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远逝的岁月——关于中国第一部县城题材残酷青春独立电影《七月》的创作感想

作者：刘华锋   现场制片/外联

图片拍摄：徐奥/王欢/徐倩倩/朱云

缘起

2012年，在世人所称的末日之年，我仍一如既往地在追寻内心的方向。

在一次360度的大转折后，我从格子间的办公室逃离出来，混入颇为流行的创意产业，隐居于杭州郊外的山谷中。从此，沉醉于青山翠谷中，流连在艺术感染中。一次机缘巧合，和老乡——纪录片导演陶华侨相识，被其坚韧的创作与探求精神所感，遂萌生接触影像的念头。
在观赏其代表作品《罗汉》之后，我相信真实的残酷是可以通过摄影机来加以美化提升的。陶华侨告诉我：这部作片取得一定的肯定之后，他并没有丝毫的放松和喜悦，反而越来越意识到，创作之途只是个开端。在这种意念的催促下，他计划开始构思一部长片剧作。

他表示，在多年的学习创作过程，那些大师不断地为其输送营养和信念，也这样告诫我：取景器不仅应该是真实生活的见证者，更应是自我反观的一面镜子，是人类净化心理、提升美感、改良社会的有力武器。就我而言，这种崇高的使命感，令我感觉到艺术本真的力量所在还有对人性弱点的拷问。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同样带有这样的情结，它或许源于我的成长经历所带来的文化沉淀，更多层面，也是我内心情感的基因使然。

筹备：

于是，作为一名影像爱好者，我凭着一股热情和参与意识，加入了这部电影的创作。通过在中国美院发动的宣传，我们吸收了各专业的电影爱好者，组建了一个人数为10人的筹备小组，在一间向校方借用的教室开展了前期的筹备工作。为了使团队对电影的理解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认知，我们每星期组织三场电影观摩会，主要以几个大师为重点播放对象，其中包括塔可夫斯基、阿莫多瓦、马丁-斯科塞斯、科恩兄弟、蔡明亮、侯孝贤、小津安二郎、北野武等。通过观摩会，扩大了我们对电影风格、叙事手法、角色设定、灯光布置等方面的认知，积累了较为翔实的观影经验。在每一次交流讨论的过程中，关于影像的本质及种种隐藏其中的故事，加深了我们对于电影创作的认知。

团队的组建，也充满了故事性。在所有成员中，每个人参与的出发点都有所不同：个人兴趣、生活体验、暑期实践、为以后的专业选择进行前期实验，但有一条是不可忽视的，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参与热情和对影像的学习渴望。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无论是态度和行为上，我们每次的活动都活跃异常，都在这个过程中对影像的认识逐渐有了切身的体会。独立电影的开放姿态，是一种无可替代的本性，它一方面给予参与者自由，另一方面，又向商业电影表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关于电影，有一个较为流行的说法，它的成败一半归于演员的表演。因此，演员的选拔也成为我们筹备工作的重头戏。根据影片人物的性格特征，我们通过海报、走访、定点观察等开始较大范围内的搜寻工作。在美院附中，一对女学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经过沟通，她们对此兴趣很大，我们为其进行了试镜和讲戏，初步确定她们作为主要演员，并以此制作了招募海报，还为我们这部影片暂定名为《七月》。通过附中这条线索，我们又陆续选中了几个男生作为候选对象。但事情曲折，其中的部分同学，因为家长、暑期旅行等原因无法参演。不得已，考虑到表演的专业性，我们又去了浙江传媒学院进行物色。其中有个小插曲：张贴海报时与校方保安队还发生了一次肢体冲突，有点戏剧化地呈现出一种与世俗间的冲突。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得以有个机会，向这类的专业院校进行电影概念的普及和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电影作为社会呈现者的使命所在。最后，我们也初步确定了几个名额，其中大多数人对独立电影的概念并不明确，他们非常关心酬劳一事和戏份的艰难程度，都是直接涉及自身利益的问题。

