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作为作家，唐棣的小说、诗歌、散文、影评等作品在《花城》《诗刊》《天南》《青年文学》《大家》等大型文学刊物上，在诗歌、小说领域，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与文学视角。从2008年开始拍摄了首部电影《湖畔公路》之后接连创作了“故乡三部曲”，今年即将推出第四部长片电影《愤怒河流》。近日，导演唐棣和主演刘铮，就新片《愤怒河流》的相关情况，接受了中国报道网河北频道记者的独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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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中国电影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请问您对当下我国电影有什么看法？
唐棣:我朋友们的答案肯定会出奇一致。而我不那么认为。很多国产片能看出想法，而这类片子的镜头语言有障碍，想法毁于想法。唉，有想看得，看看就行。严肃电影与这类都应该存在，否则会去失去平衡。我常怀疑某些批评者会犯“把奶牛当赛马”的毛病。
记者：中国独立电影每年都有相应的活动，独立电影人越来越多，他们从各个角度反映了很多现实，造成了影响。听说它们面临着很多干预，对这些你有什么看法？
唐棣：对号入座的话，我发现自己不是所谓的“独立电影”。现在，你说的这个概念被滥用了。“独立”，我认为更多指一种创作模式等，而现在它看起来更像是一种与艺术电影，商业片等同的类型。不说看法了，看法容易主观，我做影评人时做下了很多孽。
记者：从2008年秋季开始拍摄第一部电影，你差不多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完成了“故乡三部曲”——《湖畔公路》《变调》和《抵达》。您说过通过“故乡三部曲”作为对消逝的故乡——“马州”的告别纪念，在此之前您的很多散文和小说里多次出现“马州”。“马州”似乎以一个文化符号频繁出现在您的作品中。“故乡三部曲”拍摄完以后，您的文学作品或者电影里还会以“马州”这个不再存在的地方为背景创作吗？
唐棣：拍完“故乡三部曲”最后一部——《抵达》之后，我写了一篇文，“三部曲”的叫法其实不是摆摆样子。我对故乡能说的话再说就多余了。现在，越来越有意识地“忘记”那里。当然，留在文字中的马州可能持久些。马州是我的精神家园。这么说也可以，我今后拍任何地方都会把它变成马州。
记者：写作与电影在你看来有没有区别？还有，你是在想清楚之后在拍摄，还是之前？比如，有的作家是在构思完整之后下笔，有的则有一点想法就开始……听说你是无剧本拍摄对么？
唐棣：我们更应该找到很多事物的相似之处。虽然，这有悖大部分人的兴趣。无剧本更不是模仿谁。你知道么？这个现象很普遍。很多剧本结束在编剧的脑子里。没脑子的导演才会利用别的脑子。我觉得，拍摄中剧本只是一个引子，拍摄前给演员做一个提醒。有点像小字条的意思，这个事现场可以做。如果可以清晰地把所有故事都写出来，我去写小说就行了。为什么去拍？是想通过电影的方式了解自己想要说什么？和别的导演不同的是，我的电影会与文学发生更复杂更隐秘的关系，你懂我意思么？不是只有不同的东西才可以互补。
记者：明白了。那么您的第一部电影《湖畔公路》获得了国际国内多个影展的奖项，有人说艺术家后来的作品很难超出成名作，您对新片《愤怒河流》有什么样的期待？
唐棣：至今，有人说类似话题。你想想啊，为贬低我别的作品而夸奖“湖畔”的人是不是有点愚忠。荣誉是好事，至少对于想做事的人来说。其实，我对“悬疑”就很有期待。别忘了，这可是一个通俗的招数，如何把它拍成自己的——我总是有很多新的理解有待实现。
记者：新的影片《愤怒河流》电影的名字从何而来，是否和一条河流有关？
唐棣：是的，它讲得也不是故事，是关系。我在这里面的几层关系里看到了令人不安的东西……
