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在死亡后洞悉真相吗?

2019-05-21 17:24

文/周艳


作者简介:周艳,原央视纪录频道副总监,北京雅迪文化总裁。纪录片代表作《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与全世界做生意》等。 


每部纪录片,都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一个问题:片子里说的,都是真的吗?

其实,没有人能回答。只有上帝视角,才是全知全能的。

所以,真实对纪录片而言,听起来像是底线,其实是金线。


每部故事片,也都不可避免地被问到一个问题:片子里的故事,好看吗?

为了创作出独一无二的好故事,编剧和导演们穷尽所能。

但是,个体有限的生命历程,常常限制了我们的想像力。

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打算同时面对上述两个问题。

这是一段记录在案的确凿历史。

这也是一个极其戏剧化的故事。

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两起互不知情的刺杀。两伙刺客,两个刺杀对象——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

枪声响起在1931年7月,上海火车站。有人遇刺身亡。两方刺客都认为自己行动成功。

然而,这两个声名显赫的被刺对象,正如我们从历史书上早已知晓的那样,都没有死于1931年。

他们是怎么逃过这一劫的?死的人,又是谁?



人类天生喜欢听故事。听完又总爱问一句:这故事是真的吗?

看完这部电影,很可能也会问出这一句。

无数被淹没在漫漫岁月里的故事,当你向它问出这一句时,它已经感激不已。

可是,又如何才能还原彼时彼刻?


2010年冬天,央视纪录频道开播在即,最后确定的LOGO是一个蓝色立方体的两面。立方体本该有的第三面被空缺了,视觉上它是不存在的,但这不存在,恰恰可能是任何一种存在。

当时想的一句定版词是:“凡事多看一面,无限接近真实。”

真实只能接近,无法抵达。

这已经是纪录片的极限了。

那么,究竟谁才能看到最多面呢?


纪录片总以客观的第三方自居,而《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的叙述者,却是第一人称的“我”,一个典型的主观视角。

“我”是谁?开篇就有了清晰交代,到结尾,才给出正确答案。

看到最后会知道,导演煞费苦心地让“我”来叙述,因为“我”正是各种意义上的第三方,是最想破解迷团的人,也是离上帝最近的那个人。


影片中的“我”有这样一段旁白:“你一定会奇怪,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多?是的,很多人只能看到过去,而我,还能看见未来。”——可惜,这是在死亡之后才能看到的,否则就可以阻止死亡的到来。

是的,“我”之所以成为无所不知的讲述者,因为,那个遇刺身亡的人,就是“我”。



古龙说:只有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古龙又说:去问问死者吧,他会告诉你很多。


如同我们看过的穿越剧,只要有一个环节改变,历史就会被改写。“我”,一次又一次地希望有人可以改写历史。


“小泥鳅”本来可以成为这个人。

他得知日本军方试图刺杀重光葵并嫁祸给中国人,赶去向“斧头帮”二把手郑抱真报告,郑抱真再赶去阻止箭在弦上的“刺宋”行动。

然而“小泥鳅”并没能挡住历史的车轮,而一个失误的列车员,却无意中充当了这个角色。被他提前叫醒的重光葵早早下车,躲开了杀手。



可是,我们看到的,会不会就已经是被改写后的历史呢?

如果不是“小泥鳅”,郑抱真就不会坐上同一列火车。而郑抱真在站台上的鸣枪示警,反倒让“斧头帮”误以为是发起刺杀的信号。

如果郑抱真的枪没有响,“我”是不是反而有脱险的可能呢?

又如果,之前“斧头帮”在庐山“刺蒋”成功,是不是就根本不会再有“刺宋”?而那一次的失败,居然是因为几只空心火腿坏了事。


我们总是说,电影要讲故事。终于,我们看到了一个像样的故事。

战争风云、两国邦交、政治角力,阴谋、暗杀,巧合、意外,以及未解之谜。

重光葵究竟为什么会一反常态独自下车?又为什么临时改穿了灰西服?

“我”为什么偏偏会和宋子文穿同样的白西服,戴同样的白帽子,以至于成为子弹的目标?

这些大人物们,是否提前得知并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这些,真的只是偶然么?

既然所有的必然都是偶然,那么,所有的偶然也都是必然。

 


人人都想知道,过去的自己何以经历过去,也想知道明天会如何。而无论你如何小心翼翼地尝试,最后呈现的,只会有唯一的结果。

故事可以假设,历史没有假如。


“刺宋”已经过去八十多年,这是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导演韩晶试图缩短这个距离。

而另一种距离,则是你的事实、我的事实和他的事实之间的距离。

事实有很多种:被记忆的、被记录的、被证明的。这些事实拼凑起来,是否就是真相呢?

阿摩司·奥兹说: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记忆都难以是完整的、完全可信和可以被证明的。

个人回忆靠不住,但是史书记载就牢靠吗?


于是,电影《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要寻找旁证、佐证,寻找人证、物证,寻找事实的动机和逻辑。

难点在于:事实应该要符合逻辑,可事实往往又超越逻辑。

最后,韩晶导演找到了“我”,故事中的死者,让一个无法开口说话的人来叙述。

这是一种合理的假设:假设我们会在死亡后获知自己死亡的真相。

 

在“我”缓缓道来的讲述中,一切被“真实再现”——这两个矛盾的词放在一起,形成的语境总是略显尴尬。

但本片破除了这种尴尬,因为它要大大方方地“再现”“真实”。

为此,它索隐细节:死于箱根的佐份利贞男,在旅店的最后一夜曾要“茶水和生鸡蛋”,要求“六点半叫醒,7点修脸”,以便于“10:15返回东京”。

正是这些琐碎小节,让自杀现场疑窦丛生。



它抽丝剥茧:“刺宋”和“刺蒋”,背后有着怎样的关联?日本驻华公使的警觉避祸,是否与前任的离奇死亡有渊源?上海滩的帮派势力,如何在各种政治力量中盘旋?


它婉转暗示:开篇就意指妹妹唐瑛和宋子文的爱情将无疾而终,个中缘由到最后自然不言而喻。而片中几次轻叹天命无法挽回,回味时方觉其至深的无奈。

 

它直抒胸臆:一个无辜生命的消失,只是大时代里的小事件,然而对于他的亲人,却是永远无法抹去的伤痛。


细节的真实和逻辑的力量,结构出这部虚实难辨的电影。而在始终保持的冷静和理性的下方,隐隐流动着引而不发的情绪。


当我们放下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概念包袱,打开创作的边界,我们收获的,可能是更加广阔的空间。

正如单纯是一种美,繁复是另一种美;传统是一种价值,创新是另一种价值。

像故事片一样肆意畅想,像纪录片一样小心求证。

像纪录片一样追根问底,像故事片一样没有答案。


无数故事在等待有心人钩沉。那些被历史遗忘的名字,那些石沉大海的往事,和不可逆转的时间一起,被我们甩在身后。

八十多年前的那次刺杀,以“刺杀宋子文”之名被记入史册。而真正的死者,几乎没有人记得他:唐腴胪。他新婚的妻子为遗腹女起名唐小腴,她继承了父亲的名字。

带着无限的不解和疑问离开人世的唐腴胪,真的能解开自己的死亡之谜吗?


历史的广阔舞台上,还有太多没有被看到的人、没有被看到的细节。

我们今天生存的世界,都来自于前人的生命铺陈。所以我们总忍不住地一次次回望。

韩晶导演想说的,也许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故事吧。

那更像一个关于未知命运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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