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创作逻辑自然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格

文/庞宏波

写实和写意的结合。

这是关于《1921》最为关键的一个标签。写实的部分在于电影所聚焦的建党故事是广为人知的“大事件”，真实呈现历史是观众的刚需。电影从立项开始就对历史进行了大量的考究，在重现1921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事件上加入了国际视角，对于历史人物的挖掘也有很大的突破。

而写意的部分在于电影并不局限于“重现”历史，而在于“呈现”历史，时代语境的不同让电影将聚焦点放在了100年前特定历史事件传递至今的“火种”延续上。回到当时的时代语境下，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一大代表”聚集在一起，思考如何改变中国，这本身是一种超越生命本体的理想主义，想要让100年后的年轻人感受到当时的信仰力量，就需要“写意”的部分。

对于即将上映的《1921》来说，最为关键的产业意义在于“大背景、大事件、大人物”的主旋律大片，如何和当下观众建立起新的时代共鸣。

2019年，《我和我的祖国》以一种全新的创作视角重新激活了主旋律影片，但这种“大时代与小人物的历史碰撞”不可能成为所有献礼片创作的标准模版。

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主旋律影片，《1921》显然承担着很重的产业意义。这对于接下来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作品来说，显然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1

—历 史—

历史呈现方式的不同。

对于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电影来说，对于史实的考究是其“底线”。此前《1921》的研讨会上，制片人任宁就表示电影对于历史资料进行了大量的挖掘。虽然电影2020年7月开机，但实际上《1921》整个项目在2016年就开始启动。前期耗费了将近四年的时间，其中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对历史的研究上。

策划编剧团队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馆挖掘新的史料，据黄建新导演介绍，在日本警视厅的档案馆策划编剧团队查到了一份破获电报中，清晰显示当时日方已经获知中国共产党要开大会，且日本当时有“赤色分子”也前往上海。于是，这条新的历史线索，成为了电影里重要的一条故事线。

此外，对于原型人物同样如此。在片中饰演李达的黄轩表示，在接到这个角色同时，剧组会给每一位演员一份关于所演角色的”大礼包”，里面包含了许多与历史人物相关的书籍以及传记，从而帮助演员对角色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但是对于历史的呈现，实际上同类题材的电影是经历了几番变化的。早期的献礼片，更多是一种“纪实性”创作，力求最大程度上还原历史。而到了2009年，以《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则开始尝试运用商业类型片的手法来呈现历史，这就形成了如今主力观众对于此类影片最初的市场印象。在这个阶段，该类影片以“大明星、大场面”为主要特点。

而在2019年，主旋律影片迎来了一个创作上的拐点。尽管依然呈现的是特定的历史大事件，但是平民视角成为了主要选择。这种平民视角也让献礼片迅速获得了市场年轻观众的认可。但平民视角并不是一种长久的方式，对于主旋律影片来说，“大事件、大人物”依然是其核心任务。

和此前重大历史题材的主旋律影片“纪实性”的创作方式所不同，《1921》给出的思考方向在于写实和写意的结合，原因在于历史本身就具有“写意”的一面。

电影里，李达数次都碰到一个小女孩，实际上这个小女孩本身就是“理想和希望”。此前，黄建新导演表示，最初的共产党人有超越生命的信仰。一群未满30岁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忧国忧民，对于现实的不满，让他们最终将理想付诸实施，去拯救这个国家，这个是超越了生命自身的理想主义色彩。

但如何拍摄出“理想主义色彩”以及如何与当下观众产生共情，则是电影的一个重点，其实也是同类影片在创作上的一个难点。“100年来，你看到的所有客观变化都是这样一群人精神里程和心灵里程的实践性体现，这就是电影想表达的内容。”

2

—人 物—

烟火气和少年感。

相比“大时代和小人物的历史性碰撞”，如何运用新时代的电影语言去重新塑造先辈，注定是一个难题。

从早期的“特型演员”到后来的“建字三部曲”，关于演员，一直以来都是这类影片的争议点。1995年唐国强被《长征》选中饰演毛泽东，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但当时被视为“奶油小生”的他，成为了绝大多数观众对于毛主席的银屏经典记忆。

而到了《建国大业》为首的“三部曲”时代，由于启用了大量明星演员参演，同样争议满满。例如2011年，《建党伟业》中“南陈北李”分别由冯远征和张嘉译两位演员饰演，但在开拍前，冯远征不仅因为“形不像”引发争议，还有投资方质疑“冯远征演陈独秀？《不要和陌生人说话》里的安嘉和？”

