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这部讲述“工人诗人”的纪录片,剑指第89届奥斯卡
2016-04-14 17:53
纪录片的拍摄,往往“一个人要如一支队伍”。导演、摄像、灯光、录音,这往往已是奢侈的配置。更多的情况,是单枪匹马走天涯。
由秦晓宇、吴飞跃共同策划,大象微纪录出品的《我的诗篇》,是继《喜马拉雅天梯》之后又一部走向院线的纪录电影。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人群——“工人诗人”,选取了六位不同生活状态下的人物:乌鸟鸟、邬霞、吉克阿优、陈年喜、老井、许立志,从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到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书写了一种“诗意的残酷”。影片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以及有“纪录片界奥斯卡奖”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大奖。
与院线电影一般的发行模式不同,《我的诗篇》另辟蹊径,采用“众筹观影”的模式。片尾长长的众筹名单,如电影里的诗歌和诗人生活一样铿锵有力。而记者与导演秦晓宇、吴飞跃的会面也正是在一次众筹放映之后。
影视工业网:拍摄周期大概多久?六个拍摄对象都是你们跟着拍的?
秦晓宇:一直都有过去拍,辗转多个地方。加上后期制作,满打满算是一年,后期做了三个月。一开始拍摄的工人诗人有十几位。这部片子,我们的用心不在于要完整深入细致的展示某一个人的生活,而希望通过有益的剪辑碎片的组合,来拼接出对于中国工人整体形象的认识。奔着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拣选了一些人,拍摄希望拍摄的一部分内容。如果这部分内容拍摄的比较到位,我们就奔赴下一个地方,如果还不够,我们就继续再拍。
影视工业网:一开始拍了十多个工人诗人,但最后电影里只呈现了六个人的生活状态,为什么选择这六个人?
秦晓宇:首先电影也没办法容纳太多,这些人在我们电影里都存在,有的时候是一个背影,有时候就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小段动作,他们还在这个影片里头,但是不是作为主要人物被展示。选择这六个人,也是多方面的考虑,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工人整体的一些命运促进,生活境遇,精神世界等等。他们各方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都要非常显著。
同时我们拍摄的一些东西,希望有一些人生的启示。比如说乌鸟鸟找工作,找工作对他们,是进城的一道坎儿。像以前孙志刚就倒在这上面,他甚至去广州找工作,结果被查暂住证,死在遣送站里头。再比如片中讨薪欠薪的问题,许立志直接就遇到了死亡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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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选择的这些诗人,本身的人生有看点很重要。比如说农民工返乡,是我们表现的一个主题,但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很好的纪录片了,就是《归途列车》。我们也不太想拍一个汉族人的春节,大家都了解,也提不起兴趣。但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彝族的打工诗人回乡过彝年,第一有共性——都是过年返乡;第二又有区别度,这个区别度在于,我们过春节是有七天春假的,但彝年在11月份,没有假期,所以这个彝族打工诗人七年没有返乡过年,这是七年后第一次回去过年。而且彝族过年有一套自己的风俗文化传统,仪式感可能会更强一点,像反诅咒的仪式,基本上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倒不是为了一种猎奇的心理来展示这个,反诅咒的仪式,是具有某种隐喻的意味在里面,比如说片中的吉克阿优更多像在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在汉族和彝族之间,在汉族文化和彝族的民族身份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反诅咒的仪式,很像是我们所谓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加之于古老文化传统之上的诅咒。反诅咒有点儿像自己文化抵抗的方式——把这种诅咒以某种方式返回,当然你知道这种东西是无效的。这一点也回到了文学和艺术真正的源头,因为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应对现实世界,反诅咒的仪式也是这样一套东西。
影视工业网:开头的读书会,聚拢了一群工人诗人进行诗朗诵,这是一个怎样的活动?
秦晓宇:差不多拍完前面所有这六位诗人之后,拍了这个读诗会。那个活动也是我们主办的,是中国的工人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云集北京,来进行一次文化的诗歌朗诵会,同时还有一个诗歌学术研讨会,这个本身就是特别值得记录的文化事件。
同时,对我们影片,也有一种结构的意义在。我们的影片大概有三个结构,诗歌是一种结构,从乡村到城市的打工历险是一个结构,还有一个就是诗歌朗诵会。因为片子的难点在于,这六个人的人生没有交集,但任何的戏剧小说电影,人物都是根据正面角色、反面角色,主次人物,根据一些矛盾和情节,扭结在一起,推动着往前走,彼此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关系。那如何把这六个人拧在一部作品中,又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我们的尝试。
影视工业网:农民工讨薪的片段,和六个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会插入这一段?
