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与假象的游戏

纪录与假象的游戏
单万里老师寄来《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作者叫伯纳德，此书颠覆了我们对纪录片的常规观念，从叙事角度讲述了纪录片的创作技巧。该书有一个基本观点：纪录片的力量在于它是真实的，非虚构的，但无论纪录片如何追求平衡和中立，都无法回避主观性。我马上想到德国电影奇人赫尔佐格，他曾拍过许多纪录片。他的理论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把我的故事片和纪录片区别对待过。对我来说，他们都只是电影。”他从一开始就在纪录片里塞入了许多虚构的东西，有些内容完全是他自己创作的。《沉默与黑暗的世界》（Land des Schweigens und der Dunkelheit, 1971）讲述一位盲人的生活，可开场和结尾的主人公独白，居然是赫尔佐格自己设计的。“我喜欢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说故事的人，就这么简单，我并非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导演。”纪录片这片“真实主义”的处女地，早已被各种形式的虚构所“玷污”。

二

在另外一位高产导演伍迪·艾伦那里，纪录片始终是被调戏的对象。在他的茫茫作品中，有一部很少被人谈论的《变色龙》（Zelig, 1983），最早出过VCD。这部电影是“Mockumentary”这个词被发明出来前，最能代表“伪纪录片”成就的作品。我们熟悉伍迪·艾伦那种犹太式的幽默，但这部电影格外不同，它的幽默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自我精神分析式，也不是小男人面对性和政治的尴尬，影片的好笑之处在于这部一本正经的纪录片实际上是骗人的，历史上根本没有齐里格这个人，伍迪·艾伦用各种纪录片手段来证明这个人不但存在，而且还非常传奇。这部一本正经地调戏历史、嘲弄文献的电影，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文献纪录片对历史是否绝对可靠？是否值得怀疑？它完全可能是在掩人耳目的手段精心修改后，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假相。其实，伍迪·艾伦的处女作《傻瓜入狱记》（Take the Money and Run, 1969）就已经开始了“Mockumentary”。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真理部的人每天都在紧张地篡改过去的历史，人们把被篡改的历史当成了事实。另外一位篡改历史的能手是斯大林，斯大林的方式与《1984》略有不同，他不发明历史，而是篡改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最有名的例子是“卓耶夫事件”。1940年，斯大林曾与执行大清洗的前苏联秘密警察头子尼古拉·耶卓夫（Nikolai Yezhov）有一张合影，在卓耶夫被秘密处死之后，斯大林从各种文件中消除掉卓耶夫的痕迹，卓耶夫也在这张照片上消失了，仿佛这个人从未在历史中存在过。伍迪·艾伦创造了齐里格，与斯大林抹除卓耶夫，手段是一致的：修改人们深信不疑的影像，这些影像通常被认为是无法涂抹、毋庸置疑的真相。纪录片颠扑不破的真实城堡被历史事实和电影作品无情地攻陷了。 “奥威尔式修改”是增删历史记忆，而“斯大林式修改”是涂抹前端事件，最可怕的是两者的结合，人们生活在一个从经验到记忆都被大肆修正的世界。

三

一般认为约翰·格里尔逊1929年评弗拉哈迪的《摩拉湾》（Moana）时，首次用“纪录片”这个词来称呼非剧情电影。格里尔逊认为，弗拉哈迪创造了一位玻里尼西亚男孩日常生活具有的“记录价值”，并以忠于真实的方式呈现出来，既有道德诉求，美学上也颇为讲究。可但是，弗拉哈迪在这部电影中用了“彩排”方法，以达到他在道德上和叙事上的统一。按现在的标准来说，“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是当时最懂得“场面调度”的导演之一，纪录片从最初对真实就不太忠诚。

奥逊·威尔斯最早意识到这种真实游戏的力量。在他所有的人生传奇中，有一则最为著名，就是因播出伪造的直播节目《世界大战》（The War of the Worlds）而引发社会动荡。那发生在1938年，人们对广播深信不疑，威尔斯对这种“信任”开个一个后果严重的玩笑。1964年，红极一时的披头士乐队即将举行演唱会前，英国导演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拍摄了《一夜狂欢》（A Hard Day’s Night, 1964）。影片讲述披头士乐队在演出前几天试图摆脱明星生活的故事，这部“类纪录片”非常成功，其内容是虚构的，是英国编剧阿伦·欧文（Alun Owen）在与披头士乐队成员谈话之后，给他们量身创作的“仿纪录片”。但是，这种手段开始被复制，唱片公司制作的明星生活、演出筹备、生活花絮、彩排和后台片段的纪录电影纷纷出现，我们还能相信那些纪录片中的明星吗？2009年，台湾导演钮成泽在《情非得以之生存之道》中，一边骂着脏话，一边声称要拍一部“伪纪录片”，其实，影片正是他自导自演的“伪纪录片”，他把私生活的种种传闻变成捉弄观众的素材，真真假假，以假乱真，拍成了这部“伪纪录片”，影片让人感动的地方是他的坦诚和真实，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感动可能来自伪造的故事。

四

1960年代，超8摄影机和16毫米摄影机逐渐普及，与西方人度假旅行的风潮相结合，出现了最早的私人拍摄的“第一人称纪录片”。同时，电视台开始制作一些风光和探险纪录片，以及几乎同时出现的“真实电影”（cinéma-vérité）等人类学纪录片。这些纪录影像带给观众全新的真实体验和新奇感，但是这种“真实幻觉”很快被利用，出现了引起轩然大波的“残酷纪录片”。

