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李瑾文

徐辛，独立记录片制作人。2000年建立徐辛纪录片工作室，专业从事纪录片创作。《火把剧团》是其主要作品之一，讲述了四川成都几个川剧演员现在的生存状态。影片将剧中人鲜活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受到了各国观众的一致好评。对徐辛而言，纪录本身就是参与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从《马皮》到《房山教堂》再到《火把剧团》,徐辛的纪录片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态度关注中国底层人的生存状态，纪录着温情和心酸。

遇见“火把剧团”

徐辛一直觉得成都的茶馆文化很特别，于是借一次成都行的机会，打听到一个能喝茶还能听川戏的老茶馆，便与朋友相约前往。“我第一次去我是喝茶的，花了三块钱，就进去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去看，那种感觉挺有意思，然后我就打算把它拍下来，就想这个能不能做一个纪录片。”这是徐辛最开始的想法。“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意图，想来拍一下你们的茶馆。当时还不知道他们是叫剧团，我们认为就是茶馆。”没想到这一个唱川戏的班子就是成都仅存的“火把剧团”了。

“火把剧团”的称呼来自于文革期间，当时传统的川剧剧目在公共演出场所被禁，但偏远的农村却在私下演出，因常在夜间，需用火把照明，渐渐有此称呼。2001年，成都的6个国家川剧团合并为一个剧团，现在的“火把剧团”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在国营川剧团渐至解散、演员下岗后自行组建的民间演出组织。

“我从05年开始断断续续地拍，一直拍到07年初。一开始拍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说我想怎么样，拍个什么结果出来，因为什么都不可预料，但是肯定不是去拍川剧，这个是很明确的。当时就有一些想法，想拍拍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拍拍他们这个剧团的这种他们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徐辛当时想用直接电影的方式很旁观的去观察去看，力求做到所谓的真实。徐辛说“只是现在想这种问题觉得挺可笑的。作为一个纪录片的作者也好，导演也好，你想做到那种绝对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你肯定是多多少少带有那种主观的，你哪怕一个镜头，你的一个机位，包括你后期的剪辑，哪个镜头要哪个镜头不要这都是很主观的。经过这么几年以后，现在做片子我干脆就做我认为的真实，事实上就是我的主观。”

《火把剧团》中的线索及安排

《火把剧团》是以两个川剧演员现在的生活为主要线索，一个是王斌，一个是李保亭。王斌是一个坚持以川剧表演为生的人，在茶馆经营着自己的小剧团，生活异常艰辛，为了生存，他甚至上门为办丧事的主家表演变脸，但却始终对川剧不离不弃。李保亭从八岁就开始学唱川剧，如今却告别了川剧舞台，改行表演歌舞。他每天开着宣传车活跃在大街小巷，以“西南摇滚巨星疯哥”和“风骚女郎田田”为噱头，节目模式俨然一套山寨版小春晚。“我是通过王斌找到李保亭他们的。对这两个人来说实际上是一种选择吧，一个选择保留他原来喜欢的东西。另一个实际生活也挺艰难的，也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去追求自认为的那种潮流，李保亭自己觉得那些是艺术。”徐辛说。片中有一个细节是王斌提到川剧团的演出执照只能在国内演出，而李保亭的演出执照是可以出国的。“一般人都觉得挺好笑的，真正的国粹它是不能出国的，很荒诞嘛。”徐辛笑言。

王斌在片中的话不多，却有一句话‘我不喜欢川剧，我喜欢唱歌’让观众费解。对于这是不是访谈形式，徐辛为什么不让王斌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徐辛说“当时我更多想的还是直接拍他的生活，几乎没有访谈，那一段的访谈在片子里面还不叫专门的访谈，那个实际上是他在跟我说话，他并不是对着镜头说话，这个是有差异的，他给人感觉是在自言自语。”徐辛对王斌的这种说法也有着自己的看法“被拍摄者在镜头前的的状态，这个真实是不是真实，是不是他的内心真实，我认为有时候不是的，大多数时候不是的。因为他当时讲这个话，我明显感觉到他是喜欢川剧的。他为什么讲这个话，他自我实际上还是感觉有点跟这个大环境不合拍，他觉得那种歌舞很风光。你看他去看那个李保亭的歌舞演出，他的脸上那种表情，是非常特别的，但是他又不愿意去干这个事。就好比我看到人家老板那种很有钱的，我会从内心可能也会很羡慕，觉得挺牛的，开着奔驰啊或者什么的，当然可能你让我干他那个事，我可能也不愿意去干，他可能也就是这种心理。‘我不喜欢川剧，我喜欢唱歌’这句话我觉得实际上是很酸的一句话。”于是徐辛在片中所做的便是用镜头记录的方式让王斌的行动给观众答案。

影片除了两条明线之外，影片还有一条暗线，就是观众。“实际上观众必然会与剧组的人有个互动的一种关系，这块它不是非常的明显。当时他们看完这个片子，其中王兵（《铁西区》的导演）就提到说你这一块好像少了一些。那我为什么少了？因为当时前面有一个很著名的电影就是《老头》，我特别喜欢《老头》那个片子，所以说我不想拍成《老头》，所以就少了一些这个了。但我很主观地选择了那么一个老先生，我其实也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作为一个代表。”春节过后，那位老先生便没有再出现在茶馆，一张空着的椅子的镜头，轻描淡写。“我也没有特别的去渲染或者煽情他的这种死亡，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人肯定是要死亡，他这个剧场肯定是要死亡，他这个茶馆肯定是要死亡，你去反复的去说他我觉得太煽情了，我不太喜欢那种，我还是比较喜欢一种含蓄一点的方式。”