秦晓宇:那也是我们真实拍摄的一个现场,那个记录其实很有意义。那个朗诵,也许只有几句,但那个朗诵我称之为社会朗诵,它打开了诗歌朗诵文化的世界。现在的诗歌朗诵文化大概有三种:一类是所谓的晚会朗诵,主流的文化机构,主流的活动;一类是诗人自娱自乐,还有一类是商业性活动,跟娱乐性或者演唱元素混搭在一起。
诗人自己的朗诵品质最好,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封闭在一个小世界里,下面坐的不是诗人就是文学爱好者,不同的人上去朗诵,读自个儿的诗,读完就完了,没有任何意义。但农民工讨薪那段是在特别开放的空间里去朗诵,人流穿梭,又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朗诵会传递下去,其实是打开了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一种新方式。
吴飞跃: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欠薪的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是我们拍摄的工人中遇到的问题,正好作品也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正好也拍摄到了这样一个事情。但如何放进来其实是挺麻烦的。讨薪片段中,有一个叫雄壮的90后讨薪者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他也了解我们的来意。我们说这个拍完之后,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放。他说,那肯定是帮不到我们这次讨薪的,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有价值,你把诗拿过来,我们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把它朗诵出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命运同路人,在地下通道这几十号人只是一个群体,但外面还有普遍的面临欠薪的问题。我们做的这件事,对于欠薪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推动的。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自发的朗诵,把它记录下来。
目前片中呈现的人物有男有女,从60后到90后,有常见的纺织工人,也有很少见的操作工,有汉族有彝族。在我们一年的创作周期之前,已经做了很大量的调研工作,在全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了上百位工人诗人,从中选出60几位放到《我的诗篇》这本书里,再选出这十几位拍摄的。最终在后期剪辑阶段再选择这六个,不断缩小包围圈。
影视工业网:摄影的质感很好,也运用到一些mv的剪辑方式,甚至都不像纪录片了。
秦晓宇:在整个创作中,我们给自己设了很多道题,甚至是一些别人根本不会去挑战的题。
首先,我希望能完成一部在中国尽可能播出,让国人看得到的一部有水准的纪录电影。之后也能够拿到国际市场上,让国际的观众从这部片来认识中国,看到来自中国深处的故事,这是创作层面的考虑。
其次,因为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俩创办的大象纪录在做一些纪录片产业化的尝试。而当这样一个选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兴奋——总算找到一个很好的作品有可能让我们去挑战一个常规——人们认为纪录片没有观众——那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部既好,又能跟观众的对接成功的作品?让一个产业链充分去打通,或者说让它重新建立。
要做到这些,首先,它必须是一部杰作,然后它不应该是一个高冷的杰作,不是我们自娱自乐,做完了之后,觉得很过瘾,就束之高阁的作品。我们希望它是能够见到观众的,同时观众走进影院,也能有一个很愉悦、很特别的观影体验。因为观众传统上理解纪录片,可能制作粗糙,达不到影院标准,觉得在电脑上、电视上就行了。我们拿出足够的投入来做这部记录电影,因为我们很在乎观众坐在影院的时候,看到的感受是怎样的。每时每刻,每剪一刀,我们都在设想观众坐在影院里他的感受。所以其实从形态上来讲,这部纪录电影,跟绝大部分传统的纪录片,形态上很不一样的。很多观众观影完毕后,就有这样的感受,原来纪录片不仅仅是那样的。其实我们相当于给整个市场重新做一次定义,用我们自己的作品和全部积蓄,做这样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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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影片刚开始的时候,用一场雪搭配一首大雪压境狂想曲,把大家带入到这样一个情境当中,你能感受到原来工人诗人眼中的一场雪,跟我们眼中的一场雪,是有天壤之别的,因而有强烈的陌生感和触动。这跟传统纪录片的品相是不同的。观众能很快进入到影片设定设定的氛围。像流水线上的兵马俑,一方面是那首诗的表达,另一方面是我们对今天工业时代的一种表达,每天早上七点或者八点,工人没日没夜重复同样的工作。其实这也是励志写这首诗时,他眼中,以及他脑海里工厂的样子。这些诗意的表达,根源来自这些诗人,我们毕竟没在工厂生活过,所以我们很多是在他们的认知基础上,用影像做一个表达。
影视工业网:很意外地在你们电影里看到富士康跳楼诗人许立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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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我们其实没有拍到他,只是拿到了一些影像资料。他是2014年的9月底出事的,他出事之前半年还多,我把他的诗选到《我的诗篇》里,当时和他联系,他的反映挺高兴的。8月份,我请摄制组的一个工作人员跟他联系,邀请他拍摄这部纪录片,他委婉拒绝了。我当时没太在意,因为那时候是为广州纪录片节做提案,要拍摄一版预告片,这个工作任务虽然紧急,但我觉得预告片没拍到没关系,正片再去拍。
