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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灯梦》/剧情片/91分钟/司马优/2010年

《红灯梦》是中国的第一部关于成人用品商店的喜剧片，故事讲述的是一位下岗的出租车司机，为了赚钱并证明自己不是一个生活的失败者，顶着各种压力及偏见，破釜沉舟，在一条传统的北京胡同里开起了一家成人保健商店。这家小店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他的生活，也改变了整个小区居民的生活。

                      《红灯梦》导演：司马优（Sam Voutas）
司马优在中国工作学习长达十年之久，1998年返回澳大利亚，在墨尔本的威多利亚艺术学院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1999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作品《撞击人》，一部只有5分钟的短片，获得了墨尔本艺术节二等奖和呜得福电影节的最佳电影奖。2002年，司马优亲自创作并导演了纪录片《最后的面包车》，2004年, 司马优把《撞击人》做成一部长片， 获得了意大利卓尼欧电影节的荣誉奖。在2006年，司马优又与安雪枫联手，共同完成了纪录片《上海新娘》，再次赢得好评。司马优在中国也经常演电影，包括陆川的《南京！南京！》以及《气喘吁吁》等。2008年，他的剧本《红灯梦》被澳大利亚全国电影电影行业奖提名为澳大利亚最佳剧本。 

                                《红灯梦》预告片

长川：当时怎么会想到拍这样的一部作品呢？

司马优：2007之后我在中国出演过一些比较严肃一点的电影。比如我和陆川导演合作，在《南京，南京》中饰演了一个角色。之后，我就一边拍戏，一边做研究，研究的话题也特别的严肃，那必然这些会对你的心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我就想我要拍一个根本不一样话题的电影，让我开心一点的故事。那最好玩的话题对我来说是什么呢？我注意到在我家的周围有越来越多的成人用品的小店，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很惊讶、很有意思的事情，那就用这个为元素写一个剧本吧！从2006开始就断断续续的写，在2008年就把这个剧本完全写好了，我跟我的制片人安雪枫就开始找一些投资。然后应该是2008年底十一月左右，就在澳大利亚一个比较大的电影活动被提名了。不是比赛，就是像奥斯卡，澳大利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奥斯卡被提名了。所以我开始觉得至少这个剧本别人觉得是好的，是可以的，我们必须去实践它。我平时也当演员出演一些电影，所以我不拍戏的时候，我必须找一些其他的事做，比如写剧本，拍东西。如果你是演员，你不演戏的话，你就在家里等别人给你的电话，也不知道下一部戏是什么，是什么时候，那这样的生活也太无聊了。

长川：找点事儿做。

司马优：对，找点事儿做，比较主动。

长川：这个片子是你第一次导演吗？

司马优：是这样子的。我是澳大利亚人，我在墨尔本的一所电影学院学过表演与电影。我当时上学期间在墨尔本拍过8毫米跟16毫米的小电影，是单片，参加了一些电影节，毕业之后我跟一些朋友也在一起拍过地下科幻片，当时我们没有一个专业摄影，没有一个专业录音师，如果一个演员不演这场戏的话，他就需要帮忙充当其他的职位，我们就是这么开始做的。这部科幻片参加过一些国外的电影节，科幻电影节，恐怖片电影节，然后终于在美国找到发行，在美国有DVD发行。所以在一个方面你可以说这是我拍的是第一个部电影，它的片名为《撞击人》。可是如果说有一个专业的团队来合作，有专业摄影师，有专业录音师，有专门的演员，《红灯梦》是第一个，在中间我也跟安雪枫拍过一些纪录片，在上海拍了一个叫《上海新娘》，也有一些其他的。

长川：那片子拍完以后你个人觉得和你之前构想有没有差别？与中国团队合作，沟通有没有什么障碍？

司马优：没有，因为我住在北京，我是一直跟中国团队合作，所以对我来说这个不是什么问题。我这部作品的制片是安雪枫，她平时是做纪录片的制片，我最近也参加好多独立片的团队，然后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关系联系到了摄影，演员等。我两年之前在《气喘嘘嘘》演了一个比较小的角色，所以《红灯梦》的好多工作人员，都是从《气喘嘘嘘》过来的。因为大家之前有过合作，而且感觉不错，彼此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大家对这部片子也很认可，充满激情，都想努力工作，拍出好电影。

长川：这个片子在拍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特别难忘的现场经历？

司马优：我们是2009年底，十月份就拍了，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工作日一共是27天，然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有一件事记得特别清楚，10月31号下雪了，可我们还缺了三四个外景的镜头，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因为这场突然的大雪，我们就必须把最后一天的戏推迟三个星期左右，对我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把所有的演员，所有的剧组的人重新联合起来拍最后一天的戏，三个星期以后大家的工作状态又需要重新调整，这是最困难的。

