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鹏的《缝纫机乐队》除了努力，品质也值得肯定

《缝纫机乐队》是继《煎饼侠》之后大鹏的第二部院线电影，从这几年的影视产业现象可以窥见，喜剧电影始终是市场的卖座常客。对于大鹏来说，“喜剧”已经成为了自身标签的一部分，不管是他的《屌丝男士》系列，还是他导演、监制、主演的一系列作品，几乎全是喜剧。



国产影史票房前10名，有8部是喜剧片，喜剧片也是被行业最被看好的制作类型。在之前国产喜剧基本只有几种类别：最老牌的是冯小刚和葛优开创的京味调侃喜剧；宁浩、徐峥、黄渤、束焕等人开创的公路喜剧；最被观众所熟知，奉为经典的就是周星驰和王晶为代表的港式无厘头喜剧；还有在剧作方面称霸收视的本山传媒：农村喜剧。随着《羞羞的铁拳》的票房称霸，开心麻花的爆笑喜剧也开始逐渐地显现出风格。大鹏是否开创出一种新的喜剧风格呢？可能因为大鹏是演员的原因，我们常常忘记这才是他执导的第二部电影，他的电影创作之路也是刚刚开始。



外皮是音乐，内核是喜剧，诉求是理想

《缝纫机乐队》从创作本质上来说，音乐只是元素，喜剧才是它的本质，而理想和情怀是它表达的诉求。从创作规律的角度来看，以理想为诉求的故事模版逃不出：正义战胜邪恶，主角抱得美人归，实现理想、得到救赎，这几种设定。而对于创作人员来讲，好电影从来不在于题材有多独特，如何讲好这个故事更为重要——减少模版痕迹，让故事足够欢乐，在剧情、人物以及台词的设定上冠以自己的喜剧风格，让本来大同小异的东西耳目一新。

对于喜剧而言，要有清晰的故事线，鲜明的人物设定，浓厚的喜剧氛围。《缝纫机乐队》讲述的是小镇集安，一群生活在小镇做着普通工作的普通人因为摇滚梦想聚在一起，组建乐队，办演出拯救大吉他。在人物设定上乔杉饰演的主人胡亮，因为热爱摇滚，为自己的家乡集安是“摇滚之城”而骄傲。为了守住这份骄傲，胡亮花下重金聘请了大鹏饰演的乐队经纪人程宫来帮助自己，让政府看到摇滚并没有死去。故事听起来非常热血，从剧作结构看这是经典的三幕剧，而电影叙事详略的选择就变得更为重要。



《缝纫机乐队》的故事难点在于如何把控简单和复杂之间的平衡度。故事的走向要明确单纯，因为人物众，还需要把每个人物的外部环境和内心变化交代清楚。并且为了故事的精彩度，主题事件和人物命运的波折也要具备。而故事的表达元素是关于摇滚乐，所以还要给语言包袱和音乐段落发挥空间，所以表达效率对于这部电影很重要。

这就考验叙事者对于故事节奏和叙事详略选择的整体把握，在这两点上，《缝纫机乐队》把控得非常好，电台的“捣乱”报警引起电击炸药引出了丽丽的出现就是对主线叙述和人物交代的顺畅设计。关于乐队的成员，用电影里的台词说：“喝大酒的喝大酒，面壁的面壁，未成年的未成年，还有个脑血栓。”而就是这些看似奇葩的人物，为故事带来了副线的发展，丰富了整个故事的看点。也因为不同的年龄、三观和阅历形成了不同的喜剧效果的冲突。人物的存在充满了动机，即满足了功能性，也丰富了故事的可看度。



工业化的制作流程，分拍镜头巧妙伪装

《缝纫机乐队》后期制作时间只有3个月，对于一部这样制作规模的电影来说，时间并不是很充裕。所以《缝纫机乐队》在制作上选择把大量的后期制作前置化。剧组在拍摄现场配备了现场剪辑，完成的素材第一时间就交给现场剪辑剪出小样，然后DIT场检查所有的素材并同时拷贝素材。而现场的摄影师则使用了相对主流的Log C-Rec709的方式给导演监看，使效率更高。摄影组也会在每天收工之前研究第二天的拍摄内容，了解导演的想法。

拍摄现场的工作状态其实跟演员的表演方式有很直接的关系。对《缝纫机乐队》来说最难的是需要不间断地表演——六七个演员同时出境，有些场次的戏份剧本多达两页，所以没法设计好每一个起幅和落幅。有些东西是在排练或者分解拍摄的时候得不到的，所以摄影组还必须“抓”到那些即兴发挥的精彩瞬间，因此双机的使用率也非常高。此外，还有很多运动镜头，剧组选用了ALEXA Mini配备Movi M15，因为机身小巧，所以摄影机位可以灵活多变，拍摄起来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电影里的场景，大约60%到70%是搭景，有三成左右是实景拍摄。在北京搭建了集安的修理厂部分，包括街道也是在北京昌平的废旧工厂里搭的。其中比较重要的场景就是大吉他。