许立志是我最早确定的,一定要拍摄的两个诗人之一。一个是他,一个是煤矿工人诗人老井。因为许立志是90后,我们想表现这个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他正好又是富士康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世界中最典型的代工厂,一头连接着世界500强,一头连接着所谓的血汗工厂。所以我们特别想拍。他回绝的时候,我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我觉得拍摄正片的时候,我可以做通他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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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很多工人诗人都不理解,我们费了很多劲。像爆破工人陈年喜,一开始找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在大山里信息不通。后来他的部分拍摄完,我们要拍片头那场非常关键的朗诵会,他可能因为拿不到薪水,就不想来拍摄,在秦岭的大山深处,把手机关机了。周濂有一本书叫《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这里换句话就是“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不想被你找到的人?”后来我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他,跟他说完,那时候大雪封山,陈年喜走了18公里来参加。
像许立志,我觉得非常遗憾。他之前想当一个书店售货员,我一直在想,如果他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这样一个愿望很有可能就实现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奢侈的梦。另一方面确实让人特别痛惜,他很有才华,又那么年轻。但反过来讲,在这个影片中,有了许立志自杀这个惨烈的事件,关于中国工人这30多年的艰辛痛苦,才可能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点。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生存处境的某种极端性。
虽然我认识立志也不早,但那时候他没有人尽皆知,是他从富士康跳楼以后,很多人才知道他的。这些工人诗人,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但其实他们已经写得很好了。许立志是这本诗集的压轴诗人,当时我很想找一个诗人,让这本书能呈现一个代继的更迭。90后的打工诗人有一些,但写的都很差,发现许立志我是非常喜出望外的。所以那样一个有才华的人,突然就出事了,冲击是很强烈的。后来像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是我们一起众筹出版的。包括有些钱,除了出诗集以外,想给到他的家人。我们还代表他们家跟富士康谈判了好几轮。
拍摄他的家人其实也蛮残酷的,因为你在触碰人家的伤口。但如果一两年之后,事过境迁,你再去到他们家,他们的伤口已经平复了,纪录片的拍摄意义又不大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拍摄到他们的真实状态,这个作为纪录片来讲是有价值的,对社会的价值更大。这是纪录片本身,很难两全的一点。
我说服自己去的原因是,虽然儿子已经死去了,这一点无可挽回,但我可以告诉他们,你的儿子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失败者,他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是极高的。这样父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安慰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去了,也是为了拍摄。许立志家人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拍摄,他们是同意的。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感谢,因为他们家人都是特别安分守己的良善的中国农民,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也许没有太理解我们的用心,至少同意拍摄了,这个确实是挺难的。
我们现在做的《我的诗篇》是三部曲,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纵深的拍摄,第二部就叫《我弟弟的诗》,其实拍摄的就是许立志的哥哥,跟他弟弟之间的故事。只不过那个片子不会特别长。
影视工业网:乌鸟鸟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然后每个人基本上都发表了一段言论,都很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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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现场抓拍,飞跃(导演)带过去的。就是在现场真实遇见的。不是说我们刻意挑起的话题,乌鸟鸟遇到了那样的人,而有些人机器在后面,就会说一些东西,说的这些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可能你不架这个机器,他们不会扯到这些话题,但是既然这样,他觉得总要说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人认为,我们找了一些演员。但找演员是违背纪录片基本拍摄原则的,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其实纪录片第一也要讲故事,故事片应该有的一些元素,理论上纪录片都不应该拒绝。但纪录片又有真实,非常能触动人心的这样一种巨大价值。很多的价值,如果说失去了真实性,就没有意义。
影视工业网:会担心,比如说你们架机,影响拍摄者的状态吗?有些人在镜头下不自觉的表演出一些东西。
秦晓宇:这是非常深刻的话题。纪录片自它问世以来,从第一部成熟的长片《北方的纳努克》开始到现在,关于真实性,关于情景还原,关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因为人就是如此微妙的一种东西。你也不能说,机器架在那,就当它不存在,这不太可能。有些情况下,机器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呈现另外一种真实。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话是不会讲的,但突然之间,我们会有一个表达的欲望,这些话可能一直搁在心里,需要一个适当的契机把它激发出来。那这个机子架在那还是很好的。其实不止机器啦,还有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都在那里。
影视工业网:资金源怎么找的?