电影的诸多讨论


经过近一个月的观摩讨论，导演对于这部影片风格的想法是：延续之前纪录片《罗汉》一贯性：在地化的真实、中国县城生态、长镜头的运用，当然还有独立性。它的主题，含有青春期的所有元素——性、暴力、群体认同感。它无意于以这些来哗众取宠，只是想以此呈现某种最平常的真实性。
而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在地化。由此，我们决定回到内陆小县城——都昌——鄱阳湖畔的县城。这个县，即无重要名人，也无经济上的成就，只有一个可以标榜的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当然还有发生在这片水域内的著名战役——朱元璋大战陈友谅。除此之外，它是广大中国最为普通的一个县城。选择此地，一是因为它符合中国最为典型的县城状态特征，二是在此可以发动最为广泛的社会资源来参与创作。

关于编剧

剧本的创作由陶华侨进行，“这个故事，其实多年来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也曾有过印象。艺术是生活的浓缩与升华，我也认同这样的阐述。少年时期沉浸于文学世界的经历，使我保存了一种写作的冲动。而多变曲折的青年成长史令我积累了繁杂多重的生活素材。”陶回忆起他在成长期的过往岁月时如是说。虽然我并没有同样的社会生活群体环境与氛围，但这种情结我是能得以感受到的。
该片的创作，我的理解是，某种程度上是陶对于过往岁月的追忆与提炼，并以此为前行的航标，为未来的方向提供一个可视觉化的蓝本。

关于职位的分配过程


基于自己曾从事过策划的工作，团队组建之初，我的职责是负责策划宣传。事实上，筹备前期，这项工作并没有占据多少比重，因为这部创作没有考虑它的商业运作前景。后来，由于摄影师因个人原因而中途退出，而后也没有合适的其他人选，不得已，摄影专业出身的制片人朱云要分身出来兼任摄影师。考虑摄影师的工作任务比较重，经过商讨，由我任职执行制片，负责制片的日常管理工作。我的第一反映是，这个角色是个管家婆，需要事无巨细都得过问，而我又是那种散漫之人，有些头麻，但工作就是使命，不由得你推卸。为了尽早开展工作，我连夜补习了有关执行制片的工作职责内容，并和制片之间进行了深入交流，如此，我算是临阵挂帅了。
但这并非是终局的职位分配。考虑到要有一个本地人来协调当地的社会关系来调配资源，我还得兼任外联的工作。于是，独立电影所呈现出来的自我创造性显露无遗。这于我而言，又是另外一种全新的生活经历，它从某种程序上，瓦解了现代社会分工的单一性和封闭性，充分激发了每个人内在的全部潜力，是一次自我认知的全新演绎。

出发


这是一个值得深藏内心的日子——2012年7月4日，《七月》剧组一行26人正式出发前往江西。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正值国庆，似乎也隐喻了我们的内心渴望——独立自由。缘于这种内心的向往，我在这个功利化的时代不停的探求、转身，以一种近乎戏谑的姿态来拷问自身的立命所在。
当然，在这个团队组建的过程中，我欢喜的发现，人类情结中有超乎异常的寻求群体归属的欲望。团队成员，多数为独生子女，传统大家庭中的亲情纽带已日渐式微。但这正是这种情感的缺位，才导致了现代社交太依赖于网络化的现象，呈现虚似化的特征，并没有情感的真实体验。因此，有机会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就倍感珍惜。
从杭州向西，向创作的远方前行，这注定是一次美丽的旅途。我们欢唱，雀跃，犹如凯鲁·雅克的《在路上》。一路的风光逐渐展开：浙西险峰——人文徽州——最美乡村——华夏瓷都——鄱阳大湖。

创作开始

前期策划与外联
盛夏到来，预示着《七月》的正式孕育。人马安顿完毕，我的外联策划工作也随即展开。在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下，尤其是小县城，办点事情或多或少都得依赖政府的关系网络，都得从这个口径入手。
按照预算，剧组运营资金还有一个不小的缺口，还需向社会募集赞助。在当地电视台一同学的指点下，我们罗列了较为可行的募捐对象，并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当天通过都昌新闻网发布了一则新闻通稿，展开了相关社会宣传报道。接着，从导演及其他同学朋友等处联络当地政府有关单位，以寻求协助和支持。同时，策划举办开机仪式。

