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10日，李安回台湾接受总统府颁给他最高荣誉奖，并与文化部长龙应台进行了一次对谈，其中有他的人生、经历、对电影艺术的态度及表达。

长达2个小时的视频，很多真心喜欢李安的朋友看完了这个视频，很多只为李安名字的博友也转了这个视频，小编本人也算是爱戴李安的大众之辈，在整个谈话中听到不少有价值且温暖的话语，这些话语，想必对创作者、对欣赏者、对持续探寻艺术可能性的年轻人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指导意义，所以私下整理成文字，在这里分享给大家，为电影里曾经触动我们内心的东西，也为这个行业里默默奉献的工作者们打气加油！



现在还有电影在拍已经谢天谢地了

李安：其实你刚才在问我，很想讲一个，就是说我的朋友里面，有多少都是做电影的，从同学跟我一起成长的朋友，真正做电影的没有几个人。其实我们回来领奖，有电影在拍，已经是很谢天谢地，我感觉很幸运了。没有敢讲奥斯卡奖，一等勋章，我觉得一方面老天对我的厚爱，观众对我的厚爱，一方面也是我的责任，拍电影是非常幸运的事情，我很少想到有比拍电影更有意思的事情，这一点我们很幸运，也是很辛劳的事情。因为你要做出来的情境，都是你想象出来的，哪有那么好就给你制作出来，你觉得不如愿的事情，是十之八九，你常常会觉得事情是逆着你来的，所以工作非常的辛苦。能够做，其实已经很幸运了。做不好，做不到，其实是应该的，受到很多荣耀，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些责任，我十几年以前，就很不想再做了，我拍到《卧虎藏龙》的时候，觉得我真的是受够了，有的时候。可是看到观众对电影的反映，还有我自己对于空闲时间，有不少怎么做，日子怎么过我也不晓得，我想在家也多呆几个月，她会把我扫地出门，把我踢出去，她会受不了，赶快出去拍片，受不了了。我这个人命就是这样，就是应该开电影。我觉得我受到这么多的厚爱，很多人喜欢我，喜欢电影，当然也有人不喜欢，喜欢的人总是很多。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把我的天赋尽量发挥出来。拍电影不是只有天赋就够，我觉得天赋可能占50%都不够，机遇，还有你的个性占了很大一部分比重，就是各种机遇条件，我碰不到太太，我也不会继续，我碰不到我在以前，我在纽约的搭档补足我的不足的话，我也不会做到今天，就是很多的条件，它都要搭配到了，正好这个你这个命运，轮到我做，那我就要好好做，不然觉得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我的命运，也对不起很多观众的期待。
我从十几年前拍前，就常常拍到一半，就很不想拍了，觉得在干什么东西。可能慢慢慢慢又找回路子，又找回它的意义，我就还在拍，我下面还要再拍，像拍的这么困难的片子，我常常拍到一半，也不止一半，很多次都想说，那么干嘛，那么折腾人，到底是为什么东西。这个片子拍完以后，回头是岸，再也不要拍。其实我拍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就有这种心情，那个时候真的很苦，一人部队，太太又在生病，我还没有拍以前，我就立下志愿，就是说以前都在批评人家的电影，我还没有开拍我就说，我把这部片子拍完的话，所有的人，只要他把片子拍完，我都很尊敬他，我不会批评他。我讲这都是我的命了，包括我今天得奖这些东西。从以前新闻局得奖，苦哈哈，新闻局的人帮我出机票，我才能回来拿奖。

电影能帮你在荒谬的人生中整理出一个章法

李安：我想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对艺术有兴趣的，所以我们做艺术，是被人家看的，不是看着人。我儿子喜欢表演，我说我做这么多年，我对表演有一个新的体验，我觉得表演好像不是performance不是表演，而是revealing，而是你曝露了人性中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不愿意我儿子做这一行，因为做那个需要很大的勇气，有时候会很痛苦的，就把自己显摆出来。这些东西常常是无意识的行为。加上今天演讲，我都要讲出一个所以然。我就尽量了，我这个人很老实，大家问我问题，我尽量回答。
不过在艺术里面，能有机会拍电影，还有很多人喜欢看电影，我觉得其实电影能够帮你在杂乱的人生，好像毫无意义、荒谬的人生里面，在杂乱无章里面，帮你整理一个章法，讲出一个故事。大家觉得，我们可以分享一个人生的意义，可能感觉不到那么孤独。

