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监制是电影的养父母 | 画外hoWide

2月27日 20:03

作者:张荣棣 编辑:刀疤胡、周祚 本文系“画外hoWide”原创,如有需要请联系画外hoWide


监制到底是个什么职位? 


提起监制,每个对电影行业有点了解的人都会有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又很难三言两语总结明白。


陈国富也是一样,即使他已经在这个职位上干了快二十年。 “在台湾,监制其实也不是一个非常清晰明确的职务。我是影迷出身,年轻时,因为和杨德昌、侯孝贤那一批导演聊得来,他们在拍片过程中,有时会征求我的看法。后来在哥伦比亚公司工作时,经常也会被一些导演要求从顾问的角度来提意见。于是慢慢的就被挂上了监制的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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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台湾,内地关于“监制”的定义则更加模糊。2003年港台电影人北上之后,大陆电影行业才开始出现这个职位和称呼,要比香港、台湾还得再晚上十余年。 


“我刚跟内地的影人接触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制片类工作,当时是制片主任,料理导演身边各种繁杂事物。因为我经常扮演投资人和导演之间维护沟通的角色,以及需要处在一个更加客观理性的角度上,为电影想办法,跟制片主任的工作非常不同,所以大家就把我的工作定义成监制。”当我们说到现在年轻的制片人都以他的监制工作为榜样,业内也公认大陆的监制制度是从他才开始建立的,陈国富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变成这样的。”


一、监制应是电影工业化标准的践行者


采访期间,年近60的陈国富穿着一条修身的牛仔裤,除了花白的头发和略显沧桑的脸,他的身材保持的很好,看起来和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不相上下。


在生活上,他以开放态度接纳新鲜事物,而在他的电影生涯中,也一直在探索新的领域。从台湾新电影运动,到初尝商业电影《双瞳》,再到之后的监制工作,陈国富永远在尝试新的位置,并且很少失手。


对此,与他一起共事过的人告诉我们,陈国富其实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践行着电影工业化之路。“工业化不是一套生产流程,而是对准确的表达,对成品高标准的不懈追求,大小环节都不应放过。任何电影产品,从大体量商业片到小众文艺片,都应该追求工业化。


正是对完成品质与执行标准的追求,使得他担任起真正的“监制”工作。不论是解放导演使之专注电影创作,还是提携培养新导演,陈国富对产业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了多出几部好电影的意义,他在监制工作中身体力行推动着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进程。


二、大陆电影行业缺乏好监制的深层因素


远观好莱坞,有不少优秀导演在做监制,像我们熟悉的斯皮尔伯格、梅尔吉布森等,都有相当产量的监制作品。而在国内,虽然打上监制标签的作品越来越多,但总的说,能从事监制工作的人很少,优秀的监制更少。


对此,陈国富以他的理解,从三个角度给出了解释 —— 行业中层人员结构不扎实导致的巨大工作量,在情感的回报上与工作量不成正比,以及对权利的追逐,让“监制”变得“吃力不讨好”。


他接着跟我们解释道,这是中国电影行业工业化程度低,分工不清晰的必然结果。


原因一:能做好导演已经很不容易,没办法同时再做好监制


因为中国电影工业水平的不成熟,以及更多时候是中层和基层从业者的不够专业,让导演需要投入过多的心血在每一件事务上亲力亲为。因此,在大多数电影中,导演都需要身兼数职,以至于自顾不暇。


 “在内地拍戏,导演要扮演一个万能角色,一丁一卯都要去管,就像你装修房子,细到每一个螺丝钉都得盯着,太牵扯精力。而那些工业比较成熟的地方,导演是可以当专业导演的,专业美术、服化道、摄影、灯光完全可以做好自己的事。”


陈国富告诉我们,这种方式会消耗导演巨大的精力,无法同时去兼顾另一部影片。并且在大陆做监制并不是外界看来的,仅仅提提意见就可以完成的轻松活儿。“这个工作很痛苦,你必须要投入情感和精力,把电影当成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才能做好你的工作。但是当你把它当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其实他另有亲身父母,也就是说,监制更像是一部电影的养父母。”


而在好莱坞,有很多的一线导演,他们能在拍片的同时也在当监制,“因为他们有很好的支撑体系,中层架构比较扎实,所以监制过程中他只需要动脑子就好了,不用管那么多的事无巨细的东西,顶多算是个老师或者咨询的角色。”