经过努力，我们联系到了主管副县长、文广局、电视台等政府相关部门，在一番沟通交流后，取得了一纸印有文广局红印的介绍信。我们试图从这片电影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层面去阐述寻找政府协助的必要性，但从与他们交流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作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方式——影像，它的“社会现象呈现者”的使命没有被真正认可。在当下消费文化大行其道的年代，具有探索意义的独立电影是一种另类。而在资金方面，他们并没有提供任何赞助。

社会赞助方面，我们在文广局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拜访了几家较有实力的企业，但收效甚微。作为一部独立创作，我们并未赋予该片太强的商业色彩，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所带有的广告推广价值并不强。或许，这些企业家的固有商业思维没有看到其中的商业潜力吧。而我们能宣讲的，也只有从社会责任的角度来提倡他们的赞助行为。

开机

7月10日，剧组正式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开机仪式，我们也邀请了县有关单位领导出席并致词，大致就是官方话语系统里的鼓励词之类的。在全中国，这样的情景，可谓大同小异，县电视台对此也作了一个现场报道。无论如何，这种社会动员的形式还是不可或缺。全体剧组成员行礼焚香，导演、演员代表接受电视台的采访，其中导演就创作动机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团队的运作


在整个剧组运行的过程中，不断有矛盾出现，甚至争吵。对于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维持整个剧组的良性运作，从中协调导演和各个小组间的关系，感触颇深。
举个例子：
在布置老房子内景时，粉刷墙体的工作交由美术组来统筹，导演赋予他们自由发挥的权利。
美术组的成员三人均为90后，对于剧情设定的年代1999年的社会背景，并不具有非常熟悉的印象，不太了解当时生活情景。因此，在布置内景（一幢建于80年代的二层小楼房）时，只是根据自身对于时代美学的理解来进行安排。

墙体粉刷完工以后，按照正常程序，应该交由导演来决定是否可行。但那个时期，导演和外联正在与政府进行赞助的事务，无法前往现场察看。而后，导演否定了美术组的布景工作，要求他们重新调整。而他们并没有及时服从导演的这个安排。这时矛盾产生了：美术组认为既然赋予他们自由发挥的权利，就应采纳他们的工作成果，而不是工作完成以后又来加以否认。此后，消极的情绪始终存在于这个团队里
他们表达了这样的一个想法：独立电影是一个团队共同创作的，如果在某一问题上的看法大家意见一致，导演也得尊重这个共同的决定。这样的理念，于我看来，或许是个参与认同感的问题。如果完全服从于导演的安排和调度，于他们而言，似乎并没有被得到尊重和认同。
站在我们的角度来看，非常希望各个成员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发掘各自的创作潜力，但也是希望他们明白一项准则：剧组成员有表达自己美学观点的权利，导演则具有是否采纳的权力。

关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从老房子布景的事件来看，有个权利与义务的关系问题，团队成员一直没有清晰的概念。从情感上讲，我们不希望以一种命令的方式去安排任务，但事实上，他们有时并没有充分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不能按时完成工作。所以，我们又不得不去监督或者命令他们。而这，同样也会遭遇他们的某种抵抗情绪，或许他们又重新站在一种无偿劳动者的立场来对待这些任务。这样，造成一种恶性局面，给不给他们自由，都无法使他们真正站在工作者的立场去对待自身的任务。
权利与义务是相互相承的。享有权利，但同时又必须承担义务。
发生这种情况后，我们及时组织了一场讨论会，就此进行了思想沟通，向各个小组再次强调了导演负责制的原则，同时给予他们充分提出意见的权利，每组选出一名组长，和导演间建立起一个正常的交流沟通机制。