记者：提到您，人们自然想到“诗电影”《湖畔公路》，那是一部平静的电影。这次是否和您以往的风格有冲突？
唐棣：黑泽明有个电影叫《用心棒》，男主角一直没有名字，人家问他，他见啥就说自己叫啥。这正好说的是我对风格的理解。“能以最少的手段做事的人，就能以最多的手段做事。”我的第一部短片手段太少啦。这次我希望用很多手段上去。做事最重要。
记者：前三部电影演员都是诗人、作家演出，《愤怒河流》演员阵容和以往有区别么？
唐棣：这次是准专业演员，有的则是真实人生与角色十分相似，嗯……没有搞文学的人。我以前是个只读小说的人，太狭窄了。活往往流于共巧，无气质。搞文字的有他们的好处，也有他们的局限。我这次是更想看到一些别的东西。
记者：这部电影的悬疑和惊悚题材是你如何想到的？这样的电影有些镜头的处理势必需要较高的技巧，是否对剧组的摄影技术是一个挑战？
唐棣：拍的都是我的和我了解到的一些朋友的情绪……嗯，是不好的情绪。这点挺自私的。很多镜头要一镜到底，还有很多危险的贴近镜头……试镜头的时间也许令人难以想象，我也是第一次拍如此多动作镜头的东西，并且我对动作以及光影，镜头长短，都是有要求的。我希望拍出来一种不那么动作，至少有我理解的动作戏的特点来。悬疑的部分基本在叙事上，我会用点文学技巧。哈哈，你看它们总是关系复杂的。
记者：您的电影画面看起来单调苍凉，又很少有对白，让我想起费穆的电影《小城之春》，它不被受众看好却有独特的艺术价值。还有瑞典导演英格玛•伯格曼，他善于挖掘人内心复杂的情感，勇于表现沉重的主题。他们都是忠于电影艺术、忠于自己内心的优秀导演。您的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也都是忠于艺术，忠于内心的，但您有没有考虑过在电影创作中向商业电影发展？毕竟象费穆和伯格曼的作品，在他们生前和死后，都不具有票房价值……
唐棣：大家总是错误地把我当成商业片的仇视者。你看我也没那么凶神恶煞。我喜欢简单地为电影工作而已。解释很多次了，电影里也一个生物链，大了说是平衡电影生态，小了说是完成自己的内心。我不做那种伪真实，伪代言……看电影的人多少，对我目前做电影不会造成影响。你相信么？过去四五年了，关于我的一些片子的谈论还有，我每次听到就觉得：这不比票房动人么？对于我这个小地方的人来说，他们只知道我拍故乡。你关于两位老师的话题，可以这么说：价值有很多种体现方式。我认为你说的这一通美言，伯格曼老师和费穆老师在天上听了都会觉得，自己好有价值！我都听见他们会心一笑了。
记者：是的，相比于商业片而言，艺术片更让人记得长久，就像1984年凌风导演拍摄的《边城》，虽然当时票房不佳，但他很自信20年后仍然有人喜欢这部电影。您以前写影评的过程中对哪些人的电影印象深刻？您的创作又是受了哪些影片的影响？
唐棣：看电影成了习惯，当想拍的欲望越来越强，我们做事情的诱因往往又是模糊的。就像我走在一条路上，前方永远比后方清楚。影评人的日子不好过，主观害死人。我现在不写影评，甚至很少写字。太具体化的东西会导致我放不开，我觉得曾经的写作让我不自由。
记者：您曾是签约作家，后来没有续签，而是以每年一部的速度拍电影和进行商业摄影，成立“湖畔公路工作室”，是不是如读者猜测，您在逐步淡出文学界？
唐棣：文学不存在界限。人为什么爱画地为牢？合同制作家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它是一个虚名，对生活没有实际帮助。可能别的地区不是这样。我至今没弄明白，好多人挤着撞着想签约是干嘛。既然觉得价值不大，后来干脆去做了别的。还有，淡出也不存在。我一直没在评论家的视野里，你几乎不会看到关于我的文学评论转载啥的。但不可置疑的是，我有一部分今天提起来也像那么回事的小说。
记者：现在，跨界时髦，而且你十分年轻，也有一些喜欢写作，或者想拍电影的人把你当做榜样，你觉得自己是否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影响？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