大吉他在集安这个城市中是一个“精神支柱”，他是城市精神的象征，在造型塑造上也是经过多种方案，像美式的色彩感，或者一些特有的社会主义造型的气质，但最后为了突出厚重感，所以最终选择了朴实、单纯的吉他形象。在建造大吉他的时候，为了保障安全，剧组选择了使用混凝土和骨架，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拆除的苦难，最终花了三天的时间，才把它从一个完整的巨型城市雕塑，变成一个废墟，来达到“迟暮的英雄”的设定。



大吉他下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应该是电影最难拍的部分。因为演员档期的问题，这部分的镜头需要在北京和集安两个地方进行拍摄，而想要完美地衔接起整个镜头，就要求摄影组必须完美复制好那场大戏的光效。

这场戏前后总共拍摄了8天，剧组召集了5000多名当地群众来充当群演，上百架架子鼓和其他乐器的合奏。这个大场面想要协同起来，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这5000人不是只站着不动，他们还需要跟演员一起表演，谈何容易？如果拍砸了，就前功尽弃。最后剧组选择的这样的拍摄方案——抛弃了修饰光源，而选择了粗犷的工地用灯，让照明工具合理地放进画面。最终如电影所见，灯被设计成了原本就有的工地用灯，营造出了一种演出现场的感觉，效果很好。



除了搞笑，更多的是“大鹏态度”

在《煎饼侠》之后，大鹏也是“有意地”和冯小刚、王家卫、徐克等众多优秀导演合作，在采访中他也谈到：“我频繁地接触了这些经典华语电影的导演，他们对我都挺有帮助。跟他们的合作，也是帮助《缝纫机乐队》相比前作有进步的一个基础。这些进步不是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什么具体的技巧，而是从中找出一种属于自己的创作方法。他们的作品都不松懈。有一些我们通俗意义上的烂片总是千疮百孔——这儿的美术差点、那儿的摄影不太好。其实这就是每场戏之间的缝隙，累积成全片的长度时，就是一个个大窟窿。在《缝纫机乐队》里，我尽可能地去减少这样的遗憾。能力当然有高低之分，但是态度这件事不能有区别。甚至当你知道自己的能力有所欠缺时，态度要更积极才行。”在《煎饼侠》里大鹏请来了诸多的演员，而这次《缝纫机乐队》则请来了中国摇滚界的“半壁江山”，这些也可以从侧面体会到音乐前辈们对于大鹏态度的认可。而肯拼、好学，也是这次《缝纫机乐队》在口碑上能够坚挺的原因。



在影像风格上，《缝纫机乐队》最主要的是如何表现“音乐”的形式。而大鹏最终选定的影像风格是相对写实，影调比较明快的风格。而《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的场景从地域上划分为两个城市，一个是集安，一个是北京。环境是人物内心的外化，程宫和胡亮对应了这两个城市不同的视觉符号。北京在这个故事中承载了 “现实”，所以它被处理成一座冰冷、灰色的城市，充满冷漠和无趣的“现实”生活状态；而集安要被塑造成一座“理想化身”的城市，充满活力与无限可能，为了让它更有烟火气，在视觉呈现上更具有跳跃性，色彩更加活泼，在影像上也做了颜色的处理，主要体现在几个部分：二十年前破吉他乐队比较怀旧、复古的风格；二十年后，在北京的部分做了相对比较多的冷色调处理来表现城市的压迫感，没有太多的色彩元素；反倒是集安部分，它是一个实现理想的地方，这部分的颜色就非常的丰富。大吉他被商业楼盘替代是一条重要的剧情线索，它暗示着集安这个彩色小镇正在向钢铁森林靠拢，理想正在被现实吞没。电影在剧作上、美术上、人物心理甚至搞笑包袱上大鹏都紧紧抓着这一条线，最终汇聚成了他独有的电影风格。

除了创作，大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宣传方面的创意。《煎饼侠》上映时大鹏跑了31座城市的路演，他的这种拼劲，也打开了中国电影路演的形式。这次《缝纫机乐队》他带来了更有创意的执行，为《悟空传》献唱了主题曲，也把乐队带上了《中国有嘻哈》。大鹏的“逆袭”之路教会现在年轻人很重要的一点：若想在这个行业里突出重围，要敢于突破当下所局囿的界限，很多人也因此闯出了一片天。

当然，《缝纫机乐队》并不是一部满分电影，尚有诸多进步的空间，但是这并不妨碍为大鹏和他的“缝纫机”点赞。任何类型的电影、任何风格表达，都需要“步步走稳，慢慢摸索”地前进，至少，《缝纫机乐队》是真的在用心创作，在这个浮躁的时代，这才是最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