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纪录片有一种动力，叫做有钱难买我愿意——《我在故宫修文物》导演创作谈

他曾经不是学纪录片、学新闻，也不是学影像相关的，而是一名在中国美院学国画的美术生。如今，他是一名老师，亦是拍过三部长篇纪录片的导演。



这个人说话总喜欢“怼人”，不喜欢“讨好”，去年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让他彻底的火了，没想到这个纪录片从回报和影响上，超出预期那么远。“我相信每一个可能做出现象级作品的作者，在拍的时候都都没有想过自己的作品就是现象级的，”萧寒说。



最近的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曾获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2015年执导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获中国首届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被人民日报评为2015年度五部电影之一。他谈到，再早前，第一部作品《丽江阿夫斯基》是自己当时的一个“冲动”，也是从那时起，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道路。

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的大师班活动上，他漫谈起了自己纪录片的创作之路。

现在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到了一个可以用作品给大家讲述的时代。如今，在中国电影的市场上，在中国影视的环境里，真的过了论资排辈的时间，到了一个可以拿作品说话，好作品可以获得奖项的时代。



但是回过头来，我第一次决定要拍纪录片，是在7年前，那时突然到了人生的彷徨期，开始思考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过。当时，我最朴素的一个想法是，接下来这几十年要指着什么活着，这是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在大学时代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大学一毕业就不画画了。我真正开始纪录片创作已经快40岁了，想做一些事情，并不一定是为了钱或者为了生存，而是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总得有一个事是自己喜欢的，而且要让自己持续的喜欢。

2010年10月，在丽江认识了一些漂在丽江的人，通过跟他们交流，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把他们纪录下来，从那时就有了第一部作品，叫《丽江·拉夫斯基》。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是关于一帮漂在丽江的年轻人对于情感的认识。



为什么叫“丽江·拉夫斯基”这个名字？英文名叫“Li-jiang Facebook”。因为斯坦尼斯那夫斯基，是中国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对表演的认知是：你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生活在舞台上。而在丽江漂着的那些人，在我眼里他们很恍惚，像是在一个舞台上的表演。我也想探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演，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影片对于爱情怎么看，一夜情怎么看，关于孩子、未来、生活，做了探讨。

为什么要聊第一部片子？因为从做这一部片子开始，我基本上就给自己今后的创作定下了一个调子。我要用影像、镜头记录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们的活法很值得呈现给大家，很多时候可以成为一面镜子，我们真的需要时常的照镜子。通过别人的故事当作镜子照自己，是非常有价值的和有趣的，你可能会觉得他的生活状态，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离得那么远，但是为什么会被他的某一句话或某一个行为而流泪呢？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产生一种情绪反应呢？说明观众一定是跟他某个点相通，我能够感受到那个点在内心的作用，这就是我特别喜欢和愿意用纪实影像这样一个手段和这个世界交流的原因。

接下来的拍摄，我希望拍一个更有冲击力，更能够打动我，以及想要去表达的一部片子。非常机缘巧合，清华大学的雷建军老师，正好有这样一个选题找到我，但是很难去实现。他提到在拉萨有一座以培养登山向导为目的学校，只针对珠峰脚下两个县城的藏族少年招生。它是一个中专学校，通过四年的学习，就能够有机会登顶珠峰，能够完成他作为一个高山向导的毕业礼，然后做这个世界上非常昂贵运动的从业者。在商业登山之前，人们很难登上8000多米的雪山。一个数据显示，在一九七几年有商业登山，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前里只有几百人登上的珠峰，据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六千人登上了，这些人里面如果没有高山向导给他们修路、搭氧气瓶，是不可能登得上珠峰的，这就是个梦。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的需求，也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出现了。



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在几千公里之外有一群少年这样的生命经历，生命状态是这样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拍他，那就成了我们的第二部作品——《喜马拉雅天梯》。对我来讲，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来呈现感兴趣的，打动到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纪录片创作者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我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拍摄这部片子。

当时，去拍这部片子的时候，完全没想到拍这个片子是多么困难。比如怎么能拍到8848米这个高度，我只到了大本营是5200米，就已经无法睡眠了，随时觉得脑袋要炸的感觉。为了拍摄这个镜头，用了这个学校毕业的两名藏族登山队员，协助拍摄，像巴塔已经11次登顶珠峰了。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告诉他，想要拍到什么样的镜头，这个期间牺牲了几台机器，但最终还是拍到了那个非常振奋的画面。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命运能让我做这个事，做了之后大家还觉得不错，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说的朴素一点，如果觉得这个事干的特别特别痛苦，要熬着去干，那你干嘛要干呢？

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拍纪录片中给我一个特别大的收获，或者说额外的礼物，它让我的情感更加充实。在这个片子里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太多人去了解的故事，它是一个动物——牦牛。



在西藏，牦牛是非常重要的，是人们依赖的一个伙伴。在每年4、5月份的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周围就会有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因为从海拔5200米的大本营到海拔6500米的前进地，一千多米的距离是牦牛还可以爬到的一个极限高度，这时候很多大的设备都需要它拖上去。那里的氧气含量只有正常的60%，呼吸很困难，牦牛也一样。因为它的体型非常大，要驼几百斤的东西，而这个月份又正好是牦牛一年当中最瘦弱的时候。这一段前进的路上存在很多危险，珠峰上面有很多尸体，没有人能把他们弄下来，不会腐败，只会慢慢风化，牦牛也是这样。我们把它的主人称之为牦牛公，牦牛不光会掉掉冰缝里，山上还会有落石滚下来，它并不会马上死，主人看着牛，又没有办法把它拉上来。

