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汐溟

在商事合同实践中，当事人为诉讼便利，常通过协议方式约定管辖法院。然而，此种约定并非毫无限制，其有效性取决于所选择的法院是否与争议存在《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实际联系”。本案中，甲、乙两公司的住所地及合同履行地均在北京市朝阳区，双方却于合同中约定“由合同签订地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该约定所指向的“签订地”海淀区，系当事人虚构而成，与本案争议并无任何实质关联。因此，该管辖条款是否有效，成为本案程序上的先决问题。

案情

甲注册地和实际办公地是北京市朝阳区，乙实际办公地是北京市朝阳区，双方签订影片联合投资合同，约定如有争议，由合同签订地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合同约定的双方住所地均为北京市朝阳区。合同的协商过程及履行均在甲、乙公司完成。合同通过邮寄方式签署，乙先盖章，邮寄给甲，甲盖章后邮寄给乙。

问题

合同对管辖法院的约定是否有效？

评析

本文认为，约定的合同签署地与实际签署地不一致，海淀区与争议无实际联系，合同约定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条款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3修正）》第三十五条，合同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如合同签订地、履行地、当事人住所地等）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因此，合同约定的管辖法院应该是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若无实际联系，则约定无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三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双方通过邮寄方式签订合同，甲最后盖章，故甲住所地即北京市朝阳区应为合同实际签署地。本案中，双方约定签署地为北京市海淀区。约定的签署地与实际签署地不一致，系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情形。

《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要求约定的管辖地点必须与争议有“实际联系”，即应与合同标的、当事人权利义务有实质关联。在（2018）最高法民辖终117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若约定的管辖地点与争议无实际联系（如双方均不在该地点，也无履行行为），管辖约定无效，应按法定管辖确定法院。本案中，双方住所地均在朝阳区，合同在朝阳区签署，合同的协商及履行地均在朝阳区，海淀区与合同无任何实质关联，则海淀区不属于“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管辖约定无效。

从法律规定的“实际联系”原则及司法实践的裁判尺度来看，案涉影片联合投资合同中关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管辖的约定，因海淀区与合同签订、履行及当事人住所地均无实质关联，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适用条件，应认定为无效。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也为影视行业合同起草提供了重要启示：约定管辖法院时，需确保所选地点与争议存在真实、具体的关联，避免因形式化约定导致管辖条款无效，影响后续争议的高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