唐棣：越来越多的作家朋友拿起摄像机，我能为他们做的只是提供一些经验谈，毕竟我做了五六年。我到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影响了他们。他们不说，我也不能贸然承认。我对他们拍摄的构想与想法没有任何贡献，这一点我很惭愧，他们都是比我优秀的写作者，但我可能说话比较扫兴，镜头（语言）不一定适合每个人的表达，对有的人是开拓，有时也会将想法变得狭窄……前段，我说我是反面教材，我被看成是“写作的叛徒”，我就一点比较强，我还有自知之明。被我影响的人应该都是些不想上学，好逸恶劳的人吧？我成了借口……人家可能没想听我说，你得先问问人家。这和一些媒体定期找我“列书单”一样不靠谱，读书不是自己的事吗？
记者：您对以后的创作有什么规划？文学方面和电影方面。
唐棣：年复一年拍下去，无论自己的片子，还是为他人做片子。通过电影把想法表达出来就够了。我对世界的关心，和我对内心的关心一样。文学不如融入电影里，其实写在纸上成为书籍的不一定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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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演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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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问您怎么认识唐导的？第一次见面，对导演的感觉是什么？后来，有没有改变？
刘铮：当时，导演可能是正为《愤怒河流》挑选演员吧。一次朋友聚会上，里面有我们共同的朋友。现在，想应该是一种必然的缘分。那天，我们聊了很多，最后聊到只剩下我们俩个人，感觉他心思很细腻，好像不是在挑演员，而是在用心结交一位新朋友。后来也没有改变印象。只是惊喜得觉得我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点，正因为这样才使得我们的合作特舒服。
记者：对于“诗性影像”，您是怎么理解的？你们平时交流多么？
刘铮：我刚开始接触到的时候感觉陌生。但在拍摄期间还有与导演的沟通中，慢慢有了些体会，也可以说是心得吧。按照表面意思，也许是以一首诗或一个引子为开端，用电影影像的流动性延续性而呈现出来。一首诗或者一种情感的抒发，背后必然蕴藏着巨大的背景跟深刻的含义，靠语言，文字的力量不能完完全全表达，可能导演看中了电影的特殊表现性。我们平时的交流很多，基本上除了各自的事情外都会在一起谈电影，谈生活，谈理想。
记者：唐棣的电影和小说一样，不是愉悦大众的，只有心灵相通的人才能读懂、看懂，进而喜欢上这些作品。您理解唐棣以及他的作品到什么程度？
刘铮：可以说，在生活上我们是好哥们儿，在拍摄时我们是好搭档，都会给予对方意见与鼓励。甚至，电影在拍摄遇到困难时还会擦出各种火花。导演的小说我没看过，我对于阅读没有太多热情。唐导的影像作品我都看过，刚开始不能看懂，看不下去，后来也是在慢慢接触中体会，导演的作品不仅是在呈现一个剧情，一个故事，而是用“镜头”“思想”还有“心”三点一线的方式来呈现出某一种背后的含义。
记者：对于一部没有多少对白，又要挖掘人内心的作品，您是如何去理解您所扮演的觉色？
刘铮：如果，语言表达出来的情绪不到位，恰恰会影响到电影的剧情发展，或者说影响本身所蕴藏的内容。我的角色是一个具有潜在能量的人物，即便是情感的爆发也是随着内心的活动而表现，因此拍摄期间也会给自己设计一些潜在台词，来带领我进入角色所需要的情绪。其实这种内心戏多过台词的拍摄方式很过瘾，有时会有很多让自己意外的发挥。
记者：据说，《愤怒河流》要做一个原声，听说片尾曲是您演唱的。关于全片的音乐，您有什么想法？
