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路过｜受访者：梁君健、刘张铂泷｜编辑：张汩

4月26日，第十四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落下帷幕，留下了很多让人难忘的瞬间，是经典影片在大银幕放映的时刻，是在大师班库斯图里卡谈笑风声之间，还是创投会现场，一个又一个电影的种子悄然发芽生长。

这其中，一部名为《风起前的蒲公英》的北京题材纪录电影，在“真实至上单元”经受住了影迷们的检验，其所呈现出深刻的社会议题，令观众对片中的“蒲公英”们久久不能忘怀。北影节推介语称本片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这是本片继去年入围FIRST青年电影展纪录片单元，并获得观众选择荣誉之后，又一次在大银幕与观众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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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个孩童进入青春阶段时，都会努力寻找未来的方向，有期许，有无奈，有困惑，有执着。有人生在罗马，有人奋尽一生走向罗马。对《风起前的蒲公英》里这些经历更多曲折与动荡生活状态的孩子来说，要付出与承担更多的波折，可他们永远充满希望，音乐与歌声对他们而言是一丝救赎，是一种信仰，更是一份情感寄托。在梁君健导演与其创作团队的记录中，见证了每朵“蒲公英”绽放前的独特状态。

凹凸镜DOC专访了《风起前的蒲公英》的导演梁君健老师及联合导演刘张铂泷，以下为采访正文：

本片将在北影节后开启点映，预计今年暑期在全国院线上映。现已启动点映意向收集，扫描下方二维码添加工作人员，备注：“蒲公英点映”，期待您的参与。

影片简介：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门为进城务工者的子女创办的中学。袁老师已经在这所学校的合唱团工作了八年。每年新生入学的时候，她都要选一批热爱音乐、基础条件好的初一学生加入合唱团。随着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建设，这座最初建立在废弃车间里的初中将搬到新建的现代校舍。在老校区的最后一年里，合唱团迎来了新一批孩子，而升入初二的团员们则需要和家人面对未来的选择。对于合唱团的孩子们来说，初中生涯终将会被升学的压力和离别的无奈所中止。在这段与音乐为伴的人生旅程中，他们一直品尝着属于青春岁月的苦乐悲喜，将它们深埋心底，转化为成长的养分。

导演：梁君健

主要从事影视传播、影视艺术、影视人类学等方向的研究。代表作品：《2008纪》《一张宣纸》《喜马拉雅天梯》《大学》，在国内外多个电影节入围/获奖。 

联合导演：刘张铂泷

参与拍摄《大河唱》、《我在故宫六百年》、《大学》等纪录片和纪录电影；作品曾在泰康空间、中间美术馆、何香凝美术馆、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等机构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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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观察，后选择”

凹凸镜DOC：可否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的创作缘起。

梁君健：2017年的春天，大致是4月份，我的一位师兄向我介绍了这所蒲公英中学，这是一所本身就很特殊的学校，因为在北京等一线城市，极少会有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孩子们提供中学教育的学校。学校本身之前是村办企业的一间厂房，已经存在有一段时间了。真实赴地后，会发现这所学校与我们在诸多的社会新闻报道中，对那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们的校园环境有着很大区别。

有一个很鲜活的事例是，当我们第一次进入这所学校时，看到墙上有丰富生动的涂鸦，乒乓球台上晒着白萝卜干，孩子们有很活泼的动感，足以给人很大的振奋感。当然，刚好处在一个较大的时代背景，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变化与更新本身会对每一个个体带来的影响。由于大兴机场的建设，蒲公英学校要搬一个新校区，这使得我们最终决定以此为题材开始拍摄。

凹凸镜DOC：如何确定了合唱团成员为重点拍摄对象？

梁君健：这是一个观察-选择-观察-选择的过程。我们的拍摄团队刚进入学校中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会通过参与拍摄一些他们的集体活动来慢慢观察。虽然听闻过中学的合唱团曾取得了一些成绩，是一个知名度较高、存在较久的社团，但也是在一段基础观察后才以合唱团群体作为片子的主要拍摄对象，并开始继续认识和了解合唱团中的每个成员。