演员问题


拍摄工作进行到第5天时，最为重要的问题出现了。演员的表演，并不能完全满足导演对人物刻画的要求。基于丰富的本土化故事情节，这则影片呈现出来的人物都需要具有色彩鲜明的群体属性。而我们选的演员则都是从大都市的环境成长出来的。他们的语言、行为、生活习俗与县城青年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女二号，也始终没有选定。
为此，剧组争论不休，并且还遭到一位女演员的强烈反对意见。她责怪导演事先的定位不清，违背了事先的承诺,强调自己为了参与剧组，搁置了许多的事情，作出了牺牲。客观上来说，导演当时并没有放弃她的想法，但她对于自身体形的把控失败了，而且不具有相应的耐心和执着。如果答应她的要求，表面上是尊重了她，实际上对于整部电影来说是不尊重的，也即对剧组其他成员是不尊重的。在个人与集团间的权衡关系上，他们并没有站在一个大局观的方向来看待。
临时再组建演员班底，似乎是个非常不可能的任务。正值雨天，导演决定休整，认真思考下一步的走向。那几天，整体剧组笼罩着一层负面的情绪，凝聚力似乎有些松散。
为了保持影片的独特风格，导演决定在本地重新选拨演员。之后，在导演朋友的周旋下，一批县城小青年陆续前来试镜。非常幸运，我们相中了一位具有非常外部特征的青年出演男二号（他本人也同样有着丰富的人生故事）,而且他还同时带来要好的几个弟兄。而男一号，则选中了制片朱云的发小（一位县城男美术教师），而女一号则选中了一位高二女生。一经商讨，导演决定推翻原来的演员班底，全部改用本地青年出演。同时，也诚恳地希望得到原定的演员的谅解。所有的工作都必须为电影本身服务。这样的理念，我们时时地在向剧组成员宣导，也希望能深入到成员的意识深处。

此后，本地演员的表现，印证了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他们的表演大体上都能准确的体现中剧中人物性格，过镜率非常高。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些青年，生活习惯比较紊乱，对其的日常管理是个大难题，还有他们自身的社会问题，也曾一度令拍摄中止。矛盾是不断出现的，我们站在大局的立场出发，最大可能地与之站在一个阵线中，尽全力解决他们现实生活中所碰到的各类问题。

也许我们的态度和创作精神，某种程序上感染了他们，在整体拍摄过程中，他们还是较为敬业的完成了所有的拍摄工作，无论是恶劣的天气，还是街头打斗，他们都服从导演的整体安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整体拍摄工作进行不到四分之一时，剧组部分工作人员对于拍摄进度的不满意以及其他各种负面情绪再次爆发。
由于天气及演员的调度问题，包括一些器材的遗漏的现象时有发生，拍摄工作不能按事先的计划进行，在总体进度上并没有如期进行。他们对此抱怨颇深，及因为一些理念的无法认同和对电影创作的客观规律的不同理解，以及他们各自的私事，剧组近10人，中途临时退出。对此，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样的结果可以说是意料之中的。虽然其中也有个人的一些恩怨情绪作怪。但有一点可以明确，他们缺乏深度的团队合作意识及坚韧性，对于拍摄过程中的困难估计不足，对独立电影的创作还没有坚定的意识力。在临别时，我也希望他们以此为契机，更加清楚地认识电影及本身，从中学会正面的营养，去充实自己。同时，我们本身也在反思，如何改进工作方式提高效率，如何协调导演与摄影之间的美学冲突。


经过此次事件，整体团队精简下来，但运作的效率却意料地反而提高了。坚持下来的成员，齐心协力，互相支持，不再计较固定的分工，通力合作，整个影片还是较为顺利地于进行，接近尾声。我们核心创作团队6人，深感这部影片过程本身的诸多戏剧性故事。其中的酸甜苦辣，唯有寄托影片的学术成就来加以纪念了。

后期故事


从加入到目前，历时二月，我自己也有种脱胎换骨的感觉。当初那么决然的态度，到底是出于一种影像情节还是对生活本身的反叛，或是对命运的某种挑战？这个答案，或许只有随着生活时光的不停前行方能有所落定。
故事还未完成。我们仍需按计划去筹备后期的剪辑工作，进行适度的推广宣传，负责小范围内的观摩行动，与美院校方进行互动式的讨论，参加各大影展……
同时，也让我看到了社会的正能量及青年人的活力，也在渐渐地影响我，令我有了正面一些问题的动力。这或许是影像更为广泛的意义。
在这个职位上，我也发现了社会动员及策划之间的某种纽带关系。它不仅是一次拍摄类的艺术创作，是对不曾远逝青葱岁月的追怀，更应该是生活前行的勇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