关于拍摄过程、镜头及后期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徐辛没有用到任何辅助照明的设备，都用的是自然光，徐辛说“因为资金的限制，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只能利用自然光，然后调整构图。我觉得纪录片就是一个人可以能够完成的，也只有纪录片是一个人可以去完成的。”

《火把剧团》中有许多镜头都是在后台完成的，后台光线相对不足，活动空间也狭小，徐辛使用了索尼PD150进行拍摄。这款摄像机在低照度条件下表现出色再加上小巧的机身，能很好地完成后台的拍摄。在索尼PD150的上方还有一个控制开关机的按钮，特别适合手提。“我一般都是机位比较低的，所以使用起来特别方便。”

拍摄时徐辛还故意加了一个黄色滤镜，使影片整体呈现黄色调。“整个画面就像是一个舞台。它的台上台下都是舞台，其实就是一个舞台——人生舞台”徐辛这样解释道。“其实本来我这个片名一开始就叫《舞台》，后来因为莎士比亚的那句话‘世界是个大舞台’大家都知道，而且也太直白了。我还是想比较一种中性一点的名字。我的片名都是特别中性，你从片名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内容，没有什么指向性。”

在火把剧团中有很多的变换被摄物的快速摇镜头都被保留下来，徐辛说“片子里面的所有带动的这种镜头我都是故意的。我要求这种空间的关系，这种连贯性。纪录片和剧情片不太一样的，我要让人感觉到空间的关系。”

片中有这样一个场景是关于天府广场的平安夜活动，大家都聚集在一起疯狂地用充气玩具打闹，据说那是成都的平安夜的特色。谈及这组似乎与王斌李保亭毫无关系的镜头的用意，徐辛说“实际上那组镜头我是跟着他们去的，只是我没拍他们，我就到广场上转了一下。这组镜头第一是想交代时间，第二我想表现那样的大环境，那个镜头就是反应整个成都的社会。我想把那个大环境与李保亭和王斌他们这些在大环境下挣扎的生存的个体都记录下来。你说这样的大环境里面谁去关心川剧，谁去关心王斌，没有人去关心他们。”

“纪录片如果能够做到呈现被记录的东西随着时间发展的推进感那最好，但是有时很难，因为记录的时间的长度的不允许，十年或者五年你才能做到那些东西。他这段时间就没有变化，最起码说没有大的变化。”徐辛总共拍了两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大都关于他们的演出和平时的一些活动。“当时我就想‘这东西怎么往下拍呢？’我就感觉他们的生活是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如果说剪成片子给大家看的话，似乎又没有一个很有冲击力的那种内容在里面。直到后来碰到他们要拆迁。这个也是纪录片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当得知茶馆被拆迁时，徐辛当天就赶往成都，但却遗憾地没有拍摄到拆迁的过程，徐辛说“纪录片最大的灵活性就是我拍到了什么我就用这么多东西，去做出一个东西出来，而不是说我需要一个萝卜我去买一个萝卜，我需要一块牛肉我去买一块牛肉。有些东西过去了就是已经过去了，没法再做了，但是我觉得也够了。”徐辛用了一段无声的长镜头，慢慢地带我们走进了拆迁后的茶馆废墟，徐辛说“原来的这个镜头里的声音就是我的脚步声，但因为整个片子前面部分，大量的都是唱和演出这种比较喧闹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安静下来让人更容易地去思考。而从画面角度，从剪辑的制作性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里设置成无声的它的冲击力可能会更强。”

影片似乎应该在此画上一个句号，但徐辛经过打听再次找到了王斌的剧团。徐辛说“因为我这个是纪录片，不是剧情片，我不想就这么就散场。因为他们还在生活，他们还在演出，它不会彻底死亡，川剧永远不会彻底消失，永远不可能说哪一天就不存在了，不会的，它总是有这么一群人在挣扎。我还是希望给观众留下希望的。”

影片的最后一个场景也徐辛导演印象深刻的镜头“王斌坐在幕布后面，当时应该是困了，休息也好，思考问题也好，在那很沮丧也好，但是他并不知道我拍他。最后那个镜头的他可能是最真实的，我认为那是最能打动人的。”

“实际上我拍纪录片的时间并不需要很长，主要的功夫是花在剪辑上。”谈及影片的后期剪辑徐辛说“我剪辑方式跟其他人可能有点不一样，我用比较笨的办法。很多人的剪辑方式可能是，我需要哪段，就把哪段拿过来，把然后把这些素材堆在一起。而我是一般把所有的素材放在时间线上，然后不要的把它剔除掉，用剔除法。”

《火把剧团》之后

“前面拍了好多片子就是包括《马皮》也好，包括《房山教堂》也好，他们有人觉得‘你拍的就是民俗嘛’，当然我不认为是民俗。所以我就想，我去拍一个不是民俗的吧。”在《火把剧团》完成之后，徐辛拍摄了《克拉玛依》结果在国内成为“禁片”。徐辛面对此事显得很平静“这事对我没有任何影响，我又不是拍电影的，电影局跟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堵塞它可能只能暂时地堵一堵，不可能永远堵住，肯定会有人能够看到。说句比较煽情的，我的纪录片我就希望是中国人看，我特别希望是中国人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