 原因二:分工不明确,监制工作很难获得相应的理解


巨大的精力消耗换来的却是不对等的荣誉。


对于导演而言,拍一部电影是完完全全自己的作品,而监制的身份则显得有些暧昧,因为只是“养父母”,旁人根本无法判断监制对一部作品的贡献到底有多少。


尽管监制有时能够占到电影片头一个单独的名片页,但在国内,片头名片页的含金量却不见得有多高。


“过去的片场制度遗留下来的一些不正规的东西,让很多没有真正参与过电影制作的人在片头挂了名。”陈国富毫不讳言,并且因为中国普世价值观里对人情权利的重视,这些名单不但很难移除,还在继续往里面新增。


片头多加几个人虽然没有成本,但在这背后隐藏的各种差别对待,造成的结果就是“没有足够给那些干活的人荣誉感”。 


“我并不是那么吝啬让大家高高兴兴的,”陈国富坦言对于这种现象已经看开了也表示理解,他告诉我们,即使在好莱坞,片头页的各种“制片人”也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权利分配的游戏,中国更是有着自己独特的商业逻辑。 


但是他还是有些忧虑,“那些干活的人跟没干活的人一起挂在片头,干活的人就会觉得这种方式没有办法让自己引以为荣。”


对于从业者,尤其是文创行业的从业者,一个职位的认同感与荣誉感是维系工作热情的关键。 


陈国富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刚入行的他虽然没有接受过电影科班教育,“还是一个毛头小子”,但杨德昌十分信赖他的建议,在片场频繁询问他的意见,全剧组都给了他足够的尊重,才使得他有信心,也更愿意去从事顾问或者监制工作。 


原因三:主流价值观中对权利集中的追求,扰乱了行业分工


做一个监制的荣誉感,不仅会被虚虚实实的片头页带来伤害,陈国富告诉我们,更深层的原因还有来自于国内主流价值观中对权利集中的追求。


“大家会算哪一些位置是利益最大化,而监制工作的所得可能不够让大家愿意放弃导演的角色。”陈国富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我以前常会被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为什么愿意当监制而不做导演?这很奇怪,监制这个角色很痛苦吗?还有很多时候是我组局的项目,我去找导演,他们就更不懂了,他们觉得你怎么不把自己的导演身份先挂上去,然后怎么拍再说,我不太懂这个逻辑。”


这就是陈国富困惑的,在国内电影行业以导演为绝对中心的现状下,从业者总是希望站到更有利的位置上,这对个人的利益追求来说无可厚非,但是对于行业来说却扰乱了分工。


不过这个现象随着产业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着改变,陈国富告诉我们,现在工夫影业的不少导演编剧们也开始愿意出来做监制工作。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扩散的效应,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这个岗位被尊重,也能做出一些成就,回报也OK。就是刚开始要往蛮荒去的时候大家都不情愿,想待在舒适圈里头,但是从外面回来的人说能淘到金,大家就整装待发也愿意去了。”


“当然也不是说让每个导演都去当监制,比如冯小刚做过监制就不太喜欢,更愿意自己去做导演一部一部的拍电影。”在乐观的同时,陈国富也提醒我们,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尊重个体的选择。


三、混乱是工业化初期的正常现象


前不久,陈国富与陈坤、周迅合办了山下学堂,以工作室的形式指导表演,培养新人演员。这看起来与他的工作联系不大,但又非常“陈国富”。


不仅仅是表演工作室,陈国富还支持了很多在电影工业链条上细分领域的公司,无论是以参与投资或者予以关照的方式。这是他一直以来所坚持的,以可行的方式,支持和培养专业人才,而专业人才的成长,也正是一个行业工业化发展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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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活化石”一样的陈国富经历了台湾电影产业的起起落落,而现在的他,也正身处于内地电影高歌猛进的时代。

就像他在访谈中从头至尾都会表达着同一个态度: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电影行业,他一直保持乐观。


 “你从反方向去想,这种不规范和不正常,它可能更会促使某些创造力的迸发,对吧?”


他告诉我们,行业发展阶段会出现各类问题,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不成熟和非常规现象,给了从业者更多的机会去探索。


而在这个过程中,不仅仅是监制这份工作,整个电影行业上的每一项分工每一类人才,都有可能发展的过于集中或者过于稀缺。随着市场的不断成熟,自然会得到调节。许许多多像陈国富这样的业内顶尖人才,正在努力加速这个发展。


 “这是只一个过程,台湾经历过,香港经历过,都经历过。”


另:我们请陈国富给年轻的制片人推荐一本书,他推荐的书是《乱世佳人》的制片人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备忘录合集《Memo from David O. Selznick》,从中你可以窥探到好莱坞早年间资深制片人的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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