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制片人安迪·沃霍尔：给予影片意外性6点建议

安迪·沃霍尔,20世纪技术界最有名的艺术家之一，是波普艺术的领袖人物，同时，他作为电影制作人，他创造出了一个不适用于黄金时代的个性，却把握了一个持续存在的黄金时间。

沃霍尔制作电影的方式非常另类，他的电影作品执导了一批局外人，被交替视为他自己“工厂”（他的工作室）的世界巨星。在那儿，沃霍尔的绘画作品创造出了“原始的”、有光泽的和批量生产出的作品。比如，大家都熟悉的且恶名昭著的“坎贝尔浓汤罐”广告。他的影片很原始，故意不修饰，经常不带任何事件的剪辑，这些手法都挑战了电影工业固有的制造本性。

无论你对两组影像并列放映的《切尔西女郎》（Chelsea Girls）感到新鲜，还是对《帝国大厦》（Empire）的超级想法嗤之以鼻，沃霍尔的影片捕捉到的是一个独特的地点和时间。影片里不受约束的自我表达才是王牌，甚至全片都可以是一个意外发生的事件。

那么他的这种意外性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位跨行制片人给出了以下几点宝贵的建议：

1.   在可估值的概念之外

沃霍尔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扮演流行艺术家的角色已经很久了，但像很多其他艺术家一样，他反对贴标签。在事件或者活动中，他认为文化作家和评论家错误地抨击了他（实际上他构思的场景里，他也是这个场景中的一部分），因为他看到了文化高低贵贱的相似之处。对他来说，品牌文化的班克斯式的批评要低于作为一名消费者实践的艺术文化的社会学研究：在博物馆里放置一副绘画作品，销售上万美金。就像作品“可口可乐”，展示了高雅艺术在许多方面来讲，就是属于商业广告的一部分。沃霍尔做的就是瓦解空间，这些文化主题的每一个都是典型到有代表性。这就是为什么沃霍尔认为他的艺术工作室是“工厂”的原因。即使当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外面的观察者看来就是穷困潦倒的生活方式：艺术家们和广告商们每一个都是文化的生产者。

当提到艺术时，不会感到惊讶的是，沃霍尔有点像唯物主义者。当然，沃霍尔正在同样履行着公正无私，在整个二十世纪60年代，他经常会在采访中受到影响，但是他透露的都是不怎么重要的内容：材料内容都是相对共享的，只有我们指定给他的“好或坏、高或低”的标准是在事实之后被构建出来的。在这个意识下，所有的影片实质上都是优良的，是通过“适用于电影的某些事”而存在的，是作为任意一部沃霍尔影片的恰当的总结。

2.   电影比真实性本身感觉更真实

“在我拍摄之前，我经常觉得自己并不是整个人都在那——或者说，我经常怀疑我在看电视而不是在过生活。人们有时候说，在电影里发生的事情是不真实的。但实际上，当事情真的发生在你身上时，那种感觉就像在看电视——你没有任何感觉。是的，当我曾经或者正在拍摄时，我知道我正在看电视。虽然频道切换，但还是在看电视。”

在《安迪沃霍尔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Andy Warhol）一书中，这位多媒体艺术家详细阐述了，在1968年他被维米莉·索拉娜丝（Valerie Solanas）枪杀的超现实主义的经验（就像很多电影源于沃霍尔的生活一样，这个事件随后也被改编成一部电影）。他曾经在一次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Hitchcock）的访谈中描述过这个故事。在电影和电视里，甚至是在惊恐的那一刹那间，事件看上去多少还算清楚的、坦率的和凭借良心处理的。就像“真实性”这个关键词本身一样，至少是我们所能接受的，只不过很多真实生活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罢了。真实的生活是令人迷惑和混乱的，即使一个人没有被子弹撵上；相比较而言，电影看起来则会真实的深刻且诡异。