蔡庆增(制片人):纪录片本身的投资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看投资回报率的话,可能就以往的案例来说,基本上很少有成功的,但是我们想做的是一部,真正有电影品质的纪录片——我们定位为纪录电影,所以我们投资将近400万在创作上面。当时我们比较理想的设想是通过招商模式解决掉资金问题。但在做的过程中没有那么顺利。
但因为这个事情十分值得去做,我们是个小公司,以前做商业纪录片积累了一些现金,包括有天使投资。我们就把公司的钱投到这个项目上,到了中后期,一方面通过预售互联网版权找到爱奇艺。另一方面我们在京东上做众筹创作,当时筹到了1300多人,20几万,这个数字对纪录片众筹来说,真的特别难得;而且参与的人还很多,这些人都还比较纯粹,蛮有情怀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带来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企业看到这个信息,开始主动参与进来,找到我们说很希望来支持每一部纪录片。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它如果看中近期市场效益,可能投纪录片不合适,但是这些企业都是看到纪录片能带来长远的价值效益。
现在回过头来看,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众筹观影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资金基本上是我们公司投的,再通过众筹或者说招商的模式完成大部分资金回笼。
影视工业网:众筹观影目前还不是一个主流的模式。
蔡庆增(制片人):对院线来说,大家不敢去拍纪录片,并不是说影院排斥纪录片。对影院来说,要生存,它一定要售票的。如果拍纪录片,卖不出票的话,谁来养它呢?情怀养不了它。所以我也很能理解。如果能帮影院带来观众,其实它是非常愿意一起来做纪录片的。后来我们做了这种模式,通过众筹观影,找到那些想要看这个片子的人,甚至让他变成我们传播的一个点,也就是众筹发起人——你看了这个电影,或者你知道有一部好电影,你很想看它,也很想邀请其他人一起来看它,就做一个众筹。我们做了百城众筹计划,目前通过这种模式,它还有一种社群的概念在里面——陌生的好朋友的概念,大家奔着一部好片子来参与众筹,观影和互动,最终达到价值观的共鸣。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200场,通常电影做众筹,是为了宣发。而我们一方面为宣发,一方面想为我们电影找到同路人。这一轮做下去,如果模式可行,效果不错,我们打算做到一千场。等到满一千场之后,我们就能推动影院排片。到那个时候,一方面对影院经理来说,对票房会更有信心;对观众来说,有沉淀下来的口碑做铺垫,也是一个机会。
影视工业网:《我的诗篇》之前已经先后拿了两个奖,听说目标是冲击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在走向奥斯卡这条路上目前有什么规划?
孙欣悦(有我传媒CEO):我们是做国际版权交易的机构,很渴望找到能够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品,通过平台运作走向国际。正好这个时候,我看了一场《我的诗篇》众筹观影,觉得它能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就和《我的诗篇》剧组的各位导演制片人见面,结果一拍即合,决定做这个事情。
这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运作整个《我的诗篇》海外计划,也投选了很多国际知名A类电影节,包括戛纳,洛迦诺,华沙,威尼斯,以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官方认可,被邀请参加展映,但竞赛单元的话,还要根据电影节的竞赛评选的时间节点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去那里做一个展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它;我们也知道威尼斯是奥斯卡的风向标,所以通过威尼斯这个平台,也可以对奥斯卡的行为,有一个更促进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各项要求,一项一项去满足,比如说10月,我们会确认在美国院线的放映,也会积极寻求更多美国本土的合作,以达到对《我的诗篇》在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这是我们目前的进展。
影视工业网: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份额的占有率实际上仍然很低,从发行上讲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孙欣悦:其实中国电影海外之路还很长,所以我们还要慢慢往前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我的诗篇》这样的电影。
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走海外发行是非常主要的渠道,能让别人都知道你。但最终版权价值成交的量,就是钱数,或者是其他衍生的东西,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些运作版权的人的人脉和渠道,以及自身的议价能力来决定。现在中国电影确实也是没什么溢价能力,很庆幸我们可以遇到《我的诗篇》,可以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拔高一点,也可以多赚一点钱。
《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活动仍在发生中,点击链接了解详情:
https://jinshuju.net/f/o88OYb
由秦晓宇、吴飞跃共同策划,大象微纪录出品的《我的诗篇》,是继《喜马拉雅天梯》之后又一部走向院线的纪录电影。镜头对准了一个特殊人群——“工人诗人”,选取了六位不同生活状态下的人物:乌鸟鸟、邬霞、吉克阿优、陈年喜、老井、许立志,从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到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书写了一种“诗意的残酷”。影片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以及有“纪录片界奥斯卡奖”之称的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的大奖。
与院线电影一般的发行模式不同,《我的诗篇》另辟蹊径,采用“众筹观影”的模式。片尾长长的众筹名单,如电影里的诗歌和诗人生活一样铿锵有力。而记者与导演秦晓宇、吴飞跃的会面也正是在一次众筹放映之后。
影视工业网:拍摄周期大概多久?六个拍摄对象都是你们跟着拍的?
