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势力】黎小锋:做纪录片并不是一件高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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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小锋,江西萍乡人,纪录片导演,博士。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出版的主要著作有《20世纪电影》、《纪录片创作》等三种。独立制作的纪录片主要有《夜行人》、《无定河》、《我最后的秘密》等。
和黎小锋的见面,安排在同济大学图书馆的咖啡厅。那天上海下起了雨,而时间恰好是下班高峰期,我比预约的时间晚了半个小时。黎小锋一个人坐在咖啡馆的角落,我到之后他立马给我点了份台湾卤肉饭,“先吃饭,有了力气之后才能好好的干活。”
黎小锋从2000年就开始了纪录片创作,之前完成创作了《夜行人》、《无定河》、《我最后的秘密》三个记录长片。近期一个新片也已经完成。还有另外一个长片目前也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七十,十一年黎小锋差不多做了五部纪录长片。
《我最后的秘密》剧照
问起做纪录片的工作方式,黎小锋说他的纪录片时间线都拉的很长,其实把时间线拉长也是一个策略问题。因为把时间线拉长,就可以选择里面的一些重要性的阶段,然后下决心花很大的力气去做。这个阶段性的东西过去以后,就可以把它放下来。最后到合适的时候再来收割,收割电影。做电影也有点像种粮食,看时间差不多了,就收割去吧。收割后的深加工也很重要,黎小锋说他其实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剪辑上。“相较于拍摄,剪辑才是最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在思路和头绪还不清晰的情况下,剪片子是一件非常耗脑耗体的事情,要慢慢屡思路,走路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都在思考怎么剪。有的时候一个新的思路产生,就会一拍桌子说‘好,就这样剪。’其实在外人看来,我们这样的人有点像神经病。”
黎小锋所作的片子都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形成的,它是和你长时间的思考以及痛苦的体验是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如果你有思路了,有重大突破了,你就会很欣慰。不过有些当下认为是很重大的突破,之后再看也会觉得力度不够。所以,黎小锋习惯将突然迸发的想法记录在手机的短信草稿箱中,到时候就可以根据那些草稿整理,慢慢形成思路。“因为有的时候,同时是有两三个题材的片子在同时进行,所以这样的速记方式对我是非常管用的,也不会让思路混乱掉。对于剪辑方式,因为我的片子的场记都是自己做的,这样脑子里会有一个大致的结构。而我的爱人(贾恺),也会配合来做一些细致的调整。在这方面,她的节奏感比我好。”
贾恺和黎小锋是纪录片界有名的夫妻档,他们共同指导的《无定河》和《我最后的秘密》得到了圈内人士的高度赞赏。上海一位有名望的导演柯丁丁看完《我最后的秘密》对他们说,《我最后的秘密》是一部伟大的影片,它将两个老人之间的仇恨又互相依存的状态表现的淋漓尽致。两个老人谁也离不开谁,但是又彼此之间存在着摩擦甚至是仇恨。而就是这样一部关于讲述老人之间交叉情感的纪录片,黎小锋和贾恺共花了六年时间去创作完成。
黎小锋说,拍了那么多群体,还是老人最好拍。因为老人到了那个阶段就和小孩子差不多,人生的两头两尾都是非常天真可爱的。他们如此率真,所以在镜头面前他们总是那么的自然流露,而作为纪录片导演这就是他们需要的状态。不过也许会有人说,对待老年人这些群体在情感上需要有特殊的照顾,黎小锋则表示,并不存在需要特别照顾的地方,你去拍摄他们,去关注他们就是对他们的特别照顾。他们就怕没有人搭理,所以他们每次看到有人来拍摄都会特别高兴,还会做丰盛的饭菜来招待,老人不怕被打扰,害怕的是孤独。
黎小锋除了是一个纪录片工作者,目前也任教于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作为老师,他也看了很多学生作品,黎小锋说在上海,学生们做纪录片的热情并不高。但黎小锋也同时表示,做纪录片并不一定要坚持,想就做,不想做就不做,做记录片也不是什么高尚的事情,并不存在什么道德上的优越感。坚持做很好,不坚持也没什么,你可以做其他认为有意义的事情。作为老师,他一直也很矛盾一件事情,就是要不要鼓励那些学生去做纪录片。“你认为值得做的事,也许人家就认为没有做的价值,那你为什么要去影响别人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何况这个行当,又没有什么利益可图,也不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名声。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去通过拍纪录片来获得一些生活上的体验,然后作为一个跳板,去为创作剧情片做铺垫,能拥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经历对大家也是非常宝贵的。”
对于纪录片的创作,黎小锋认为他的学生还存在着很多的误区。比如学生看了他的作品《我最后的秘密》《夜行人》后,就存在着一个误解,以为一个纪录片要花很长的时间耗很多的精力才能创作完成,大家就存在着一个畏难情绪。“我能感觉到学生们对我们这种做纪录片类型的人的尊重。他们能通过影像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态度,人生态度。”所以在授课的时候黎小锋就会和学生们讲各种做纪录片的类型还有方法,也有很多很好的纪录片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创作完成的。也有那种创意型的一个点子出来做的很巧妙的纪录片以及实验性的纪录片,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也会把纪录片的形态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些更多选择的空间。
“我觉得学生们不缺少创作热情,你只要把他们的那种创作激情点燃,他们也会很投入的去做纪录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80年代之后的那一批年轻人是属于娇生惯养的一代。但是如果他们真的热情投入去做一件事情,也许还会创造出一些奇迹出来,而且这种奇迹已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