贯穿于沃霍尔的影片中，这个逻辑论证看起来是存在的。一方面，像《沉睡》（Sleep）和《帝国大厦》（Empire）这样的影片，对于一个几乎算荒谬的程度来说，看起来还是可控和规矩的：随着我们逐渐承认“真实的”事务的存在，真实本身就是存在的。但是通过拖延和经历，通过我们自己眼见的一些事情，我们很少会耗费太多注意力在上面。真实性的感觉可以转化为一段时间来量化。反之，像《口交》（Blow Job）和《切尔西女郎》（Chelsea Girls），给影片带来的是一些不确定性和迷惑。在整部《口交》中，以及部分《切尔西女郎》片段中，如果我们正在看我们所想的，我们或许就能看到，而这点是我们从来不确定的。

3. 观看与学习

“在我早期的影片中，实际上，我尝试做的事情是展示了人们怎样才能遇到别人，他们能做什么，以及他们彼此间能交谈什么。这就是全部的构思：两个人渐渐彼此熟识起来。然后，当你看到了纯粹的简洁，你就学习了影片展现的所有部分。那些电影展示给你的，是一些人对别人如何采取行动和反应，很像真实的社会学中的“举例子”。它们更像纪录片，如果你觉得能适用于你，这就是一个范例；如果不适用于你，至少这还是部纪录片……。”

毫无疑问的是，沃霍尔的影片都参与并捕捉到了一种“场景”，特别是1960年代的纽约市。随着忍耐力不断受到挑战（像观看《沉睡》和《帝国大厦》一样），沃霍尔完全被洞察力所迫使。在采访中，他经常拒绝别人称呼他为“导演”，还宣称他从观众那里得到了“冲击力”，并且是这些观众而不是他自己执导了影片。虽然他确实有一个愿景，但是沃霍尔式的纪录片比口述更接近于电影形式，或许《切尔西女郎》可以作为一个最好的印证。

4.   不要执导简·方达

但是严肃地说，事实上坎蒂·妲玲（CandyDarling）在沃霍尔的影片中（不是简·方达）是根本元素：他的作品时常伴随着名望探索着并实验着。一个“地下超级明星”的表面上的矛盾指向的事实是，名望是一个通过媒体描述和诠释来应用于人类的门类。这甚至不得不与金钱联系起来。媒体是传播名望的移动力量，所以“任何人”都能是一个“十五分钟”的超级明星。所以，是的，执导演员是件重要的事情。

5. 奉献整个周末

“看到了吧，这些事情我都要做。我正在制作这部约25小时时长，名叫《后来》（Since）的长片。所以你可以看到，我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且我真的很想在这周末就完成。”

这段引言不得不穿插在一次从未发生过的采访中。在沃霍尔作为一名电影评论家的早年生涯中，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安排了一次关于沃霍尔的采访，讨论他的地下影片。沃霍尔忘记了，并且用上述引言作为他给埃伯特的借口。

对于电影制作来说，什么是自由的、随心所欲的方法，特别在电子时代来临前，考虑到的这种方法是可行的。大约50年以后，我们用最低限度的努力，都能成为沃霍尔。这不恰恰是他的重点所在吗？

6. 我们能学到的：制作“差劲的”电影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导演曾经制作过或者将要制作更差劲的影片。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总结来概括全篇。但我觉得美国艺术基金会主席德纳·乔伊亚（Dana Gioia）对电影制作人的“警示”，算是对沃霍尔电影作品的不错的总结。

无论安迪·沃霍尔的影片是“好”还是“不好”，“有趣”还是“无趣”，“理解”还是“不理解”，这都不重要。就像我们理解的任何事情一样，沃霍尔其实从不打算制作我们所理解的标准电影。对于沃霍尔来说，电影仅仅是贯穿于他全部生命和职业生涯中的一种给予。不谈他电影制作人的身份，他的绘画作品伴随着电影显示了某种痴迷和执着。他的晚年生活和职业生涯对电影制作人来说证明了具有持续的吸引力，而且在他死后的三十年，我们仍然能制作关于安迪·沃霍尔的电影。通过后现代的文化和多种方式——从15分钟到卢·里德（Lou Reed）的遗产，我们看到了安迪·沃霍尔的较大的影响力。

沃霍尔的电影好与坏众说纷纭，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如何让大众化的电影制作充满自己的风格，充满意外性，如何随心随欲地去自由制作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