秦晓宇:一直都有过去拍,辗转多个地方。加上后期制作,满打满算是一年,后期做了三个月。一开始拍摄的工人诗人有十几位。这部片子,我们的用心不在于要完整深入细致的展示某一个人的生活,而希望通过有益的剪辑碎片的组合,来拼接出对于中国工人整体形象的认识。奔着这样一个想法,我们拣选了一些人,拍摄希望拍摄的一部分内容。如果这部分内容拍摄的比较到位,我们就奔赴下一个地方,如果还不够,我们就继续再拍。
影视工业网:一开始拍了十多个工人诗人,但最后电影里只呈现了六个人的生活状态,为什么选择这六个人?
秦晓宇:首先电影也没办法容纳太多,这些人在我们电影里都存在,有的时候是一个背影,有时候就是一个声音,或者是一小段动作,他们还在这个影片里头,但是不是作为主要人物被展示。选择这六个人,也是多方面的考虑,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能够以某种方式组合在一起,让我们能够了解到中国工人整体的一些命运促进,生活境遇,精神世界等等。他们各方面的典型性和代表性,都要非常显著。
同时我们拍摄的一些东西,希望有一些人生的启示。比如说乌鸟鸟找工作,找工作对他们,是进城的一道坎儿。像以前孙志刚就倒在这上面,他甚至去广州找工作,结果被查暂住证,死在遣送站里头。再比如片中讨薪欠薪的问题,许立志直接就遇到了死亡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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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选择的这些诗人,本身的人生有看点很重要。比如说农民工返乡,是我们表现的一个主题,但关于这个主题,已经有很好的纪录片了,就是《归途列车》。我们也不太想拍一个汉族人的春节,大家都了解,也提不起兴趣。但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彝族的打工诗人回乡过彝年,第一有共性——都是过年返乡;第二又有区别度,这个区别度在于,我们过春节是有七天春假的,但彝年在11月份,没有假期,所以这个彝族打工诗人七年没有返乡过年,这是七年后第一次回去过年。而且彝族过年有一套自己的风俗文化传统,仪式感可能会更强一点,像反诅咒的仪式,基本上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倒不是为了一种猎奇的心理来展示这个,反诅咒的仪式,是具有某种隐喻的意味在里面,比如说片中的吉克阿优更多像在古老的民族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在汉族和彝族之间,在汉族文化和彝族的民族身份之间,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反诅咒的仪式,很像是我们所谓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加之于古老文化传统之上的诅咒。反诅咒有点儿像自己文化抵抗的方式——把这种诅咒以某种方式返回,当然你知道这种东西是无效的。这一点也回到了文学和艺术真正的源头,因为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是以一种象征的方式来应对现实世界,反诅咒的仪式也是这样一套东西。
影视工业网:开头的读书会,聚拢了一群工人诗人进行诗朗诵,这是一个怎样的活动?
秦晓宇:差不多拍完前面所有这六位诗人之后,拍了这个读诗会。那个活动也是我们主办的,是中国的工人诗人第一次大规模的云集北京,来进行一次文化的诗歌朗诵会,同时还有一个诗歌学术研讨会,这个本身就是特别值得记录的文化事件。
同时,对我们影片,也有一种结构的意义在。我们的影片大概有三个结构,诗歌是一种结构,从乡村到城市的打工历险是一个结构,还有一个就是诗歌朗诵会。因为片子的难点在于,这六个人的人生没有交集,但任何的戏剧小说电影,人物都是根据正面角色、反面角色,主次人物,根据一些矛盾和情节,扭结在一起,推动着往前走,彼此之间发生着深刻的关系。那如何把这六个人拧在一部作品中,又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我们的尝试。
影视工业网:农民工讨薪的片段,和六个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关联,为什么会插入这一段?
