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核心。但有时意思表示并不直接，表意人的表意较为曲折，对其解释也不能仅依据其“表示”。有时行为人的意思表示通过系列行为作出，对其“表示”是否为其“意思”应作推定性解释。以如下的案例为例：A是影片的版权方，与B签订发行协议，授权B对影片的院线发行权，B对影片采取保底发行的方式，向A支付保底金1000万元。后B向A提出变更发行协议、取消保底发行方式的请求，但未明确要求回复的时间。A收到B的变更协议请求后，未直接对B作出回复，而是与第三人C签订了发行协议，将影片的发行权再次授权给C。获得授权后，C率先将影片发行上映。但上映后票房成绩并不理想，严重低于预期。此时A向B作出回复，明确拒绝B的变更发行协议的请求，坚持原发行协议的效力，要求B仍应按约定支付保底金。

在该案中，应怎样解释A的行为？其做出的拒绝B的变更请求的意思表示是否能发生其希望的法律效力？其拒绝是否有效？

B在变更发行协议的请求中并未约定回复时间，而A又是在似乎合理的时间内对B的请求做出了回复。在这个层面上看，B拒绝变更的回复应该生效。但结合B在做出拒绝前的行为看，其应该是以系列性的行为来形成意思表示，但该系列行为是否能指向同一的意思表示则需要分析论证。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保底模式及保底金的含义。简而言之，保底模式是对风险与利益的一种分担方式。如果采用保底模式，发行方向影片版权方先期支付了保底金，则后期票房的主要受益应归属于发行方，版权方能够获得的主要利益是保底金；若取消保底模式，则版权方失去了保底金，但能得到未来票房的主要受益。因此，就版权方而言，是否采用保底模式，完全取决于影片未来的票房成绩以及对影片未来票房的评估、预期。若票房成绩佳，取消保底模式对版权方有利，若票房成绩不佳，使用保底模式对其不利。但版权方与发行方均须在影片上映前作出选择，选择的基础都是基于对影片票房的预估，而不可能是上映后票房成绩显现的事实。因为一则当影片上映后，双方对票房收益已全然知悉，均明白该如何选择才会对自己有利，二则保底发行模式本身就具有对赌的性质，有个较直观但未必恰当的比喻，“买大买小请离手”，下注都应该在骰子被揭开前。因此，按“游戏规则”，版权方和发行方均需在影片上映前作出是否合意变更的决定。

其次，B向A发出变更发行协议的建议，这是对合同变更的要约，是否最终产生变更的效力取决于A的承诺。这意味着B的该项建议并不违约，是依法对协议变更的协商，同时，最终决定权依然在A，A的合同利益及对合同权益的控制并未丧失，也未受到实际影响。

再次，基于通常理性人的立场，在收到B的变更发行协议的建议后，A有三种行为选择，并相应会承担不同的风险及后果：

第一种，直接回复B同意变更发行协议，与B合意变更发行协议，取消保底发行模式，免除B的保底义务。如此，未来影片的票房成果将归属于A，若票房大卖则由其独享收益，若票房惨淡，也由其独自承担亏损。总之，立刻直接回复B同意变更协议，意味着由其独担风险、独享利益。

第二种，直接回复B拒绝变更的请求，坚持发行协议的效力，双方就取消保底发行的磋商失败，A继续向B主张保底金，可以获得保底收益，若票房不佳，其可免除失败的风险，但若票房业绩优异，其也丧失了超预期的收益。

第三种，B对回复时间未作出限定，这给A创造了时间条件。A可以创造机会让影片上映，待票房明朗，“谜底”揭开后再决定是否同意B的取消建议。只要影片上映，若票房成功，则A回复B同意取消保底发行的建议，如此，发行的收益由A独享，虽然A失去了保底金，但获得发行收益远远高于保底金，其完全可以盈利；若票房失败，则A回复B拒绝取消保底发行的建议，此时A可取得保底金，将票房失败的结果推给B承担。但影片上映需要条件，发行权已经授权给B，而B通过发行也会知道发行结果，因此，A只能将发行权再次授权给第三人C，让C完成上映。

事实上，A也的确选择了第三种方式，其系列行为其实并无冲突之处，均指向相同的意思表示，这在行为顺序、事实脉络上便能体现:A收到B请求变更发行协议、取消保底发行的建议→A与C签订发行协议，将发行权二次授权给C→C将影片院线发行→A得知影片的发行业绩不佳→A回复B拒绝变更的建议。由该行为链条可知，A暂时对B的变更建议不作回复，却创造影片上映条件，待票房业绩明朗后再根据票房决定对B的回复结果，完全规避风险并将其转嫁给A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此即为A系列行为背后的意思表示。

汐溟版权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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