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权与发行收益权独立分开，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违反公序良俗，应属合法有效。我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我国《著作权法》对发行权和发行收益权是否可以分开转让未作规定，该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许可他人行使前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及第三款规定“著作权人可以全部或者部分转让本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项规定的权利，并依照约定或者本法有关规定获得报酬。”即包含发行权在内的全部著作财产权可以对外许可或转让，但既未对权利的许可、转让方式作细化规定，也没有明确禁止发行权与发行收益权不得分开转让。此外，发行权与发行收益权分开转让，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无关，更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第三，发行权与发行收益权分开转让，属于民事主体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属私法自治的范围，应予支持。发行收益权本属于发行权人，具有期待权的某些属性。发行权人依据自己的意志将其转让给他人，从而获得经济利益，并未超越私法自治的范围。因为“私法自治之意义，在于法律给个人提供一种法律上的权力手段，并以此实现个人的意思。也就是说，私法自治给个人提供一种受法律保护的自由，使个人获得自主决定的可能性（迪特尔·梅迪库斯著：《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邵建东译，第143页）。”发行权与发行收益权独立存在、可分开转让恰好符合私法自治之精神。

第四，允许发行权人将发行收益权对外转让可以促进影片的传播，更符合《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之一就是鼓励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将发行权和发行收益权分开转让，较将其由一人行使更为高效，更能创造财富。

第五，影片的联合出品方有时多达二十家，但只有少数几家享有影片版权，而其余的出品方并无影片版权，其作为出品方，依据其各自的合同约定，所享有的有时是院线发行收益权，有时是发行收益权。但都说明版权方与收益方可以分属于不同的主体。发行权属于版权的一种，自然与其同理。

在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2015）徐民二（商）初字第9948号民事判决书中，法院在裁判中便用了院线发行权和票房收益权的概念，有将二者独立对待的含义。

汐溟版权律师，传播电影版权知识，分享电影版权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