秦晓宇:那也是我们真实拍摄的一个现场,那个记录其实很有意义。那个朗诵,也许只有几句,但那个朗诵我称之为社会朗诵,它打开了诗歌朗诵文化的世界。现在的诗歌朗诵文化大概有三种:一类是所谓的晚会朗诵,主流的文化机构,主流的活动;一类是诗人自娱自乐,还有一类是商业性活动,跟娱乐性或者演唱元素混搭在一起。
诗人自己的朗诵品质最好,但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封闭在一个小世界里,下面坐的不是诗人就是文学爱好者,不同的人上去朗诵,读自个儿的诗,读完就完了,没有任何意义。但农民工讨薪那段是在特别开放的空间里去朗诵,人流穿梭,又通过纪录片的形式将这个朗诵会传递下去,其实是打开了一种,关于诗歌朗诵的一种新方式。
吴飞跃: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欠薪的这个问题非常普遍。是我们拍摄的工人中遇到的问题,正好作品也要表现这样一个主题,正好也拍摄到了这样一个事情。但如何放进来其实是挺麻烦的。讨薪片段中,有一个叫雄壮的90后讨薪者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他也了解我们的来意。我们说这个拍完之后,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放。他说,那肯定是帮不到我们这次讨薪的,但是我觉得做这件事情有价值,你把诗拿过来,我们用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把它朗诵出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命运同路人,在地下通道这几十号人只是一个群体,但外面还有普遍的面临欠薪的问题。我们做的这件事,对于欠薪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有推动的。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自发的朗诵,把它记录下来。
目前片中呈现的人物有男有女,从60后到90后,有常见的纺织工人,也有很少见的操作工,有汉族有彝族。在我们一年的创作周期之前,已经做了很大量的调研工作,在全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了上百位工人诗人,从中选出60几位放到《我的诗篇》这本书里,再选出这十几位拍摄的。最终在后期剪辑阶段再选择这六个,不断缩小包围圈。
影视工业网:摄影的质感很好,也运用到一些mv的剪辑方式,甚至都不像纪录片了。
秦晓宇:在整个创作中,我们给自己设了很多道题,甚至是一些别人根本不会去挑战的题。
首先,我希望能完成一部在中国尽可能播出,让国人看得到的一部有水准的纪录电影。之后也能够拿到国际市场上,让国际的观众从这部片来认识中国,看到来自中国深处的故事,这是创作层面的考虑。
其次,因为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俩创办的大象纪录在做一些纪录片产业化的尝试。而当这样一个选题出现的时候,我们特别的兴奋——总算找到一个很好的作品有可能让我们去挑战一个常规——人们认为纪录片没有观众——那我们能不能够做出一部既好,又能跟观众的对接成功的作品?让一个产业链充分去打通,或者说让它重新建立。
要做到这些,首先,它必须是一部杰作,然后它不应该是一个高冷的杰作,不是我们自娱自乐,做完了之后,觉得很过瘾,就束之高阁的作品。我们希望它是能够见到观众的,同时观众走进影院,也能有一个很愉悦、很特别的观影体验。因为观众传统上理解纪录片,可能制作粗糙,达不到影院标准,觉得在电脑上、电视上就行了。我们拿出足够的投入来做这部记录电影,因为我们很在乎观众坐在影院的时候,看到的感受是怎样的。每时每刻,每剪一刀,我们都在设想观众坐在影院里他的感受。所以其实从形态上来讲,这部纪录电影,跟绝大部分传统的纪录片,形态上很不一样的。很多观众观影完毕后,就有这样的感受,原来纪录片不仅仅是那样的。其实我们相当于给整个市场重新做一次定义,用我们自己的作品和全部积蓄,做这样一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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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工业网:很意外地在你们电影里看到富士康跳楼诗人许立志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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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我们其实没有拍到他,只是拿到了一些影像资料。他是2014年的9月底出事的,他出事之前半年还多,我把他的诗选到《我的诗篇》里,当时和他联系,他的反映挺高兴的。8月份,我请摄制组的一个工作人员跟他联系,邀请他拍摄这部纪录片,他委婉拒绝了。我当时没太在意,因为那时候是为广州纪录片节做提案,要拍摄一版预告片,这个工作任务虽然紧急,但我觉得预告片没拍到没关系,正片再去拍。
