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的戏从凌晨4点开始，一共只有两个场景：审讯室和囚禁室。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遵循了这次制片表设计的最重要的原则：孙易铖的戏必须在第一天之内拍完。

       孙易铖，是我们这部影片里少数的几个专业演员之一，也是这几个专业演员里最大的“腕”。他之前拍过许多影视剧，演过反一、男二，是这次招募的演员里唯一有经纪公司的，可以想见，他的片酬是所有演员里最可观的，所以我们计划，必须在第一天将他的所有戏份拍完，以节约成本。

       易铖在剧中拍演阴郁嗜血的审讯人，其实他是个很阳光的大男孩，一米八几的个子，不说话的时候冷峻严肃，一聊起来滔滔不绝，意想不到的健谈。作为专业演员，易铖对于角色的理解和表现非常到位，这和他在学校里扎实的基本功训练是分不开的。


       审讯室就设在我们下榻的速8酒店地下车库旁的一个小储藏室里，这个储藏室外面有三个门，一个通车库，一个通旁边居民楼的电梯，一个上了锁，貌似此路不通，可以说正处在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凌晨的时候还好，早上七八点人们起床以后，车辆声，说话声，走路声，开门声不绝于耳，严重影响屋里拍摄的录音效果。录音设备是非常敏锐的，耳朵听着没声音，在录音师的耳机里却有各种杂音。为了尽量创造安静的环境，制片组的剧务、道具，包括我临时增加了一项任务，每当听到屋里喊“开机”，我们就一人守住一个门口，把门关闭，并且有“远见”地有礼貌地请过往的行人止步，并且噤声几十秒，创造一个暂时“安静”的环境。即便如此，仍然不能完全避免杂音，声音成了影响拍摄进度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是导演、摄制团队、演员们第一次正式的合作，彼此之间的磨合花费了不少时间，同时因为影片角色受伤的戏基本上都出现在审讯室，化妆、反复审定伤效也需要时间，所以，拍摄的进度非常缓慢。早上九点钟以后，前来探班的人陆陆续续出现了。导演老鹰是本地人，他的同学、家人、朋友，来了一拔又一拔，好在他们都很自觉，不会贸然进入拍摄现场，而是先在外面围观，等里面拍完一段再进去和老鹰打招呼。探班的热浪在老鹰的父母到来时达到高潮，因为老鹰停止了拍摄，亲自将两位老人家送了出来，两位老人颤颤巍巍地视察完现场，在大家的注目礼下满意地离开了。

       老鹰的这几位同学可不仅仅是来探班的，他们早已成了《做茧》剧组的编外工作人员。拍摄前期准备的两个月中，从场地的联系、布景，到道具准备，还有群众演员的招募，都是他们在当地张罗忙碌。审讯室有一场戏需要一名保镖，这个角色需要有凶悍强壮的体貌，因为有几句台词，还必须讲一口能过关的普通话，之前找的群众演员里一直都没有合适的，直到开拍前还没能定下来。于是，这成了几个前来探班的同学的首要任务，经过一番紧张的电话联络，召集了几拔人马前来面试，终于在那场戏开拍前找到了合适的演员，好险！

       下面，我要向大家汇报第一天我们所遭遇的最惨痛的两个教训。其实，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所以说遭遇并不恰当，在冥冥之中，我们前期准备出发之前的种种不专业和不仔细，就已经为拍摄时所犯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第一个教训，我们从北京租赁带到现场的导演监视器无法使用。

       在前期准备时，导演向我强调，拍摄时导演监视器是必须的设备，它可以帮助导演实时监测镜头位置、光线和拍摄效果，观察演员的表演，从而快速准确的调整机位，节约时间。我们的导演监视器是从北京的一家专业器材公司租赁的，由于没有经验，也因为时间紧张，在取器材时没有打开连接测试，到了诸城的拍摄现场，连到RED EPIC摄影机上之后，监视器的屏幕上雪花点乱舞，就是没有图像。摄影指导渭清是专业的摄影师，对于摄影器材非常熟悉，他和助理反复调试仍不能正常使用。

       没有监视器，导演只能跟着摄影师的后面通过摄影机的小屏幕观看摄制效果，挤在摄影师旁边，有时要跟着摄影师上下左右地腾挪，非常吃力，大大影响了拍摄进度。

       我们不死心，找诸城的朋友帮忙，去影视器材城买了各种型号的连接线，没用。找了当地市委宣传部的朋友借来一台老式导演监视器，和渭清的高级摄影机还是无法“沟通”。修复导演监视器的努力，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真正放弃，那个大大的四方的看起来相当拉风专业的导演监视器被闲置在一边，冷眼看着急得焦头烂额的我们和跟着摄影机的导演，直到拍摄结束。

       后来回到北京归还器材的时候，我们在现场连接了一台摄影机，发现导演监视器是能够正常使用的，这说明问题不出在监视器本身上，而是在我们的摄影机与监视器的匹配上，这是我们完全没有考虑到的，经过这次教训，相信下次拍摄绝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第二个教训：现场管理的无序导致重要物品丢失，严重影响了拍摄。

       前面说过，审讯室处在一个四通八达的路口，我们拍摄时暂时不用的器材、道具、化妆材料和演员的个人物品就摆放在审讯室周边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我们的工作人员随时都在现场，在工作安排时，没有指派专人负责物品的保管和监督。场地旁边停放着许多电动车，由于没有足够的椅子，这些电动车成了工作人员和演员临时休息的坐骑，有时候我们会顺手把手里的物品放在电动车的车筐里，当车主来推车的时候再将东西拿出来。

       化妆师的刀疤胶和彩妆盒也许就是这样被哪位居民无心地“带”走了。

       化妆师梦迪急疯了。

       她所使用的刀疤胶的妆效非常逼真，市面上普通的刀疤胶无法与之媲美，梦迪用这款刀疤效制造出来的伤效征服了导演，获得了与《做茧》的合作机会，而当天以及后面几天的拍摄中，刀疤胶都是必不可少的化妆工具。更为致命的是，这一款刀疤胶是北京某电影制片厂自己生产的，只在这家制片厂旁边的某个小胡同里能买到，市面上根本找不到，更别说在远离北京几百公里的诸城了。

       发现刀疤胶丢失是下午三点左右，即便当时托北京的朋友购买，再专人专车送到诸城，也要到后半夜了，整个下午和晚上的补妆都会受到影响，甚至会导致拍摄停止！

       在此，非常感谢剧中大兵的扮演者，专业演员张春龙。他听说了这件事以后，主动提出来帮忙，去一个正在诸城附近拍戏的剧组找化妆师朋友借用这款刀疤胶。说是附近，来回也要三个小时的时间，晚上九点左右，春龙拍完自己在审讯室的戏之后驾车出发，直到将近凌晨才回到囚禁室拍摄现场。

       非常感谢那位借给我们刀疤胶的化妆师朋友，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但在关键时刻，是你的慷慨和善良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

       经历了这次“事故”，制片组立刻就进行了反思总结，制定了具体的措施以规范现场物品管理，在后面落实的还不错，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