最终冯远征凭借“本身具备的儒雅”，塑造出了一个“神似”的陈独秀。黄建新导演对冯远征说：“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有特点的陈独秀。”此后，“神似”成为了饰演历史人物的核心原则之一。

十年过去，与《建党伟业》不同，在《1921》里，黄建新对于角色有了自己新的理解。“这十年我自己有变化，越来越关注心灵，（先辈的）心灵原动力是来自于哪里？会越来越关注生动的七情六欲下，角色和理想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次有特别多生活细节的出现。”

最终，黄建新导演对于《1921》里的人物，浓缩成了两个关键词：烟火气和少年感。

在《1921》里，电影花费了很大的笔墨去展现了李达和王会悟的生活细节。这在此前的主旋律作品中是鲜见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黄轩饰演的李达有忧伤、无奈的一面，也有青年热血的一面，这让其整个形象更加饱满，也从李达这个人物，带出当时共产党成立的坚韧和不易。

印象比较深的两个细节，很有代表性。一处是，李达冒着很大的危险去到被查封的印刷厂，坚持要将“百姓”两个字改成“人民”，李达对于革命理想的执着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另一处是和王会悟在天台上聊天，当谈及“中国当时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时的落泪，也让人感到中国共产党最终成立有很强的必然性。

饰演李达的黄轩表示，导演在和演员开会的时候，都希望演员不要先把革命先辈过度神化，而是要理解历史伟人身上崇高信仰之下普通人的一面，有彷徨犹豫的艰难探索，最终选择的信仰才愈发坚如磐石，有不舍小家的世俗情感，才更显牺牲一切的精神之伟大。

历史上，见证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是非常有血性、有冲动的年轻人。而如今再去呈现历史，实际上呈现的不能是100年后的一个“结果”，而是100年前的一个“过程”。这需要演员更充分理解当时的人物，也只有演员演出政治家28岁时的状态，才更接近于真实的历史，也更容易让年轻观众产生共情。

3

—角 度—

新鲜感。

在《1921》里，电影增加了国际化的视角来呈现历史。这是基于编剧团队前期在世界各地挖掘出的新史料，一方面在于，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暗示了中国共产党未来要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另一方面在于，“一大”召开时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企图破坏，这是当时一大召开绕不开的国际背景。

所以，电影在创作上也增加了很多谍战元素，这不仅仅增添了主旋律影片的可看性，实际上也是通过一个格局更大的角度来呈现当时的历史现实。

关于国际化的视角，黄建新导演表示“以前在建党的作品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只是一个情节需要的点，甚至都不能算是人物。因为之前的作品没有去呈现他们的内心活动，只有我们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出现。所以这不是一个角色，也不是人物，因为没有太多的个性，只是语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要求和祝贺。”

而在《1921》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都成为了真实的“人物”。他们排除万难来到中国，实际上一直被追踪，有着自身的危险。所以电影运用了谍战片的拍摄手法，包括几场飙车戏份都拍摄的非常有代入感。

如今，观众对于商业类型片包装主旋律早就已经“免疫”，想要和年轻观众产生更强烈的共情就需要电影提供源源不断的新鲜感，这某种程度上也在倒逼着主旋律电影寻求自我创新。尤其是对于2021年来说，特殊献礼年份下“大背景、大事件、大人物”的主旋律作品必然会成为重点。这种主旋律作品，显然和这两年所盛行的“大时代下的小人物”在创作上有着极大的不同。

无论是国际化视角，对历史题材“写实”和“写意”的创新之处，还是通过史料挖掘展现革命领袖更生活化的一面，通过对于心灵的关注来映衬革命原始动力，都为同类影片提供了参考价值。

同时，《1921》作为此次上影节的开幕影片，已经能够凸显出这部影片目前所获得的认可。作为建党100周年的重要作品，以更考究的史料为依据展现党的革命历程，影片有超越电影本体的价值。

和年轻观众建立联结，实现共情是所有主旋律作品努力的方向，但不同视角的主旋律作品显然需要不同的创作方法。《1921》的产业价值，就在于年轻观众对于主旋律电影最初印象的《建党伟业》过去10年后，这一题材的作品，究竟会通过什么样的方法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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