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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导演魏德圣经常会自嘲，在别人看来自己“第一部戏就红了”，在他看来，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才有了第一部戏。
“好像跟一群流氓在工作”
魏德圣是60后，少年时代，住在台南县永康市的一个庙旁边。庙口有家戏院，他常常会溜进去看戏。那时是台湾“新电影”时代，戏院每两周会有一部本土新片上映，他也是在朱延平、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
1990年，服兵役期间，魏德圣遇到朱延平来拍电影《异域》，看到主演刘德华骑马从身边经过，那是他第一次看见从大银幕里走出来的明星。第二天，营长通知他和战友前去支援拍戏。至今他还记得，那天天气很热，要拍的是一个爆炸场景，士兵们跑步行军，等到爆炸声响起，就扮演假死，他被炸起来的泥水弄得满身泥浆。那时，他觉得拍电影“很梦幻，很有趣”。
当兵时，台湾流行包厢式的KTV，魏德圣常常去那里看电影。离退伍还有半年，一天，他看了一部翻译的美国黑帮大片《美国往事》，那是他第一次接触外国电影。（你又是从哪一部有了开始做导演的念头呢）
影片结束，电视屏幕都花白了，他在原地发呆了两小时。第二天，他写了长长6页家书，告诉家人，他想留在台北拍电影。
魏德圣在台北待了两年，一边打零工，一边给各大影业公司寄简历。他不是科班毕业，又没有资历，根本混不进电影圈。
魏德圣偶然看到一条报纸广告，一家公司开办演员培训班，但是要1.5万台币保证金。“一看就是骗人，但我觉得也许有一点机会可以认识谁。”魏德圣还是报了名。
培训班是一家临演公司，哪个剧组要临时演员，就派学员跑龙套，偶尔也会找一些不知名的导演来上课。一次一位电视剧副导演来上课，他正好有一部新的电视剧开拍，询问有没有人去剧组当工作人员，魏德圣马上举手——没有谁想去当“打杂的”，魏德圣当即被录取，就算“入行”了。
“入行”半年，魏德圣每天接触的都是粗糙的乡土剧，三堵墙、一扇门、一张床就是一台戏。他的任务是布景，但他什么也不懂，只有搬张桌子，再摆盏灯。他担心会被导演骂，结果导演什么也没说，直接招呼演员拍戏了。“你骂我一下多好啊，我自己都看不下去。”魏德圣决心一定要离开这里。
拍完乡土剧，一位制片人告诉魏德圣，他有一部电影要拍，问他有没有兴趣加入，魏德圣一口答应下来。
要拍的是一部三级片。“你就感觉好像跟一群流氓在工作，我进到电影圈却好像在混黑社会。”魏德圣很失望，准备离开台北、离开“电影”。
“骂出来的训练”
加入“杨德昌电影公司”，是魏德圣电影生涯的第一次转折。
1994年，失意之间，魏德圣一位在杨德昌公司工作的朋友告诉他，公司在帮一部来台湾取景的日本影片担任中文制作，需要招一位会开车的制作助理。“跟在大导演旁边的机会不多。”魏德圣当即就去了。
那部日本片只拍了两个月就完工，这个“制作助理”总是安安静静做事，最晚离开。影片结束，所有的临时工都走了，杨德昌把魏德圣留了下来。
两个月的经历对于魏德圣来讲是“革 命性”的：“我真的感觉电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跟之前的印象完全不一样，像一股清流。”
在杨德昌公司，魏德圣从制作助理慢慢变成助导。1996年，杨德昌导演电影《麻将》的时候，魏德圣成了副导。
魏德圣原本是在《麻将》剧组担任导演助理，因为电影拍摄延期，原定的副导有工作无法脱身，副导的工作落在了魏德圣头上。“你知道那多可怕吗？我是菜鸟，没当过副导，连导演组都没有进去过，只当过场记，还是三级片的场记！”
“菜鸟”要面对的是国际级制作组合，在这种极度不平衡的作业下，其结果就是魏德圣每天都会被骂。