害怕离自己文化很近的题材

龙应台：我觉得《色戒》会不会是离你最近的一部片子？
李安：离我害怕的事情最近。其实所有的国片都会，只是我自己功力越来越多的时候，我要想探讨的东西会越深，就会越害怕。只是自己越会做的时候，其实那个害怕的心更强。我在做前三部的时候，其实没有很多，只是想把片拍好。心里负担还没有那么大。那个电影，我觉得挖到的东西，就是感觉上还没有那么深。到了《卧虎藏龙》我还是觉得说，挖到一些禁忌的东西，那个心理压力就开始会来。
李安：对，《Life of Pi》其实比《色戒》难很多很多，这个电影的难度，不管从艺术上来讲，还是技术上来讲，难度其实是非常高的。我如果用中文说的话，可能会比较碍手碍脚，结果我还是要做艺术，我还是要把自己摆开，只是说比较痛苦一点。不管轻松也好，痛苦也好，你的目标在那个地方，你做艺术的人，不管怎么样，就是要到就是了。轻松也好，痛苦也好，都是要做。《Life of Pi》虽然它文化跟我不是那么近，可是它最根底的东西，我会做它，就是会有感应，不管是中文的、英文的，就是人存在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叫做有意义，什么叫做信仰，这些东西还是需要深思，需要去体会的东西，就是我本体存在的这种感觉，是绝对要放在里面，这个没有什么中外之别，只是说它有文化，我做一个印度少年，跟我没有什么关系，我比较好做。当然在做别人文化的时候，你要勤快一点，要学人家，要发挥同情心，同情心不是说可怜人家，而是说相同感情，就像演员一样，你要把自己放到那个角色里面，就想，如果是她的话，她怎么想，我又不是女人，大家说你怎么拍同性恋人，怎么拍女人，我在前一部电影里面有拍吸迷幻药，我小孩子说，爸爸你应该试试看，你不试怎么知道呢。
龙应台：你有没有试呢？
李安：我本来是想试的，我想也死不了，吃一下有什么关系。后来小孩一讲，我就板起脸，就是不行。后来连我太太都说，试啊，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更不要试，我说我就要拍出来，而且是拍出迷幻药，电影史上最好的一次拍迷幻药，我把它拍出来，电影就是电影，跟真的不一样。我就跟他说，我不是女人，我不要经过变形手术，我就拍这么多女人的电影，你们不要跟我罗嗦。当然这是好玩儿的事情了。我讲个例子，电影不管它是怎么样，它不是真的，你只要把它做出来就好，你做出来电影的手法，就是你对电影本身你的技术要够，你对那个语言的表达要够，那个几乎跟你的体会是一样的。就像演员也是一样的，一个真的人，你如果不是演戏的人的话，今天我摆一个camera，让你演文化部长，你可能演的没有我像，就是说表演是很重要的。演员是这样，我们拍戏也是这样，我们对电影这个媒体要了解，对人性的通性要了解。然后很多东西，其实文化的差异，生活体验的差异，可以用同情心，可以用表演的方式，你就可以把你的魂，放在别人的身上，也可以反过来用，因为我尤其在拍《色戒》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张爱玲的小说让我有一个感觉，其实真实的人生，我们是在作假的，你真的看到我们的行为举止，其实是作假的，反而我们在演戏，说别人在做，因为你不要面对他，王佳芝说，这个王佳芝这个女人要做杀手，所以我要穿扮的很漂亮，我要讲爱情，我要吸烟，我要很迷人，当她演进去，才发觉，其实那个才是真正的人。我做电影也有这样子。我觉得平常我们在社交里面，一定要比较文明，你不文明，不讲道理，不讲逻辑，我们没有办法沟通的，大家都早就互相砍杀完了，根本不能生存，你群体要生存，一定要有一个条理，一定要有文明，在这个里面，就会有压抑，就会讲谎话。我明明很讨厌那个人，或者我很嫉妒他，但是我要讲我很爱他，就讲这些东西。从夫妻相处，家人相处，一直到跟群众的相处，都有这套东西。

