙里偷闲、坐公交地铁、甚至是上厕所的零碎时间。这种碎片化的文化不求单篇信息的内容丰富，只要一句简短的介绍，并且是即时更新的信息便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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