常常导演一喊，桌子搬走，魏德圣就马上跑去搬桌子，但副导需要做的是指挥别人，掌控全局；导演在片场做事，他就等在旁边，导演会问他在等什么，如果不知道在等什么，一定会被骂。那段时间，魏德圣每天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我只要在拍片现场，最轻松的动作就是靠墙站，我连蹲下都不敢，坐下更不敢。”
这段骂出来的训练对魏德圣而言是一次“瞬间成长”的过程，之后他做事不会做一半，导演问在等什么，他马上能回答：调试还要15分钟左右，演员同时可以换衣服，等一下就可以拍了。到最后，他已经训练到可以判断对方需要什么。一位灯光师在为灯接电线，灯光师一扭头，他已经把螺丝递到面前了。
杨德昌常常会“嘲笑”魏德圣这一代：“你们这一代有谁啊？”杨德昌、侯孝贤那一代，30岁左右已经在逐渐爆发，不断跟“体制”挑战。魏德圣已经快30岁了，依然默默无名，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
2002年，魏德圣跟着陈国富拍摄了惊悚片《双瞳》，他在剧组中担任总策划。此前他拍了三部短片，他把它们称为“拍片练习”。他还写完了《赛德克·巴莱》的剧本，那时，他觉得把这个剧本拍成电影是异想天开。
《双瞳》是一部有好莱坞参与的合拍片，被媒体称为“台湾电影自1990年代以来最大胆的一次商业尝试”，在当时台湾电影市场整体低迷的状态下，成为那一年台湾最卖座的本地电影。
通过《双瞳》，魏德圣得以接触好莱坞的技术制作，陈国富还放手让他画分镜头，在澳洲与好莱坞的特效人员沟通时，魏德圣还解决了几个特效解决不了的镜头，他渐渐觉得，有些“异想天开”真的没有那么难。
“我没有梦想，但是你有”
《双瞳》之后，拍摄《赛德克·巴莱》的计划还在他脑袋酝酿。
为了吸引投资，他先试拍了五分钟样片，可样片拍摄需要花费250万元新台币，所有的钱都需要他自己想办法解决。
那时，魏德圣的老婆怀着孕，为了支持他，老婆从存折中提取100万拿去当资金，这几乎是他们的全部积蓄，又签了1500万本票当连带保证人，让魏德圣得以顺利贷款。她告诉魏德圣：“我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但是你有……要拍就去拍吧！”
魏德圣之所以能坚持下来，老婆一直是坚强的后盾，拍《海角七号》时，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也是他老婆同意将家里的房屋拿出来抵押，才获得了银行的3000万贷款。
这段经历和李安很相似。在拍《推手》前，李安有六年时间，每天呆在纽约郊区家中写剧本并兼任“煮饭男”，全家靠老婆做研究员的微薄收入养活。
五分钟样片并没有打动投资者，魏德圣沉寂了六年。其间，他除了帮导演钮承泽的电视剧《求婚事务所》拍了一个单元外，余下时间都在画《赛德克·巴莱》的分镜头。
“惟一能给投资者的保证，就是确定我一定拍得出来。”魏德圣说。他不会画图，从第一个镜头画得跟鬼一样，到画到四五千张时，人物已经有表情能传神了。
等到画完，投资还没有眉目，他抬头一看，世界已经变了：“观众喜欢完全商业倾向的热闹类型。”
《海角七号》让魏德圣从“小导演”变成了“大明星”，这部电影的传奇和这段励志故事早已遍布各大媒体，激发着各种想要有一番作为的年轻人。
“别人都说我很幸运，第一部电影就能这么红。可对我来说，是混了多少年才拍出了第一部电影。”魏德圣对南方周末记者感慨说。
成名后的魏德圣依旧没钱——如果要拍《海角八号》，有的是投资，但如果要拍的是《赛德克·巴莱》……“问题是我根本没有《海角八号》的剧本，我要拍的是《赛德克·巴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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