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双方于协议中所作的“生效的前提条件”的约定，并不能按其文义来解释。笔者认为，协议中虽有“前提条件”的表述，但并不能视为附条件生效的意思表示。因为合同法意义上的“条件”应是指向未来的不确定性的事实，且该事实不得与合同的主要内容相冲突。如前文所述，《投资确认函》的内容是A公司对其所转让债权合法有效性的确认，则该事实必然是在F协议成立生效之前便存在的，且必须是确定的，即该债权必然所属于A公司，因此，该约定是对过去确定事实的确认；反过来假定，如果该事实是指向未来且不确定的，则缔约双方对未来不确定之债权转让作出约定，与E公司签订该协议的目的也相悖，于逻辑上自相矛盾。因此，双方于协议中虽然有“生效的前提条件”的表述，但并不意味着该协议为附条件生效的合同。

其次，双方于该协议中约定了生效的条件是签字盖章之日，则F协议于双方签字、盖章之日便已经生效；所作“《投资确认函》作为附件附于其后，作为生效的前提条件”之约定，非指无附件主协议便不生效，而是强调A对所转让之债权具备瑕疵担保责任，其所转让之发行权无任何瑕疵，发行权真实有效无任何瑕疵才是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因此，结合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判断，笔者认为，纵然《投资确认函》未以附件形式附于其后，F协议也生效，即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F协议便生效。

第二，提交《投资确认函》并附以附件形式附于协议之后是A公司的义务，且E公司于F协议中作出了若A公司未履行该义务则F协议并不生效的意思表示。然而，E公司不但于F协议上签字盖章，且履行了F协议中己方的转让款支付义务，该义务为E公司的主给付义务，而A公司也受领了E公司的转让款，E公司不但未对A公司未提交《投资确认函》的行为提出异议，且以实际行为履行了F协议中己方的义务，事实上，E公司以实际行为变更了F协议的约定，A公司也以行为对其接受，此种情形表明双方形成了对F协议内容变更的合意。

第三，E公司履行了F协议中的主要义务，A公司也予以接受，表明F协议的权利义务对双方产生实质性的拘束力，事实上，F协议已经生效。既然F协议生效，则作为其前置条件的约定“《投资确认函》作为F协议的附件，附于F协议之后，为F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即失去意义。

第五，本案本质上属于合同的变更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合同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而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指将企图发生一定私法上效果的意思，表示于外部的行为。”^①“意思表示系由两个要素所构成：一为内心意思；一为此项内心意思的外部表示”^②而意思表示的方法可以是书面形式的合同，也可以是行为。而行为可分为积极的特定行为和消极的不作为。通常情形下，单纯的不作为不具有意思表示的价值，但也视情形而定，笔者认为，若在具体的情景中，依据其他事实可以推定其含义，则消极的不作为也具备意思表示的效果。

本案中，双方于协议中约定《投资确认函》的提交是协议生效的条件，该意思表示真实、明确，具备合意，且该项约定意在约束转让方，属于转让方的义务，且是受让方比较在意的义务，而接受该确认函属于受让方的权利；而实际上，转让方未提交《投资确认函》，该不作为的行为可推定其拒绝或无法提交该函的意思表示，此时，若依据先前约定，受让方应拒绝履行支付转让款的义务，如此视为其依旧严守协议约定；但其不但未向转让方催要确认函，且实际支付了转让款，该行为可推定其放弃了向受让方索要确认函的权利，免除了受让方提交确认函的义务，受让方直接按协议约定履行主要义务的行为视为其接受协议的拘束，进而促成了协议的生效。因此，在该案中，双方以实际行为合意变更了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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