许立志是我最早确定的,一定要拍摄的两个诗人之一。一个是他,一个是煤矿工人诗人老井。因为许立志是90后,我们想表现这个新生代的农民工群体,他正好又是富士康这样一个资本全球化世界中最典型的代工厂,一头连接着世界500强,一头连接着所谓的血汗工厂。所以我们特别想拍。他回绝的时候,我没有太当回事,因为我觉得拍摄正片的时候,我可以做通他的思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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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很多工人诗人都不理解,我们费了很多劲。像爆破工人陈年喜,一开始找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在大山里信息不通。后来他的部分拍摄完,我们要拍片头那场非常关键的朗诵会,他可能因为拿不到薪水,就不想来拍摄,在秦岭的大山深处,把手机关机了。周濂有一本书叫《你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这里换句话就是“你怎么可能找到一个不想被你找到的人?”后来我们费劲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他,跟他说完,那时候大雪封山,陈年喜走了18公里来参加。
像许立志,我觉得非常遗憾。他之前想当一个书店售货员,我一直在想,如果他接受了我们的拍摄,这样一个愿望很有可能就实现了,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奢侈的梦。另一方面确实让人特别痛惜,他很有才华,又那么年轻。但反过来讲,在这个影片中,有了许立志自杀这个惨烈的事件,关于中国工人这30多年的艰辛痛苦,才可能有一个特别强有力的点。某种意义上,它代表着生存处境的某种极端性。
虽然我认识立志也不早,但那时候他没有人尽皆知,是他从富士康跳楼以后,很多人才知道他的。这些工人诗人,在我们找到他们之前,都是些默默无闻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但其实他们已经写得很好了。许立志是这本诗集的压轴诗人,当时我很想找一个诗人,让这本书能呈现一个代继的更迭。90后的打工诗人有一些,但写的都很差,发现许立志我是非常喜出望外的。所以那样一个有才华的人,突然就出事了,冲击是很强烈的。后来像立志的诗集《新的一天》,是我们一起众筹出版的。包括有些钱,除了出诗集以外,想给到他的家人。我们还代表他们家跟富士康谈判了好几轮。
拍摄他的家人其实也蛮残酷的,因为你在触碰人家的伤口。但如果一两年之后,事过境迁,你再去到他们家,他们的伤口已经平复了,纪录片的拍摄意义又不大了。所以这个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拍摄到他们的真实状态,这个作为纪录片来讲是有价值的,对社会的价值更大。这是纪录片本身,很难两全的一点。
我说服自己去的原因是,虽然儿子已经死去了,这一点无可挽回,但我可以告诉他们,你的儿子不是生活中的一个失败者,他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是极高的。这样父母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安慰的。所以我们当时也去了,也是为了拍摄。许立志家人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拍摄,他们是同意的。所以这一点,我也特别感谢,因为他们家人都是特别安分守己的良善的中国农民,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虽然也许没有太理解我们的用心,至少同意拍摄了,这个确实是挺难的。
我们现在做的《我的诗篇》是三部曲,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个纵深的拍摄,第二部就叫《我弟弟的诗》,其实拍摄的就是许立志的哥哥,跟他弟弟之间的故事。只不过那个片子不会特别长。
影视工业网:乌鸟鸟去人才市场找工作,然后每个人基本上都发表了一段言论,都很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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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宇:现场抓拍,飞跃(导演)带过去的。就是在现场真实遇见的。不是说我们刻意挑起的话题,乌鸟鸟遇到了那样的人,而有些人机器在后面,就会说一些东西,说的这些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可能你不架这个机器,他们不会扯到这些话题,但是既然这样,他觉得总要说一些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有些人认为,我们找了一些演员。但找演员是违背纪录片基本拍摄原则的,我们不可能这样去做。其实纪录片第一也要讲故事,故事片应该有的一些元素,理论上纪录片都不应该拒绝。但纪录片又有真实,非常能触动人心的这样一种巨大价值。很多的价值,如果说失去了真实性,就没有意义。
影视工业网:会担心,比如说你们架机,影响拍摄者的状态吗?有些人在镜头下不自觉的表演出一些东西。
秦晓宇:这是非常深刻的话题。纪录片自它问世以来,从第一部成熟的长片《北方的纳努克》开始到现在,关于真实性,关于情景还原,关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因为人就是如此微妙的一种东西。你也不能说,机器架在那,就当它不存在,这不太可能。有些情况下,机器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呈现另外一种真实。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话是不会讲的,但突然之间,我们会有一个表达的欲望,这些话可能一直搁在心里,需要一个适当的契机把它激发出来。那这个机子架在那还是很好的。其实不止机器啦,还有摄影师、录音师、灯光师都在那里。
影视工业网:资金源怎么找的?