“残酷纪录片”（Mondo Film） 是指1960年代出现的专门制作了猎奇题材、异国风情的“伪纪录片”，这个类型完全颠覆了风光和探险纪录片的影像真实，开山之作是1962年参展戛纳电影节的《世界残酷秘史》（Mondo cane，1962），影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随即引发一系列质量参差不齐的各种“残酷纪录片”出现。从1962年到1980年代，各种“残酷纪录片”以暴力、虐杀、巫术和裸体等种种耸人听闻的题材展现在人们面前，所以也称作“震惊纪录片”（shockumentary），这些纪录片曾经在1980年代中国的录像厅放映过，最著名的就是所谓“世界残酷写真”系列。纪录片理论家比尔·尼科尔斯（Bill Nichols）把这种纪录片比喻为“折磨旅行伴侣的好奇心小酒馆”，是最典型的“伪纪录片”（pseudo-documentary）。

五

“残酷纪录片”出现后，一种“食人族电影”（Cannibal film）于1970年代兴起于意大利。这是一种专门拍摄所谓“食人族”题材的电影。表面上看，它属于“血腥电影”（gore movie）和“意式恐怖片”（italien horror film）的杂交类型，通常也被认为是“剥削电影”的子类型，但“食人族电影”与剥削电影的最大区别是它的“伪纪录片”色彩。 第一部“食人族电影”可能是《河流深处的人》（Il paese del sesso selvaggio, 1972），导演是翁贝托·伦齐（Umberto Lenzi），影响不大。真正有影响的是1977年意大利导演鲁杰罗·德奥达托（Ruggero Deodato）的《最后的食人族世界》（Ultimo mondo cannibale, 1977），让许多制片人对这个类型发生了兴趣。一位德国制片人找到德奥达托，打算投资拍一部“食人族电影”。于是，德奥达托找到制片人弗兰克·帕拉吉（Francesco Palaggi），飞往哥伦比亚，寻找合适的外景地。他们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机场遇到了一位哥伦比亚纪录片导演，在他的建议下，两个人去了哥伦比亚的小城Leticia，并决定把那里作为主外景地。他们也考虑了其他外景地，比如意大利导演吉洛·蓬泰科尔沃（Gillo Pontecorvo）拍摄《奎马达政变》（Queimada, 1969）的中美洲城市，但那里没有足够多的原始森林。 这部电影就是《食人族大屠杀》（Cannibal Holocaust, 1980），影片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讲述一位教授人去亚马逊森林寻找失踪的美国记者，后半段是他找到的失踪美国记者携带的16毫米摄影机拍摄的纪录片内容，以及他们用录音机录制的探险日记。影片从1979年6月4日开拍，拍摄不断被打断，因为当地恶劣的条件给拍摄带来了巨大困难，高温，经常突降暴雨，让拍摄陷入了灾难般的困境，一再推迟。在当地拍摄的影片第二部分，即四位美国记者在亚马逊森林中的探险，他们是三男一女，带着摄影机、录音机和猎枪，不但虐杀野生动物，而且强暴土著女人，并烧毁了土著人的茅屋，结果遭到了食人族的野蛮报复。德奥达托决定用肩扛16毫米摄影机进行拍摄，一方面给人以亲临现场的真实感，一方面35毫米机器不适合当地恶劣的拍摄条件。这个段落是影片的核心内容，主人公带着摄影机深入亚马逊丛林和食人族部落，记录了自然风光和食人族文化，也纪录了他们最终被食人族报复的恐怖画面：他们被阉割、剥皮、分尸、女记者被强奸，最后死在了自己的摄影机前。

影片在意大利公映后引起了巨大的风波，很多观众认为导演为了拍摄这部电影，真的把四个美国人残忍地杀害了。示威者来到导演家门前抗议，随后有人指控导演犯有谋杀罪，德奥达托被要求拿出证据，证明影片中的演员还活活着。无奈之下，德奥达托带着几位主演在电视台亮相，证明没有人在这部电影拍摄中死去，影片中的暴力戏都是通过道具和特殊技术伪造的。 尽管如此，影片因逼真的暴力场面无法上映，影片在六十多个国家遭到禁映， 意大利的公映版本是删减版，世界上唯独公映过这部电影完整版本的国家是法国，被定级为十八岁以下禁止观看，而且是在影片拍摄完成30年后。 《食人族大屠杀》之所以充满风波，因为它既非单纯的虚构，亦非直接的纪录，而是把“伪纪录片”放在剧情片中，这种“真伪混搭”创造出惊人的真实效果。这部被指控充满暴力、虐杀、裸体的“滥片”，开辟了两个电影方向：一方面，作为“恐怖片”、“残酷纪录片”与“剥削电影”的产物，奠定了“食人族剥削电影”（cannibal exploitation film）的基本模式，之后的食人族电影基本上都在效仿这部电影的情节，西方人进入原始森林探险，由于他们的无知和野蛮，触犯了土著禁忌，最后遭到残酷报复；另一方面，影片最早有意识地运用了“伪纪录片”作为素材，开辟了“亲历式恐怖片”先河。今天，DV和数码摄像机的普及让这种电影复兴起来，于是有了《女巫布莱尔》和《死亡录像》等等作品。

2007年，艾利·罗斯（Eli Roth）特地找来导演德奥达托，在《人皮客栈II》中做了一次客串演出。