                                   电影剧照-1

长川：《红灯梦》开场不久有场地下PARTY的戏，是在D-22拍的吧？

司马优：对。

长川：因为我经常去那边玩。我知道那边的场地其实蛮限制的，走道这些都不大，光线也很暗。在D-22拍摄的时候，你是如何和摄影、灯光他们沟通的？

司马优：我就是提前给我们的摄影王一凡看，看他觉得能不能拍。他当时也是有点担心，因为D-22是没有什么窗户，可是他也自己觉得那个气氛不错，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朱红色的墙，和我们的主题很贴切，这很难得。而且在剧本里这场戏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气氛必须跟其他的戏的戏份不一样，比较像他是进入一个梦的感觉，所以我是这么跟他沟通，他说我们可以拍，可是我们需要比较多灯，我们就努力去按照完美的效果去实践。D-22有个特殊的地方就是它的空间是两层的，楼上还有一个通透的看台，我们有场戏是主角站在二楼看台看楼下那些参加派对的人，他身边没有人，我们就是想要有这种主角的孤立感。因为他确实不属于这个圈子而且一定要他站在高处看这些人。从主角的心理出发，他是觉得自己是清高的，比那些灯红酒绿的人要正统，但是他为了找到合作投资又不得不参与其中，这个渐进的过程很重要。

长川：灯光这一块，因为你说现场布置了很多灯光，那这方面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司马优：我很信任我的摄影师以及灯光师，在现场他们如果给了我一些专业意见，我就听他们的。偶尔我也会觉得部分灯光太亮，或者太暗，或者这个感觉太假了，有可能那个影子就太重了，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就告诉摄影王一凡我要的镜头感觉，他会按照我的意见再进行调整。我平时是跟我的副导一起每天晚上想一想明天要拍什么镜头，然后给摄影王一凡看，和他一起讨论现场操作的可行性，因为我们是独立片，我们的条件也很限制。我记得当时在处理霓虹灯方面王一凡也给过一个比较好的主意，我们那个party是性派对主题，所以现场需要一些性感一点的灯光。但是D-22是做摇滚演出的，所以霓虹灯光方面条件不好。王一凡就建议找一些比较小的蓝色、红色、黄色的比较小的墙灯，比较像霓虹灯，我们买了差不多一百个，这样就把霓虹灯的梦幻效果解决了。而且还可以解决现场主角的部分面光，也辅助了我后期调色，减少了我很多的工作量。

长川：后期是你一个人单独完成？

司马优：我是跟一个后期调色的专家一起做《红灯梦》后期的，我们在一起花了很长时间进行后期调色，我们把红色调的更亮一些，更重一些，黑色部分更黑一些。

长川：我们再来聊聊party那场戏，之后主角从一个黑暗的空间到了一个非常明亮的环境，就是那个日本老板的办公室。这个反差特别大，从黑暗进入光明，这是有特别的安排吗？主要是想要表达什么？

司马优：对，是有特殊安排的。如果主角进D-22是第一个梦，那么进那个日本老板的工作室是进第二个梦，所以我是故意的要找根本不一样的两个地方。他的那个工作室我们是在草场地找到的，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拍纪录片，他叫顾桃，是顾桃的家，我跟他是朋友，所以我去他的家拍了两天。我是觉得那个日本的老板他在这部片里特别喜欢画画，所以我就找了一个比较有空间感觉的那种地方。我们也做了一些特殊处理，如果日本老板办公室的颜色跟感觉是一样的话，这种做法是比较正常的。我们想给观众一种比较惊讶的一种感觉，让他们看到那出戏的时候会感觉到：唔，我们在哪里。比较像他再次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我做后期的时候我也是把工作室的墙白色部分调的更亮，更白。

长川：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他慢慢进入到一个梦的过程。

司马优：对，是要进入到一个梦的过程，更深，然后他就出来了。

                                       拍摄现场-1
长川：这个片子大部分场景是在胡同、性用品店这样狭小的地方拍 ，从拍摄空间来说，限制性很大，你们是如何克服这种困难的？

司马优：你说的对，主角是一位老北京，在他平时的生活中，所有的地方都是比较小的。如果说遇到的一些问题的话，当然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按照现实大部分的成人用品的店都是特别小的，真的特小，有的只有5㎡左右，那我们就没法拍。所以我们是花了好多时间在胡同里看那些空的店面，然后王一凡也是很着急，因为他自己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这样他比较好开展工作，最后我们终于在东四十条找到了一个。因为室内的戏我们必须放好多灯，把好多灯放在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房间里，拍完一个镜头之后，一个反的一个镜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灯从房间的左边都放在右边，这个是很头疼，如果房间比较大，那就比较容易。

