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介绍：

1、纪录片的观念和创作理论

2、纪录片拍摄中的技法、技巧

3、记录电影史

2012年5月陈晓卿导演《舌尖上的中国》家喻户晓，迎来了纪录片的春天

2015年，萧寒/梁君健导演《喜马拉雅天梯》进入院线，票房1156万

2016年，萧寒导演《我在故宫修文物》院线票房647万；

2016年，范俭导演描写诗人余秀华的纪录片《摇摇晃晃的人间》票房过百万；

2017年，张杨导演《冈仁波齐》票房过亿，

纪录片从春寒料峭进入了夏日暖洋洋，纪录片的观众群已经开始形成，纪录片的工作者不一定非得守着一个理想，苦哈哈的坚守，可以用纪录片养活自己，通过公众平台发声，这是纪录片非常大的变化。

回顾六年来的纪录片的形式和变化，大环境已经与以往大不相同，纪录片成为可以走进院线跟公众见面的影片类型，可以向资本开口。

一、为什么拍纪录片

      按照加拿大传媒学家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介是人的功能的延伸，反过来说，纪录片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眼睛和我们记忆的延伸，当我们看老照片、老的影像的时候，其实它就会把我们的视觉和我们的回忆带到了那个年代。人类都有这种要保存记忆的愿望，在纪录片出来之前，仍然有一些手段去保存我们的记忆，比如口述、最早的历史就是口述出来的，比如《荷马史诗》，都是通过个人、说书人、游吟诗人慢慢的口口相传，那时候主要的记载工具就是我们的记忆，但是记忆通常非常不靠谱，人的记忆不靠谱，人的笔也不见得靠谱，很多时候我们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或者人物传记，或多或少出于立场的考虑，出于一些需求，出于一些了解的局限性，包括文字本身的局限性，不能让我们看到历史事件的客观存在，不能替代我们的视觉；那么纪录片仍然有自己的局限，但是它在视觉方面对过去的媒介是一个非常大的弥补，所以说它是我们视觉和记忆的延伸，道理就在这儿，也是它跟其它媒介区别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不同点。

二、纪录片到底是什么

成为纪录片，除了要具备影片的结构，还要具备文献价值（公共价值）。如何判断你所选的题材是否具有公共价值呢？虽然每个人都有一个纪录片想拍，都有自己的题材，都有自己想讲的故事，但是当你换一个视点，以第三者的身份比如投资人的身份再来看这个题材的时候，我要对自己的钱负责，那么此时此刻你的视角就转变了，再来看你的题材的时候就会发觉不那么靠谱；或者在大脑里跟你喜欢的、成功的、你认为有价值的纪录片放在一起比较，你是否认为你的题材仍然有价值。通过转换视点的方式重新审视自己的题材，看它是否有公共性，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有效的判断方法。

约翰 · 格雷尔逊（1898-1972），英国人，纪录电影的教父，一生中只拍过一部有影响力的纪录片，那就是1929年的《漂网渔船》，对纪录片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纪录片。他在美国学习传播，那时电影刚诞生三十来年，对大家还是一个很新潮的事物，他就开始探索电影将来能做什么，它对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什么潜力。研究过程中采访了包括卓别林在内的很多著名导演、演员等，他注意到当时有一个人罗伯特 · 弗拉哈迪（1884-1965），美国纪录电影之父，他拍摄影片当中采用的手法硬起了约翰 · 格雷尔逊的关注，罗伯特 · 弗拉哈迪拍摄了被誉为纪录片电影史当中第一部真正纪录片的影片《北方的那努克》，1926年罗伯特 · 弗拉哈迪又用同样手法拍摄了一部《摩阿那》，约翰 · 格雷尔逊就在《纽约太阳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对这种拍摄手法用了一个词来称呼：documentary：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documentary这是他造出来的一个词，提出了两个核心的概念，一个是creative（有创造性的），第二个是actuality（现实的、实践性的），更完整的去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对现实和现实实践的一种创造性处理。documentary后来翻译成中文就成了纪录片。

“纪录”这个词在过去的汉语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只有一个“记录”，翻译者应该是考虑到文献价值的想法，因为纪录片不仅仅是客观的记录，更强调的是文献价值。

约翰 · 格雷尔逊不仅研究创造了documentary（纪录片）的新词，而且从体制上来说他创建了一个纪录片的工业化生产的机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今天，推动着纪录片的发展，是纪录片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