有人会问，这些主人是不是太残忍了。但是，我觉得对于那些主人来讲，并非没有情感，这是他们一年当中赚到现金最多的时候，大概几千块钱，他们只是不得不面对这样状况发生，每年必须要依赖它收入，这就是现实。

拍摄纪录片让我看到了很多，很难了解到的细节和小故事。这样的小故事发生，会让你的情感发生很微妙的变化，甚至内心在读这个世界时，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认知、思考的方式都会不一样。这个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这都是纪录片馈赠给我的礼物。

《喜马拉雅天梯》经过4年的拍摄，在2015年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作为纪录电影走进院线之后，可以说给整个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一部纪录电影居然能够票房过千万。那时，我们没有想到在2017年票房过亿，真的很兴奋。我那时候如何做宣传呢？为了让别人知道有这么一部关于登珠峰的纪录片要上映，我跟着登山队和一些体育的展览，在他们讲完后，给我十分钟，放一下片花。最早的观众可能是来自登山、户外的人群，我就找他们。我跟观众说，我拍了这样一部片子，如果你觉得这个片子好，就希望帮我一起宣传，发一下朋友圈，就跟一个传销似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在做的这件事，以前没有人做过，把一部纪录电影带到电影院，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被更多的人关注，让它更有力量。我还为电影做了一个公众号，《你会为了这样一部纪录片走进影院吗？》这篇文章讲的是我为什么去拍这部片子。后来我才知道陈坤、周迅也有转，有3、4万的阅读量，那时候我跟这些人都不认识。但是到今天，我再拍新片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朋友、明星、名人都很愿意来支持了。



后来再想，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做？还是因为喜欢，觉得特别值得自己为它去这样做，怎么做都心甘情愿，就像有人说，有钱难买我愿意。有这样一种动力，一种喜欢支撑着，肯定就愿意去做。

在这样的营销推广的过程中，开始了第三部作品拍摄——《我在故宫修文物》。说到《我在故宫修文物》，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机缘，这件事之前，制片人就跟我提过这个选题，我说很好，但是人家得让我们拍。那时，雷老师带着学生做了很多田野调查，被故宫文物修复师打动了，就报了这个选题。后来，央视需要一部故宫的纪录片，拍修复师的选题被选中了，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被翻了牌子，四个月之后就有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一部片子。它的引爆让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真没想到，央视2016年元月6、7、8日，播完一个月后，在B站上火了。当时我不知道B站和弹幕是什么，那些弹幕会让你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化学反应，会莫名其妙的在你根本不知道的地方火了。



这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它开始是以盗版的方式推动的，但还是要感谢他们。让我最开心的是，B站的数据显示，观看的平均年龄是17.5岁，我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分享在年轻人喜欢的平台上。有很多媒体朋友会问，你怎么看待这种传播方式？我说，在电影首映的时候，一家三代，爷爷、妈妈、孙子，都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粉丝，这部片子打破了年龄的隔阂。

另外，我老是不忘记做广告，明年的新片叫做《一百年很长吗》，这是我第一次发布它的名字，可能跟大家聊的比较得意忘形，就说了。

（接下来，提问环节问答有做删减整理）

在拍摄的过程中，您觉得拍哪一个角度好呢？

萧寒：我没考虑角度的问题，对不起，我这样说话好像老是在怼人，其实真没有。我只是想呈现一个人本来的样子，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都应该去努力的方向，因为他本来的样子是最打动人的。

您会不会为了迎合大众而有所改变？

萧寒：我没有迎合，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不是特别怼你，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时代，现在真不是一个好作品会被埋没的时代，不要说完美，哪怕某一个特质做的很好，也一定不会被埋没。

您认为长片和短片存在技术和方法上的区别吗？

萧寒：我没法评价，方法上应该会有。大的方法应该差不多，简单说我们的创作吧。《一百年很长吗》，我用两年时间做出来，至少用半年时间做田野调查，用一年时间拍摄，半年时间做后期，这是一个基本配置，要花这样一个时间去做，基本上是完整的两年。

拍一部片子可能要拍摄一年，你们的素材涉及几百个小时，最后呈现可能只有短短90分钟，在这个过程中怎么去取舍？

萧寒：有时候自己也舍不得，因为是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去折磨它。《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跟台湾侯孝贤导演的剪辑师合作的。明年我计划跟台湾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剪辑师合作，是杨德昌老师的剪辑师。当你自己舍不得剪自己孩子的时候，就让剪辑师动刀吧。

如果想拍一部历史类型的纪录片，拍摄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萧寒：拍摄历史的纪录片，要很慎重。首先，你得对这一段历史有特别详实的考证，这是特别重要的，不能以讹传讹，必须要经过非常严密的考证。另外，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用纪录片的方式怎么呈现，一个是文献，一个是用旁白处理，也可以用一种在线的方式，还有重新演绎的方式。因为我不做这一类，所以不采取这样的方式，我也只敢说这么多，其他不太了解。

您明年的片子是商业电影，还是纪录片？

萧寒：是纪录电影。我多回答一个问题，老有人问商业片的问题，到底什么算是商业片？当他问的时候就把商业片、艺术片对立起来，卖钱的就叫商业片，不卖钱的就叫艺术片。难道《二十二》它是商业片？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凡要卖掉的都应该算是一个商业行为，在我脑子里面不去分什么是商业，我只是会告诉你我们拍了什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是怎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物，值不值得去看，会不会打动你，我只想这个。当然，我希望它能在商业上有收获，如果说在商业上有收获就是商业片，那就是商业片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