戏假情真

只有在假装，演戏的时候，所有假的东西，我们讲虚实相间了，实的东西，实相其实是虚的，虚的东西，反而是我们最本体的东西，所以原来像我爸爸，因为他不懂这个道理，他觉得演戏这个事情，好像是假里假气的，不太规矩，那我现在觉得说，我觉得演戏的人是很勇敢的人，他其实摸到真实了，反而很多我看真实的人，是比较坏的，比较虚伪的。只有在戏院里面，你把灯都关掉，你把灯都关掉，在一个黑屋子里面，一堆人在里面看一个假的影像的时候，我们才能触碰到，其实我们本体真实的东西，其实它是虚幻的。这是我拍戏原来的一些体验。所谓戏假情真。虽然我处理戏剧，在一般社会的感觉上面，是作假的。可是我觉得这个作假，其实是我对真诚的一个要求，对我们的追捕，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敢面对，人生真正的东西是什么。它是在一个无意识里面，我们没有办法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把它讲出来一些秘密，我们透过艺术，透过演员表演，透过各种形式，各种假的形式，假借出来，哦，别人是在做这些事情。我们透过那个来沟通。我觉得这个沟通比言语可靠，我相信这个东西。我相信那个是大家真诚内在的一种沟通。我很珍惜，我很可贵，只是常常在里面打转，做的时候，感觉心神上面很累，很耗神，会受一些内伤。其实我常常要出来做一些公众的活动。对我来讲，就是像受训一样，就是访问，形里如一，其实我真正该做的事情，因为我的天分在拍戏，我应该努力的去拍戏，希望大家跟其他做电影艺术的一样，跟大家有机会在戏院里面，或者在荧光幕上，做一些心灵上的沟通，这个才是我应该真的用心在做的事情。

民间机构与政府  对电影工业的作用

龙应台：我们现在很缺的是那个工业的环境，因为电影是个工业嘛，它中间有很多的环节，它没有建立起来，我们是非常的弱。如果再细追的话，可以问说，美国的电影工业特别强，那要让工业体制变得好的话，民间的角色跟政府的角色，美国可是一个连文化部都没有的国家。
李安：对，我的同学，拿到新闻局的奖，全班同学只有我一个人做导演，所以某方面我是比较幸运的，美国没有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不会支持你商业片，它一定是有社会议题的，总是跟社会议题有关系，它补助你，都是一些很偏门，它不会主流的，戏剧性、娱乐性的东西，那个它就有钱赚，就一般的工业，政府不需要补助。这是美国，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讲，他其实没有我幸运。台湾需要政府辅助，因为本身电影工业，赚钱的就不要辅助了，没有赚钱的，你不辅助他，不帮他度过一个小月，他可能就没有了。很多除了美国以外的国家，都会补助它们的电影，辅导啦，热的时候补一下，强的时候，它去赚钱了。你要鼓励他的话，有鼓励方法，包括减税这些方法，他有很多种鼓励的方法，让他去有这个动力去做。政府总是一个辅导的角色。

不要小看讲故事的人

龙应台：当你在说，我不过就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指的是什么？
李安：因为我好像常常得奖有一些光环，大家觉得很了不起，我觉得有点儿承受不起。因为我只是说故事，把电影拍好，把电影拍好，对我来讲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没有像人家觉得怎么样，因为我本来就擅长做这件事情，我就是这样做，大家说你怎么拍英国的戏，对我来讲就是每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后来它就出来了。我做了《理性与感性》以后，我那个时候拍《理性与感性》英国文学，演员工作人员都是英国顶尖的，我英文，整个句子都讲不准，以前是这样，磕磕巴巴的，我都能做出来。我想电影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对我来讲，我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我不希望大家觉得说，得奖什么什么的，有什么光环，因为这种对我来讲是一种压力。所以我有那种心情。另外我想说，他们叫“潜台词”，就是潜在也在传达一个讯息，你不要小看说故事的人，因为我受到很多人的重视，我希望别人对于说故事这件事情，不要当儿戏，它其实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演员的表演天赋？有没有一个电影神存在？