长川：机位呢？灯光的调度比较麻烦，在机位的选择上也遇到很多麻烦吧？

司马优：我们平时必须按照房间拍东西，有可能我们自己提前就会画好很多机位图，就是我自己安排拍的一些镜头，可是我就发现现实跟我想的东西基本上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当下改变我们自己的安排。一个大问题就是那些窗户，我记得《红灯梦》的那个店，它的窗户比较大，如果你需要拍一场戏，你需要外边窗户的光亮要不改变的感觉，偶尔一场戏我们是花一天在拍，就是从早上开始然后下午结束，光线肯定会有改变。

长川：一天都在店里拍同一场戏，从窗户进来的光线一天之内肯定有变化，可是现场又不能有光的转变，这个你们当时是如何解决的呢？

司马优：平时我们偶尔一场戏拍完，发现还需要补拍两、三个之前的镜头，现在外边天已经黑了，窗户外边根本没有光线进来。那王一凡就想出这样的办法，就是我们把用在里边的一些灯放在窗户外边，看能不能利用灯光制造出一个白天，其实这样做效果不错。但是，现场又遇到挡光板不够，这样其他地方的光线就受到了影响，所以我就必须改变我自己的安排，把一个比较宽的一个镜头变成一个比较紧的一个镜头，如果是宽的话，出入明显，太假了。

长川：所以现场的突发状况也很多。

司马优：对，我们当时也有一个灯光师，他经常和王一凡合作，他在这方面也给了我很多的建议和帮助。我自己是感觉导演你没有办法做所有的事情，你必须信任你的团队，你必须跟他们合作，如果灯光师就觉得我应该是把灯放在这，一个放在这里，那我就应该听他的，因为我必须看剧本，看演员演的怎么样，看这个镜头能不能剪在一起，也没有心思管的太细。沟通是很重要的，我非常愿意听所有人的建议，不光是摄影或者灯光师的，如果录音师有一个关于摄影的建议我觉得有理，我也听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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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川：这次《红灯梦》是用RED ONE拍的吧？

司马优：对，是RED ONE。

长川：当时怎么会选择用RED ONE来拍？

司马优：因为以前在澳大利亚拍了一些地下片，我就发现对大部分的观众来说你用什么机器拍的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们可能对一种感觉比较熟悉，对一个真正电影的感觉比较熟悉，如果我是用DV拍的话，从第一场戏，他们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真正的电影，我是要观众认为这个就是跟其他的大电影没有什么区别，我自己也是想如果我们能找到电影发行的话，最少要用一个好机器，如果放在一个大屏幕的话，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效果。我们的片子已经参加了国外的十多个电影节，看到自己的作品出现在大屏幕上，效果很好，我就觉得我选的对，如果我可以重新拍的话，我还是会用RED ONE拍。

长川：除了画面上会符合工业标准之外，硬件那一块，有没有其他的方面是特别吸引你的？

司马优：2009年底，5D跟7D刚出来了，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它能不能拍电影，现在好多人用这个就拍了。

长川：我今天去采访《四十八小时》的参赛剧组，大部分的团队都是用5D2来拍。

司马优：对，现在太多人用了。我记得当时我有和王一凡建议过说我们要不要用5D2来拍？他不想拍一个5D2 的长片，他说如果是短片可以，可是我们要拍一个真正的长片电影。ARRI最近发布了一款新的机器ALEXA（艾丽莎），但是当时市面上还没有货，所以说实话我们没有什么大选择，如果RED ONE不在的话，我有可能就没法拍，也许就必须等到明年。

长川：摄影师用了这款机器，有没有和你分享过他的使用感受？

司马优：王一凡他原来用过RED ONE拍过广告，也拍了一些宣传片。所以他对这个机器很熟悉。我记得RED ONE有一个缺点就是它很重，特别重，然后我们的片子里也有好多手持拍摄的镜头，对王一凡来说这个不容易，因为它很重，如果说我是拍二十条，就特别很累，特别耗体力。RED ONE也需要好多灯，如果你是要拍一个美丽的镜头，要好多灯，所以它也会改变你拍戏的速度，因为你必须提前花好几个小时把所有的灯都装好。因为我以前都是拍一些特别小成本的DV电影，我当时对这块就不太熟悉，必须去适应这种新的速度，我不太耐心，所以我需要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长川：那你后期的话，是用什么来做的？

