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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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访亲探友，一众亲戚今天去你家，明天去他家，因为原来都是一处的人，只是之后才相继安家在郑州，所以年饭都是相同的几样，腊肉炖萝卜，醋拌牛肉，调松花蛋，收尾是酒酿蛋。虽然春节是辞旧迎新，节日的意义也在于人为的划出时间流逝的痕迹，然而同样的饭菜连续吃了近一个星期后，却生“因循不觉韶光换”之惑，我想，其实人是希望自己生活的某些方面是在重复的轨迹之中的，大概是为了在另一些事上的巨大变动中获得承受的力量。
亲戚中自然有些小朋友，人手一支手机，进门便问wifi密码，躲在烟雾的后面紧盯着屏幕，领完红包继续盯着屏幕---他们是真正的“电子一代”。尽管我也是所谓的“90后”，按照现在的观点，必然也是“电子一代”，不过人生中的第一支手机和第一台电脑，却是在高考之后，在对于知识和外界充满好奇的青春期，我是通过淘碟和“读闲书”来认知这个世界的。张爱玲在《童言无忌》里说，“我们对于的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第二轮的，借助于人为的戏剧，因此在生活与生活的戏剧化之间很难划界。”这，大概就是我的体验。
《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这样一部对我影响很深的纪录片。
每个对中国艾滋病史稍有了解的人来说，“河南上蔡文楼村”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90年代初，因为收入低薄，这里的村民时常卖血求生，一些“血头”和“血霸”看准这个生意，建立了大规模的违规操作的采血站，为了压缩成本，本应一次性的针头被反复使用，那时人们对于艾滋病还缺乏了解，更不用提它的传播方式，但它已经像幽灵一样，通过这些多次使用的针头，扭转了村民之后的命运。
《好死不如赖活着》，就是记录了文楼村的马深义一家五口的生活，或者说，生存。他和妻子雷妹（是的，没有全名）的染病原因和其他村民如出一辙，三个孩子中，仅大女儿逃过此劫。既使到了现在，艾滋病已经可以用药物进行控制，患病者可以免费领取这些药物，但它轻巧却又危险至极的传播方式，仍然让人对病毒携带者心生恐惧，而在彼时，这种恐惧还会夹杂着厌恶的情绪，使病人难逃被污名化的处境，没有人会同情他们，而他们却还要活着，出于各种理由，比如马深义，为了年幼的孩子，为了先发病已经瘫痪在床的妻子。
导演陈为军的镜头进入这个徒剩四壁的家，雷妹躺在大箩筐里叫喊着，这时病毒已经扩散到她的全身，使得她一会哭一会笑。看见大箩筐的时候我有些失神，同样作为河南人的我，对这个东西是很熟悉的，它是用来晾晒食物的，比如萝卜条，面粉等等，因为是用竹子编制的，质地就像夏天时用的凉席，所以也在夏天的晚上，放在院子里用来乘凉，是一种临时的床。在纪录片中，雷妹似乎从来没有睡在正式的床上，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她已经丧失了行走的能力，为了方便去卫生所输液，马深义把她放在一辆架子车上——一种用来拉粮食用的两轮平板车，是农户家里唯一也是必备的运输车，在后来，雷妹睡在稻草铺成的地铺上，然后是土里。
对于同样患病的马深义和二女儿和小儿子来说，这也许就是他们未来所要经历的，只是两个孩子还太年幼，而“死亡”是个太过于难理解的词汇，马深义半天才缓过来“受罪啊！”“听人家说，携带这个病的小孩，只能活到4岁”。
下过雪后的华北平原看不出天和地的分别，马深义去给雷妹上坟，唱起了曲剧《张产儿》：
“张产儿，想当年你娘生下了你，生下儿三天就身染病疾。
吃药无效你娘死去，撇下了小奴才你还在月子里。