龙应台：当你在处理华语片，距离你比较近，跟非话语片的时候，你的那个逻辑跟组织结构运作的过程，你觉得完全一样，还是说会有差别？
李安：没有什么差别。但是那个东西没有办法言传的，观众他感觉到，他会感动，不一定是哭的那种感动。他就是会被你抓到，然后说不出来。当然说出来的时候，跟你想的其实也不太一样，每个人的说法不一样，他们会去讨论，但是那个电影就成立了。有时候不见得打得中，你一样的辛苦，一样的努力，一样的有天分，他不见得有观众，我们讲的是观众缘，包括一个演员，他是不是一个明星，你看到他，你就帮他演，不光是演技，像我挑演员也是一样，我不是光挑她演技努不努力，人好不好，甚至漂不漂亮，都不是。你看她那个脸，是不是脑子就开始演戏。有一句话叫祖师爷赏饭吃，就是说她是长那个脸，就是你看到她，比她还急。那有的人演死了也没有感动。很不公平的，学表演的，你们演舞台剧，你们演的再好，可是一到电影里面来，那个皮相，有的人什么也不要做，观众帮他演，我看到很多例子，真的是不公平。人比较好的，更用功的，更有天分的，更漂亮的，拍不出来，白搭。我以前不相信这个，片子越拍的多，我越不得不信这个邪，就要跟电影屈服，电影它常常会教你，我讲电影神了，或者什么，它会教你。你不虚心的听，你觉得自己怎么样怎么样的话，你就会受到当头棒喝，观众就会告诉你，很奇怪的事情，这个东西永远学不会。你要有决心、毅力，要有天分，这些都要有。可是最后你还要很虚心的，这个电影的命怎么样，你要多问问人家，我很多东西做起来都很有把握的。像我选演员，尤其是主角，我一定要问问人，你看他是什么感觉的，喜不喜欢，甚至亲眼看还不算，要拍一拍给人家看，我们叫试镜，看大家反映怎么样，5个、8个，大家都讲了，你心里还是不踏实。真的不晓得演出来怎么样，我到现在还算蛮幸运的，可能我自己慢慢有眼光了，我常常挑新的演员，我最近这三部戏，不是第一次当主角，就是第一次演戏的。像汤唯，她那个样子，在大陆以前根本没有人喜欢，电视剧都没有人找她，然后考电影学院三年，大家说她那个样子没有人看，把她分到导演系，她是念导演，其实她想做演员的，我就看中她，我觉得她的气质很像以前国文历史老师那种感觉，现在年轻人都没有了，两岸三地都找不到，然后听她讲话那个神情，可是她上不上像，我就不晓得了。像章子怡，我一看她，我知道她很上像，真的很好拍，怎么拍都成，什么光打下去都行。汤唯就要用一些技术，比较没有把握。可是我有感应到。她后面的那部片子，他是美国蛮有名的戏剧演员，讲笑话的，可是他也没有演过戏，从来没有，我是从零教起，现在这个派，就是一个高中生，他陪他弟弟去试镜的，结果人家说你也来试一下，结果他是男主角，从来没有演过戏，也没有想过，他说他想学工程。可是我看他就是有那个东西。其实电影他真的比人大，你不谦卑，你没有办法。你不听它的话，真的是没办法。

---------------------------------------------下面是答观众提问----------------------------------------------------