蔡庆增(制片人):纪录片本身的投资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看投资回报率的话,可能就以往的案例来说,基本上很少有成功的,但是我们想做的是一部,真正有电影品质的纪录片——我们定位为纪录电影,所以我们投资将近400万在创作上面。当时我们比较理想的设想是通过招商模式解决掉资金问题。但在做的过程中没有那么顺利。
但因为这个事情十分值得去做,我们是个小公司,以前做商业纪录片积累了一些现金,包括有天使投资。我们就把公司的钱投到这个项目上,到了中后期,一方面通过预售互联网版权找到爱奇艺。另一方面我们在京东上做众筹创作,当时筹到了1300多人,20几万,这个数字对纪录片众筹来说,真的特别难得;而且参与的人还很多,这些人都还比较纯粹,蛮有情怀的。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带来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结果,有企业看到这个信息,开始主动参与进来,找到我们说很希望来支持每一部纪录片。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它如果看中近期市场效益,可能投纪录片不合适,但是这些企业都是看到纪录片能带来长远的价值效益。
现在回过头来看,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众筹观影其实原理是一样的,资金基本上是我们公司投的,再通过众筹或者说招商的模式完成大部分资金回笼。
影视工业网:众筹观影目前还不是一个主流的模式。
蔡庆增(制片人):对院线来说,大家不敢去拍纪录片,并不是说影院排斥纪录片。对影院来说,要生存,它一定要售票的。如果拍纪录片,卖不出票的话,谁来养它呢?情怀养不了它。所以我也很能理解。如果能帮影院带来观众,其实它是非常愿意一起来做纪录片的。后来我们做了这种模式,通过众筹观影,找到那些想要看这个片子的人,甚至让他变成我们传播的一个点,也就是众筹发起人——你看了这个电影,或者你知道有一部好电影,你很想看它,也很想邀请其他人一起来看它,就做一个众筹。我们做了百城众筹计划,目前通过这种模式,它还有一种社群的概念在里面——陌生的好朋友的概念,大家奔着一部好片子来参与众筹,观影和互动,最终达到价值观的共鸣。
目前我们已经做了200场,通常电影做众筹,是为了宣发。而我们一方面为宣发,一方面想为我们电影找到同路人。这一轮做下去,如果模式可行,效果不错,我们打算做到一千场。等到满一千场之后,我们就能推动影院排片。到那个时候,一方面对影院经理来说,对票房会更有信心;对观众来说,有沉淀下来的口碑做铺垫,也是一个机会。
影视工业网:《我的诗篇》之前已经先后拿了两个奖,听说目标是冲击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在走向奥斯卡这条路上目前有什么规划?
孙欣悦(有我传媒CEO):我们是做国际版权交易的机构,很渴望找到能够有代表性的中国作品,通过平台运作走向国际。正好这个时候,我看了一场《我的诗篇》众筹观影,觉得它能满足这个要求,于是就和《我的诗篇》剧组的各位导演制片人见面,结果一拍即合,决定做这个事情。
这大半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运作整个《我的诗篇》海外计划,也投选了很多国际知名A类电影节,包括戛纳,洛迦诺,华沙,威尼斯,以及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比较幸运的是,我们已经得到威尼斯电影节的官方认可,被邀请参加展映,但竞赛单元的话,还要根据电影节的竞赛评选的时间节点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但我们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去那里做一个展映,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它;我们也知道威尼斯是奥斯卡的风向标,所以通过威尼斯这个平台,也可以对奥斯卡的行为,有一个更促进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会根据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的各项要求,一项一项去满足,比如说10月,我们会确认在美国院线的放映,也会积极寻求更多美国本土的合作,以达到对《我的诗篇》在全球影响力的最大化。这是我们目前的进展。
影视工业网: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份额的占有率实际上仍然很低,从发行上讲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孙欣悦:其实中国电影海外之路还很长,所以我们还要慢慢往前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我的诗篇》这样的电影。
电影节对于中国电影走海外发行是非常主要的渠道,能让别人都知道你。但最终版权价值成交的量,就是钱数,或者是其他衍生的东西,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些运作版权的人的人脉和渠道,以及自身的议价能力来决定。现在中国电影确实也是没什么溢价能力,很庆幸我们可以遇到《我的诗篇》,可以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拔高一点,也可以多赚一点钱。
《我的诗篇》百城众筹观影活动仍在发生中,点击链接了解详情:
https://jinshuju.net/f/o88O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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