司马优：我是用我自己的一个笔记本，一个苹果的笔记本，用Final Cut。我们拍的是4k的，然后先把它们压成1k的，或者更小，然后最后转成2k，我们现在的版本是2k的，如果有一个大公司要把它变成4k的，我们还可以做。我们调色是用Colour这款软件，其他的都用Final Cut，都是在一个小的笔记本上完成。我在用RED ONE之前好多人警告我说，如果你是用RED ONE拍的，你做后期的时候肯定会很头疼，可是我发现没有什么大问题。

长川：本来他们给你哪方面的警告？

司马优：他们给的警告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是实际上我也遇到了一些我不会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我们有互联网，我基本上每天就上互联网查一下，看其他的人他们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我可以从他们的事例中找到解决的方法。如果没有互联网的话，这部片子在剪辑上就没有戏了。因为我自己也好长时间都没有剪片子了，经常在操作上出现错误，花了很长时间做后期。

长川：你后期大概做了多长时间？

司马优：差不多半年都在家做的。

长川：除了你刚才说的一个剪辑方面的顾问给你共处过一段时间去共同探讨怎么去做，大部分时间是你一个人在家里做吗？

司马优：对，不过有时也请了一些朋友们过来，看一看，让他们给一些参考的意见。我会写好多问题，你觉得这场戏会不会有点太长，哪场戏有点太短，参照他们的综合意见来剪。因为如果你是自己写这个剧本，自己拍这部电影，自己剪片子，你肯定对你的电影太过于了解，你就不知道哪是好的，哪是不好的，你离这部电影太近了，你必须找一些从外边过来的人，进来看一看。所以我平时老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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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川：片子在国外的数十个电影节做了展映，国内的话，也在愚公移山、UCCA等这些地方做过放映。你在推广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计划？

司马优：因为国内也有一些独立电影节，所以我也必须开始主动的去找他们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在那边放片子，因为这部片子的演员都是中国的，语言也是中文，如果在中国没法看的话，我觉得有点可惜。最近我们在武汉会有场放映，他们在那边有一个博物馆，跟性有关系的一个博物馆，我们现在就谈一谈，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去那边放一放我们的片子。因为他们的博物馆有展示一些古代的性玩具，虽然那个场地不能有电影院那样的感觉，可是在你的周围会有很多性玩具，很有意思。环境很有意思。然后我们也会去和其他的酒吧谈谈，看是不是有什么机会放这个片子。

长川：目前放映完，收到过观众的哪些意见？

司马优：大部分人都觉得比较好玩，片子很好笑。对于这些反馈，我自己比较高兴，如果你是拍一个喜剧，然后没有人笑，那你就失败了。我写这部电影的目标就是这样的，每天我工作之后我回家了，我很累，我想看电影，我想看什么样的电影呢，跟《红灯梦》一样的这样子的电影，让我放松一点，看完之后就可以睡觉，这种电影，是娱乐片。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这部作品。

长川：就中国这一块，特别是年轻观众他们习惯在互联网上看东西，包括在线看、下载。中国的下载是免费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进行资金的回收，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作品，那网络当然是最快速和便捷的平台。

司马优：对，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独立电影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这么一个爱好转变成一个可以有收入的工作。尽管有些作品你是用最小成本的DV去拍，你肯定还是会有一些成本，有可能这个成本才一千块钱，可是你怎么把一千块钱收回来呢，那就必须有一个计划。如果我下次拍另外一部电影的话，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想一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我今年也去了柏林电影节，我自己虽然没有作品在那边展映，可是他们有一个培训班的一个活动，我就去参加了。在现场我也看了好多导演在那边演讲，他们也有我们的那种问题，就是怎么把独立电影变成专业的一个工作，因为如果你是画画，你必须把你的画卖下去，如果不卖的话，那是仅仅是爱好。

长川：对，爱好有时是仅凭一股热情去做，但是有些爱好就不那么容易完成，像拍电影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资金才能去完成，但是你资金没办法回收的话，你的爱好可能没有办法延续下去，因为在一直赔钱。

司马优：所以拍独立电影是特别贵的一种爱好，如果你是用RED ONE拍的话，是一个更贵的爱好。《红灯梦》比较像一个试验，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回收成本或者赚钱的事情，我自己也很好奇。作品之后会在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的艺术院线上映，我们就等着看票房会怎么样。

长川：个人接下来有什么计划？

司马优：我现在在筹划一个新的剧本，然后也在演一些戏，我最近就帮朋友在《四十八小时电影项目》的比赛作品中演了一个角色，都是短期的这种比较自由的事情，其他时间都在写剧本。也希望有机会和更多中国专业的团队合作。

                              《红灯梦》在愚公移山的首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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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摄现场-4

                             拍摄现场-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