为把儿来养大，我不少给人磕头又作揖，求邻居为儿喂口饭，求亲戚为儿做件衣。
为了儿不受屈，我学会做饭又做衣，又当爹又当娘并非容易，才把你养大成人。”
雷妹去世的时候眼睛一直闭不上，孩子和父母是她最大的牵挂，然而对此时的马深义来说，他也许很羡慕妻子，毕竟死亡对于他来说，有一个看上去很美好的意义：解脱。
这让我想起另外两件事。
12岁的暑假，我是和同族的大伯一起度过的，暑假很长，从六月初到九月初，足足放了三个月，村里的大伯和大妈也过来郑州看我们，几天之后才知道，是来看病的——大伯在县医院确诊是肝癌晚期，而我家即在省会，又临近医院。在医院里大伯再次被确诊，医生建议住院，但到底是没有去，还是回到家里，他每天按时吃药，整个夏天他都在卧室里或坐或卧，这也许是他第一个不同干活只是躺在空调房的睡觉的夏天。大伯一家是我们村里的种地能手，率先用塑料大棚，开着村里的第一辆“东风牌”柴油三轮车运着一趟又一趟的草莓番茄去县城的集市上，而我常偷吃他家的早熟的草莓。夏天漫长而无聊，大伯有时会出门去城里的公园散步，大妈回了乡下娘家，请了一个据说很灵的神医的“神水”，装在2.5L的淡绿色雪碧瓶子里，带回郑州，没过几天，就带着大伯回了家，在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传来消息说大伯去世了，我们开车回乡，丧事已经在办理，庭院当中停着一口黑漆漆的棺木，吃完中午饭，就下葬了，埋在大伯生前种熟菜的地方。
大人们在聊天，爷爷说：“刚来郑州时一顿能吃一只烧鸡，一点也看不出他病了。”
后来我查到，肝癌晚期的症状是：
肝区疼痛最常见，约占60%。突然发生的剧烈疼痛和腹膜刺激征常提示癌结节包膜下出血或向腹腔破溃。约30%患者有消瘦、乏力、黄疸、发热，严重者可出现恶病质。消化道症状也比较常见，如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腹泻等。如果发生转移，可有低血糖症、红细胞增多症、类白血病反应、高钙血症及转移灶相关症状。
同样的一种死亡，我已记不清它是发生在我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是我家的邻居，姓张同时也是我小学的老师，他自幼患有小儿麻痹症，加上家裡三个兄弟，父亲早逝，就没有结婚，和母亲一起生活，是村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得的是尿毒症，好像刚查出来时并非晚期，同样的，他也没有选择治疗，而是跟我那位大伯一样，在家“养病”，偶尔去县医院拿点药。
很多人络绎不绝的从远近跑过来看他，有时候陪他打一个下午的牌，其中还颇有一些女的——这在观念还比较闭塞的农村可以算是不常见的情况，约莫过了半年，他快要死了，被送到医院，他依然不肯治疗，遗嘱是将眼角膜买了，钱给自己的母亲；火葬，省一个棺材钱。眼角膜没有捐成，但他到底成为我们村第一个火葬的人。有一次清明回家，我看见比以前更矮的张国全的母亲，正在给蚕豆除草，我记得小学时，老师把原来校园裡种花的地方改种一些青菜，张老师也分到一份，他种的，就是蚕豆，蚕豆成熟时，他摘了用一个布袋装好，带回去，给母亲煮粥用。
和雷妹一样，他们死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影响很大，《南方人物周刊》从2004年起，每年回访这一家人，小儿子已经变成了小伙子，大女儿也结了婚，二女儿去打工了，马深义再婚，去广州当了一段摩的师傅后，他又回到了文楼，因为担心儿子。报道上称马深义是“英雄父亲”，在采访里，马自己说：“一直在快乐的等死”。
然而在该纪录片导演却说，“三更半夜，马深义会突然给我打电话: 老陈哥，我只想跟你说几句话，我心里不得劲儿……”
我相信两者其实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