刘张铂泷：持续两年的拍摄过程中，我们着重跟拍了七八位孩子，但最终在剪辑时选取了现在的四位。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独特的特征，比如两个男孩子里，权煜飞是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还有着超越他那个年龄孩子的智慧，加入合唱团是想要寻找一种认同和归属感；张展豪是一个长得帅气、会弹吉他，很有号召力的男孩儿；女生王路遥一开始并不是我们重点观察的对象，但在拍摄一年后发现她从一个不太起眼躲在角落的小女孩儿，变成了一个积极展现自己、富有表达欲的女生，这种成长中的转变就很值得关注；还有冯小云这个女孩子，她确实有着极强的音乐天赋，让人一下子就会被她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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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距离是一种创作方式

凹凸镜DOC：您如何看待与被拍摄者的相处关系？

梁君健：一方面，作为导演的心理期待肯定是希望我们能离拍摄对象更近一点。但实际上，由于我们的年龄、身份、生长背景等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是很难做到完全走进这些被拍摄对象们的内心的，我们只能做到有限地接近，在尽可能的条件下把握好距离的尺度，不要过远、也无法太近。另一方面，与被拍摄的人物保持一定距离其实是有必要的，这是一种创作方式和创作观念上的选择。

我们作为摄影机背后的个人，都会有个人视阈的局限，但也正是这种局限性与个体性构成了创作的独特。虽然我们逐渐成为了孩子们熟悉的人，但在拍摄时，大方向上并不会干涉他们的行为与表现，我们尽量避免主动与他们产生互动。对于一些孩子们面对镜头时，与摄影师有眼神或语言交流的言行举止，经过后期与剪辑师的沟通考量，最终选择了保留。也许在观看时，会对人物的刺痛感到些许不适，可这正是人物自身成长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人物呈现。

凹凸镜DOC：能否分享一下在创作这部作品的过程中，收获到与之前创作的不同体验？

刘张铂泷：这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参与一个拍摄时间这么久的项目，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因为持续周期足够久，所以开始一个月的时间都是在进入状态的过程中，也有比较大的自主空间，可以慢慢地走进这些孩子们的生活里，与他们建立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他们也会对你正在做的事情产生兴趣，会好奇举着摄影机的你到底拍了什么，之后慢慢接受以及习惯摄影机的存在，这种互动是长期的结果。

梁君健：《风起前的蒲公英》与之前做过的一些作品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部片子的拍摄地点和创作过程会让人产生一些撕裂感，这与去一个陌生的外地集中完成一部作品的创作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从17年开始，虽然拍摄地点的范围在生活的城市，但地理上又有较远的距离，它既在北京却又相隔不近的路程。自己平时既生活在常规的状态下，同时也要奔赴到城市的另一端进行拍摄，这种创作会与平时的生活缠绕在一起，让人重新审视生活。持续地与这些孩子见面后，会发现不是孩子需要大人，而是大人需要孩子，你会不断从他们身上感受到新的变化和向前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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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议题引发的个人思考

凹凸镜DOC：涉及到一个大时代中的人口移动、流动性、甚至国民教育等问题，您们在创作本片时，个人会从哪种视角来看待的？

梁君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大的话题肯定是我们每个人都身处其中而无法避免的，但是从这个片子的拍摄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把它和深度的新闻调查报道，把它和社会学的研究给区隔开来，所以说最后我们还是选择通过有限的视角，通过孩子们的视角来去看他们生活的改变，看他们成长中所遇到的或大或小的挑战。那这是我们记录的一个初衷，我们也希望不同的人有自己的经验，能够从这样的一些真实情境中去生发自己对于比较大的问题的一些思考。

凹凸镜DOC：抛开学者身份，请问梁导作为一个记录者，比如关于孩子的成长，您是否会在拍摄过程中联想到自己的孩子与教育模式？

梁君健：我觉得确实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但其实让我联想到的主要还不是自己的孩子，而是我自己，就是，我应该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世界，我应该怎么样去理解不同的人和不同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孩子们，我们拍摄的时候，一直被他们的那种生命力，他们对于世界的看法和观点，他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切身的感触，所触动和惊讶，我们其实在拍的过程中也一直在反思自己，而不只是去记录，去体会学习他们去看待这个世界和对待自己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