关于文化冲突

李安：我不晓得对各种文化有兴趣，我原来并不是这样。我想可能对冲撞比较有兴趣。所以我老是找不太协调的东西，在协调过程里面看一看，我真正的兴趣是戏剧，那戏剧就是冲突，通过冲突，你不晓得怎么办，像我们中国是讲和谐、协调。西方人戏剧，讲冲突。它冲突冲到最高点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解释的时候，你的精神、情绪得到一种抒发，一种奔放，它是这样一个来头，所以我们拍戏，讲戏剧，很难赢西方人，戏没有它好看。正好我是中方的文化，东方的哲学，可是我还有生活体验看法，可是我的天分正好是在西方，我两个都用上去。所以冲突、融合、协调一直是我有兴趣的。其实那个文化，我到那个戏拍完，我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找新的冲突。现在我就在想说，什么还没有冲突过，我现在要跑到中东去拍戏，我下一个电视剧是现代的中东的一个宫廷剧，有很多斗法，这种戏。在里面有冲撞的东西。因为它跟西方有冲突，本身有冲突，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想我比较对冲突有兴趣，因为冲突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人性，人性你好好的过日子，你看不出来，大家都很好。只有在冲突里面，你应付到你没有办法应付的时候，你那个本性才会曝露出来，因为你没有办法的时候，样子就出来了。其实我是在找那个真相。那文化冲突一方面本身一辈子都经历，我们外省的人，到台湾有文化的调和跟冲突的问题，有一个外人的问题，外省人。到美国就做外国人，后来回到父亲老家，母亲老家，我们也是外人，是台胞，所以一辈子感觉是外人，总是有文化的协调冲突在里面。我现在在美国也做适应了，也做很多委员什么的，可是我碰到美国人，有些生活上的，文化的那种冲突，还是存在。没有办法调试，因为它毕竟不是我先天的一种文化。
我回头我做了一点西片以后，我去拍《卧虎藏龙》，我同样会把外面的东西带进来，对于我原来根深蒂固的文化，也有一个冲突，也有调和的过程。这是我生活里面自然的发展。其实我对文化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感兴趣，我只是拍电影。哪壶不开提哪壶吧，戏好看为重。我还是对人的基本性格跟相处之道，这个东西最有兴趣，但它跟文化有关系。

关于大陆的电影工业

李安：大陆我没有那么熟，所以我很难讲。我在那边拍片，拍第一部片子的时候，很吃力。那个时候刚刚有一个接外片的机会，就是《卧虎藏龙》的时候，各方面很生。到了07年以后，我拍《色戒》的时候，很多同样一组的人，很熟了，已经跟外面接轨了，很熟了。所以就做的很顺利，就一点不吃力。导致题材的本身让我很吃力，可是拍片都很顺了。所以它的工业基础形态已经有了。我觉得大陆最大的优势是市场好，当然很好的片子还没有。就是真正我们觉得，这么大市场里面，应该产生的还不是很有，就是有卖座的，比较代表的，就是目前。
创意上面，我直截了当的讲，大陆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其实没有文化跟电影的，大家都在发展，不管你发展的好坏，像台湾、香港，其实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次好莱坞文化的，比较低层的电影发展。当然终究有好作品，一直到差不多了70年底、80年初，才有艺术片的出现，香港也差不多，香港稍微早一点。不管它怎么发展，它总是在慢慢的文化的熏陶，电影市场，一直有这个机制在里面。即使是次好莱坞文化，它也是一种文化。大陆有一段时间是挺折腾的，就是说市场跟文化的交流，在滋润上面是比较苦的，突然现在市场有了，钱有了，这个电影的语言，观众基本的东西，它不像好莱坞一样，它可以卖很多的票价钱，可是基本的这种观众跟电影关系的合约，品位在什么，文化在什么地方，其实还在摸索阶段，前些年因为有港台的电影，从那边吸收了很多，艺术片不太一样，你像80年代出的这些艺术片，其实非常的出色，可是它还不是市场机制，就是通俗口味，不是这样来头的电影，它是个别的电影，有非常杰出的作品。动人、艺术性上面，还有在影展艺术院线上面，非常出色的作品。可是现在进入到一个市场机制的时候。普遍老百姓看的电影是什么东西？这个电影文化，我觉得还没有真的确立，你跟好莱坞一百多年的发展，包括我们这边几十年，香港的发展更好，它各有各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其实不要急，再过一下子，它的品位，观众的口味在什么地方。它的文化的制约，大家约定俗成的这种习俗，所谓的文化，它自然会产生，大陆有足够的市场，它可以跟好莱坞抗衡，跟世界各地抗衡。我觉得我很鼓励大家在大陆尽量拍好片出来，观众会要求，然后慢慢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公约，大家会有一个公约数，那时候文化的底气，各方面都会出来。它会督促电影工业，我觉得会往好的方向发展。现在还是比较乱，可是很卖座，我觉得这个都是好事情，很多卖座的片子，很蓬勃，很发展，它总会有出路。我觉得基本上是，很积极很有希望的。