刘铮：这是本部电影的另外一个亮点，导演把这么重要的部分交给我，我也在为自己加油鼓劲儿。对于全片的原声，我们不会按照常理出牌，对于音乐配器上会有一些新的尝试。现在除了拍戏以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反复看素材，寻找这部电影原声的引子。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可能会尝试多种歌曲形式，不出意外应该是我与本部电影女主角合唱。当然，主要还是看哪种形式的歌符合电影。
记者：请问您之前有什么作品？作为一个音乐人，抛开电影原声，对音乐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呢？您从小喜欢音乐么？可以列举一些对您有影响的音乐吗？
刘铮：每年，都会写一首歌来记录下当时的感觉。“音乐人”这个称谓太大，不敢当。其实，我对于音乐的启蒙来源于我的母亲，我没有出生，父母就很努力的帮我准备了一件庞然大物——钢琴。当时是在父母的“带领”下去学，完全没兴趣。当我自己真正喜欢上音乐时，就有点后悔当初。我热爱音乐，喜欢听我认为好听的歌，也想未来的某一天，我的作品能被同样喜欢音乐的人听到。比如，写歌对于我来说是一种随性的状态，感动自己最重要。我听得很杂。让我马上就说出一首，我会选择劳弗兰和莎莉两位音乐家的作品“Secret
Garden”，这曲子触及到了我内心。
记者：请问在拍摄过程中导演会教戏么？他在拍摄现场的状态如何？我指的是兴奋，还是沉默……
刘铮：拍摄前期，导演会告诉我此场景所要表现的内容，在此场景中我所饰演的角色应该是哪一种状态，说的很详细。我觉得不属于教，而是在向我传达拍摄时应该注意到的地方。导演对于演员没有过多限制，他会让演员本身有所发挥，而非要求你要怎样演，除了规定的人物性格，场景内容，我在拍摄期间对于角色的创作会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平时，我觉得导演一直会很兴奋地与我交谈，尤其每次谈论电影，摄影，谈论《愤怒河流》时，都会是一个相当兴奋的状态。有时候，我也会被这种兴奋所感染。很感谢导演能带给我、带给剧组这种感染力。
记者：拍摄过程中，有什么记忆深刻，或者说，有意思的事情么？
刘铮：呵呵，看到这个问题，我想说先让我偷偷的笑一会儿，太多了。每一场都会有“奇迹”发生。比如，在一次拍摄动作场面的时候，我需要从上面滚下来，然后回身去拿“神秘箱子”。插一句，导演的敬业精神实在让我佩服。在拍第三条补拍特写镜头的时候，当我滚下来准备起身，那时我就感觉这次跟导演的距离太近了，难道他为了抓拍一瞬间的特写而带着机子冲进了“危险地带”？但他没有喊停，完成了这一条，当导演喊停，我休息片刻转头一看，他带着胳膊上那一大片红色印记，缓缓的向我走来。现在，回忆我脚冲出去的方向正是导演所在位置，后来他说如果当时自己不够灵敏的话，我那一脚就踹在他脸上了。像这样记忆深刻、有意思的事情在拍摄时还有很多，今后，导演是不是会剪辑一个拍摄花絮？
记者：我们期待着剪出一个拍摄花絮供大家欣赏。问题回到音乐部分，您觉得音乐对于这个电影起到什么作用，导演似乎提出过很多对电影声音部分的理解，我觉得它本质上似乎更接近自然，而音乐有种手工的痕迹……
刘铮：可以这么说吧，音乐对于电影的作用还是因情况而定，并非所有的电影都需要有音乐的衬托，有些电影甚至不需要有大量的音乐，而是需要那种静静的状态，或者用台词来带领气氛，那就需要演员的功底了，比如电影《梦想照进现实》，片子中就没有大量的音乐，仅仅用语言的魅力来带领整部电影的节奏，片尾曲还是相当不错的。除了少数以外的电影，音乐与电影还是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音乐最本身的魅力也来源于自然，如果能做到采集现场声音的部分，那就是最好的原声，比如火车驶过，流水声，汽车鸣笛等，但有些场景还是需要做一些声音来突显气氛……
记者：假如，我在这里想让您对导演说一句话，您最想说什么？
刘铮：最希望的是导演保重，虽然电影属于大家，但你是《愤怒河流》的灵魂，是一个提供给我们态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