关于拍电影的初衷

李安：初衷没有，我只是想拍片。我在写《推手》跟《喜宴》就是反映我自己的家庭，还有我自己的心情，没有人给我剧本，我只好自己写，我就懂得那么一点东西，我坐在家里面，我就写了，那个一拍完以后，我就在外面找体裁，找吸引我的东西。初衷我没有，你要问我初衷的话，我要反省我原来是怎么样，其实我有一些反省，电影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做，我才对得起良心，才是做最好的东西。我刚才讲，就是说真诚，我觉得艺术讲真善美，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真，你真的话，其实你在形容很丑陋的事情，很不人道的事情，它都有善跟美在里面。另外一个初衷的话，就是求真，只是我过去比较没有意识。后来拍老道了，自己感觉到说，要敦促自己的就是说要真，所以我常常接拍不同的体裁，因为同样的体裁，我驾轻就熟了，我可能就不够真了，就是对我自己挑战不够。我会有这种心情。

艺术片和商业片

李安：艺术片、商业片，我自己并不太这样区分。有的人觉得我低成本，我就觉得很高贵，我以前拍学生片，拍《推手》，我比他们现在做低成本还要低成本。所以我也做过，或者手摇这样的话，觉得很震撼，多有活力，我也不吃那一套，学生弄不起三角架，我就拿着，我用的也不比他差，所以那个我也不服气。你就是把电影拍好，如果你是艺术院线的话，你就认命吧，你就是艺术院线。如果你这个人就是比较熊一点，你喜欢的东西卖座的话，你就走那个方向。我自己的经验很奇怪，我自己觉得比较艺术的东西，在艺术上面考评，各方面都比较好的时候，它也比较卖座。所以我没有那个问题，我也不需要去想它，我去想它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比较作假，我觉得你能够有机会，把自己最想做的表达出来。你会找到自己的路子。然后你就忠实做，这是我的建议了。当然我比较幸运，我可以找我自己擅长的东西去做。我有一个要提醒，别人的反映对我来讲还是重要的，我要知道这个片子下去以后，落实到观众的时候，它是怎么样的，他会给我一些讯息。我有时候要顺着那个讯息去做，我觉得电影光自己想不够。我觉得需要有一些交流，才活跃起来。

少年派  你相信哪一个故事？

李安：我常常在宣传的时候，常常大家会问我这个问题。然后我问出来的话，另外一版就错了，不行。这个东西没有对错，你自己的选择。我的选择我不能告诉你，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说，我不只有两个版本，就是说我在设计这个片子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设计一个电子游戏，你们大家来玩儿，我设计一个软体，我把各种可能性提供给大家，我可以想象到，大家可以怎么想的话，我的结尾跟中间，都要让那个理论的人，那个想法的人能够自圆其说，然后大家能够辩论，这是我要做到的，这是我的工作，我要做到。我自己当然有一些感应了，我觉得其实两个都不是，我在看那个书的时候，我两个故事都不相信，我都只相信一半，我既不相信第一个，第一个他到岛上的时候，我绝对不相信，不光是不相信，而是绝对不要相信。第二个故事，到一半以后，我觉得他只是要把那些日本人赶走，随便编出来给他们的，所以我也不相信。因为他不需要那么残酷。这是我的感觉。当然我做电影的时候，我是在做一个电影，不光是我的感受，我给大家有各种机会，来研讨，来争辩。我觉得其实哪个故事真实，对我来讲其实不是那么重要，我觉得人生本来这两个故事都是有的，有时候你靠这边，有时候靠那边。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像我刚才讲的，你不相信第一个故事的话，日子很难过，人生有信仰还是比较日子好过，过的比较充实一点，我们毕竟是有灵性的动物，不光是现实，也不光只有生存，因为那个是蛮残酷的。我觉得有一个是他爸爸做代表，另外一个文化跟信仰的部分，是他妈妈做代表，就像一个人一样，要有父亲，要有母亲。我觉得你分析这样可以。可是你在检视拟人生的时候，你没有第二个故事的话，你没有办法存活，你没有第一个故事的话，你会疯掉，我觉得都需要吧，这是我个人的感觉。我在里面还藏了很多东西，不只是这两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